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研究

摘 要：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机遇，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3—2019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是实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且对产业数字化绿色发展的贡献作用更大；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助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加快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构建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实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加快构建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关键词：绿色金融；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贸易摩擦及人民币汇率失衡对我国进出口行业影响的异质性研究”（19XJY017）。

［中图分类号］ F832.7；F062.9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07-0035-016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07.003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数字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2022年《“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持续推进数据中心绿色化建设，不断提升数字中心清洁能源利用率。数字经济发展助推了我国经济的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环境改善效应［1-2］；同时，数字经济规模扩张也对高能耗形成较大的路径依赖。据国网能源研究院数据及预测，2022年我国数据中心耗电量突破2 000亿千瓦时，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将突破4 000亿千瓦时，约占全国总耗电量的3.7%。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扩大，对所需稀有金属开采、电子废弃物与碳排放等将带来更严重的环境问题［3］。数字经济发展如何摆脱高能耗的路径依赖，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是高质量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金融体系，健全资源配置体系，为促进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指引［4］。作为实现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一种金融手段，绿色金融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现有研究已证实，绿色金融可通过资金形成、资金导向和资金催化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5］。绿色金融在引导绿色资金流向清洁产业的同时，限制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融资，通过鼓励环保产业发展、制约高污染行业发展［6］，有效缓解“两高”行业对地区产业转型的阻力［7］。因此，研究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据已有研究，绿色金融能够助推绿色发展［8］。绿色金融政策可以引导资本要素流向节能环保产业，通过激励清洁产业发展、限制高污染企业发展，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9］，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10］。本文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角度分析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11］。

（一）绿色金融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

从绿色金融的基本属性来看，绿色金融在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方面具有投资导向、资本集聚、信息传递、激励约束四大功能［12-13］。从投资导向层面来看，绿色金融政策对高污染企业具有融资惩罚效应，引导绿色资金从高污染产业流入节能环保产业，实现绿色金融“抑污促绿”的资金导向功能［14］。从资本集聚功能来看，绿色金融作为由传统金融演化而来的新兴金融模式，可以通过传统金融工具创新，有效解决绿色项目资金供需匹配问题，为地区经济绿色转型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15］。从信息传递功能来看，依据有效市场假说理论，产品相关信息蕴含在证券市场的成交价格中。在日趋严格的信息披露背景下，绿色环保产业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绿色金融通过证券市场成交价格向公众传递鼓励绿色发展的政策信号，进而推动绿色发展［16］。从激励机制来看，生态资源属于公共资源，而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往往不够重视环境负外部性及由此导致的市场失灵，但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引导绿色资金撤离高污染产业，并激励企业将资本投入改善环境和降低碳排放的项目，实现绿色发展。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呈指数级增长，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无疑会对经济与环境产生一定影响。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高能耗与高污染产业，须深入推进绿色发展理念，加快绿色发展进程［17］。绿色金融已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是能有效管理环境风险、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服务，绿色金融产品能够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绿色产业［18］。可通过绿色金融政策倒逼数字经济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积极引进绿色技术，大力推进核心技术迭代升级、降低能耗，助力数字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基于此，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19］，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1：绿色金融显著正向作用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

（二）绿色金融促进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间资产配置、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趋向协调平衡的动态过程［20］。在绿色金融市场高效的调节机制下，企业会不断调整与优化生产过程，有利于资本、劳动、技术等资源要素实现合理配置。在我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背景下，政府为追求绿色经济效益出台了各种绿色金融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将更多的金融资源投放到绿色、环保、清洁能源产业［21］。使得大量金融资源汇集于绿色产业，加上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最终实现绿色资金合理配置，这也有利于其他社会资源高效分配，促进产业协调发展［22］。因此，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并且绿色金融能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功能集聚作用［22］，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降低资源消耗，进而促进数字经济绿色发展。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低级结构，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高级结构调整和转变的过程［23］。金融资源能够支配其他生产要素，而绿色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区别在于前者更注重资源配置的绿色性。绿色金融能为企业提供差异化融资［24］，金融机构需要合理把控各申请单位的信贷门槛，严格评估企业的环境风险与信贷条件。对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实行惩罚性高利率政策，降低贷款金额，缩短贷款期限，控制其发展规模，增加“两高”企业绿色化转型的积极性［25］。反之，对绿色环保企业实行信贷低利率政策，放宽额度限制，延长贷款期限，引导绿色资金支持环保、清洁能源等绿色项目。绿色金融通过发挥激励约束功能促使绿色资金向知识、高新技术密集型等绿色产业倾斜［26］，增加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所需资金，使得污染密集型的第二产业被淘汰，企业发展重心转向以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产业结构逐渐趋于高级化［27］，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供需最优配置，不断提高社会生产率与资源利用率，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在技术的推动下，生产要素从高耗能产业链环节不断进入低耗能产业链环节，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红利”促使经济与资源协调发展，绿色经济效益得到有效提升［28］。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2：绿色金融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而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

H3：绿色金融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

（三）绿色金融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

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耦合协调关系，即产业结构优化也能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金融提出了更高要求，金融机构需要在产品种类以及服务能力等方面不断完善以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金融机构在创新金融工具与提升服务能力的过程中，促进了绿色金融发展［29］。因此，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得到强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强调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与产业投入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30］。从资源配置角度看，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目的是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共生，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取决于资源配置是否倾向于绿色环保产业以及供需结构是否平衡。现阶段我国生产要素的流动主要体现为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研发绿色创新技术，使得要素资源得到高效合理利用［31］，因此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了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从投产结构角度看，产业结构合理化能够优化产业内资源要素投入结构［32］，推动各产业间协调发展并减少要素错配（如技能劳动与资本失衡），增强不同资源要素对产业内外部环境变化和扰动的适应性［33］，减少资源消耗并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同时，基于要素禀赋变化的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通过不断优化产业间比例关系，有利于增强产业投入与产出结构的协调耦合程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绿色发展［34］。因此，随着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绿色金融能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途径强化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

产业结构合理化可能不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这是由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不断增大，资源分配不合理将导致负向效应［35］，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降低将会弱化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此外，一定资源条件下，若一味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追求资源要素在产业间实现均衡配置，各地区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就会降低，容易造成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盲目扩张，不利于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最终弱化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36］。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H4：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呈“倒U型”关系。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研究了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整体影响效应；二是把绿色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纳入同一框架，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金融和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中介效应，厘清了三者间的逻辑关系；三是构建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非线性影响。

二、研究设计

由理论分析可知，绿色金融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生影响，且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因此，本文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槛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

（一）变量定义与测算

1.被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绿色发展（DEG），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提出将数字经济分为“两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者体现了数字经济的结构与发展内容。数字产业化是基于数字化技术衍生出来的产业，产业数字化是运用信息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借鉴薛洁等的做法，从数字产业化绿色发展和产业数字化绿色发展两个视角，采用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绿色发展［37］，DFG数值越大表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越好。

2.核心解释变量

绿色金融（GF），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区金融部门对当地清洁产业的支持力度。参考现有文献，本文将绿色金融指标体系划分为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保险和政府支持四个部分［38］，其中，绿色信贷用逆向指标高耗能工业产业利息支出占工业利息总支出的比重来表示，绿色投资用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绿色保险用农业保费收入与农业产值的比值来表示，政府支持用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表示。

3.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SR），现有文献主要从高级化与合理化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标［39］。产业结构高级化体现的是外在数量上的结构转变，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内在质量上的结构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表现为各产业间关联程度的加深和协同合作能力的增强，它不仅反映了产业间的有机联系程度，也反映了资源在产业间的合理分配程度［40］。本文借鉴干春晖等的做法［41］，基于泰尔指数对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进行估测，其表达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