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斗争精神及其时代赓续

作者简介：代金平，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哲学博士，《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重庆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覃杨杨，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 要：《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形成的标志性著作，亦是新时代斗争精神的理论源头。与旧哲学和各种错误思潮的理论斗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与构建新文化分别构筑了《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出场的理论语境、实践语境和文化语境。《共产党宣言》系统性地阐发了斗争精神的内在逻辑，即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实践主体，一切人自由发展的价值旨归。多维审思《共产党宣言》蕴藏的斗争精神对当前把握新时代斗争精神有着深刻的现实启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把握斗争精神时代内涵；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昂扬奋斗姿态，提振斗争精神主体动力；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稳固斗争精神人民立场。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精神力量；新时代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重大专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2023ZD01）。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12-0005-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12.001

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合围下，出现“精神饥荒与生命意义缺失”［1］等现象，这等精神危机已然成了悬置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何为纾解现代社会精神危机提供团结奋斗、凝心聚力的精神范式，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立足经典文本挖掘“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2］。《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3］，历时175年仍焕发着深邃的斗争精神光芒。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列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宣示了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夺取胜利的思想号令与精神要求。因此，深入赜研《共产党宣言》蕴藏的斗争精神，事关新时代斗争精神的源头追溯与学理阐释，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研究回顾与探索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共产党宣言》内蕴的斗争精神给予了积极关注，当前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视角。第一，将斗争精神作为《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子视域展开研究。有学者认为斗争精神是《共产党宣言》所蕴含的“五大精神”之一，与其他精神共同体现出《共产党宣言》精神的精髓［5］。有学者指出，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三大精神贯穿着整部著作［6］。发扬斗争精神是新时代《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所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7］。第二，将斗争精神嵌套于《共产党宣言》某一具体精神视域之下进行阐释。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宣言》的自我革命精神中蕴含着敢于斗争的坚强意志，在新时代要“秉承敢于斗争精神，推进伟大社会革命”［8］。有学者以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为分析框架，认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内涵就对应着斗争精神［9］。第三，在对《共产党宣言》斗争思想的研究中阐发斗争精神。有学者立足于《共产党宣言》中不同斗争领域不同斗争方式的思想，提出要始终保持斗争精神，为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而不懈奋斗［10］。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思想对强化新时代斗争精神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11］。整体上看，现有研究主要侧重对《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进行“片段式”研究，而缺乏将斗争精神作为主要视角进行整体性探索。

鉴于目前学界研究的不足，本文立足《共产党宣言》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首先从理论、实践、文化三维视角阐释斗争精神的出场语境；其次，结合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论要点剖析斗争精神的内在逻辑；最后，提出赓续《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要基于新的历史方位，阐发时代意蕴、提振主体动力、稳固人民立场，以期对丰富和发展新时代斗争精神内在意蕴有所裨益。

二、《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的出场语境

斗争作为一种生存状态，在《共产党宣言》语境中何以成为一种精神性存在，需要回溯到斗争精神的出场语境中寻根觅源。与旧哲学和各种错误思潮的理论斗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与构建新文化共同构筑了《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的出场语境。

（一）理论语境：在与旧哲学和各种错误思潮的理论斗争中产生

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理论气质，它在同旧哲学、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并积淀成为一种精神内嵌于《共产党宣言》之中。对旧哲学彻底性颠覆的宏观视野，以及对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展开理论斗争的微观视野，共同架构了《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出场的理论语境。

第一，《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肇始于对旧哲学的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问世的标志，《共产党宣言》的横空出世本身即是对以黑格尔哲学为集大成者的近代形而上学的公开宣战与根本革命，这在哲学向度上孕育了斗争精神。正如列宁认为，这本巨著“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12］，这一“新世界观”就是唯物史观，即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概括的：“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3］380这一论述基础性地浓缩了唯物史观的思想精粹，强调了任何思想和逻辑之力量都无法僭越和脱离社会历史存在，突破了以往哲学仅仅依靠理性和自我意识与残酷专制的现实相抗衡的误区。不仅如此，《共产党宣言》还在现实运作维度克服了旧哲学运思方式的束缚，实现了对旧哲学的彻底瓦解、颠覆。《共产党宣言》与国际工人革命斗争的深度结合实现了理论与生活之间的“当下性”建构，整个改变了哲学的视域，改变了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在这一意义上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王国”的彻底斗争。故此，《共产党宣言》的斗争精神在与旧哲学斗争的视野中逐步生成。

第二，《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萌发于对错误思潮的回应性斗争和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内省式革新。面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的种种污蔑和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用54个自然段的篇幅给予犀利的驳斥与反击，揭露了资产阶级关于财产、自由、教育、法等观念皆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产物的事实，并坦言要以彻底的斗争精神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以及相应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面对19世纪40年代流行于欧洲的三类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共产党宣言》犀利地批判它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够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更看不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同时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的共同本质，尤其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质。不仅如此，《共产党宣言》的斗争精神还来源于对自身理论的不断更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3］376《共产党宣言》结合时代发展和各国特殊国情前后共添加了七篇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自我反思、自我扬弃，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这种超越自我、革故鼎新、刀刃向内的理论品格，促使《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悄然酝酿形成。

（二）实践语境：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确立

斗争精神是“实践形态的斗争在主观形式上的能动反映”［14］。《共产党宣言》的斗争精神并非搭建于主观意识之上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是在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无产阶级打破资本主义枷锁的尖锐斗争中迸发出来的“精气神”。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艰苦斗争便构成了《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出场的实践语境。

第一，《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根植于无产阶级长期曲折的斗争实践。无产阶级抵达理想彼岸的斗争实践从来不是一朝一夕，也并非一路坦途。从斗争的长期性来看，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而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衍生的产物，“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13］408。无产阶级历经了由不成熟发展到成熟的斗争实践，斗争队伍从最初单个工人与资本家冲突，发展为建立“经常性的团体”的全国性斗争，最后汇合成阶级斗争；斗争范围也由原来的经济领域扩展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斗争意识也从自发转向自觉。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中不断成长和发展，激发斗争情感、磨砺斗争意志、凝聚斗争力量，催生了至死不渝的斗争精神。从斗争的曲折性来看，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始终在资产阶级的打压下艰难行进，历经坎坷、蜿蜒曲折。为了对共产主义展开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13］399。1848年2月在伦敦付印后，《共产党宣言》直接指导了同年的欧洲大革命，而革命的失败导致部分工人阶级被迫“采取资产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13］382。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曲折且迂回的革命斗争形势，《共产党宣言》以科学的理论和无畏的精神力量激励无产阶级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培塑了驱散阴霾、重振士气的斗争精神。

第二，《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奠基于对斗争经验的凝练和总结。任何一种精神的形成并非机械地、不假思索地发轫于实践，还必须经过理性思维的提炼与深化。《共产党宣言》是在总结三大工人运动等阶级斗争经验基础上撰成的，而后七篇序言也是建立在新的斗争经验基础上补充写作的。譬如，在《共产党宣言》正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用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而确立自己领导权的思想，但尚未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概念。而1872年德文版序言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13］377，真正的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是要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重新建立起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这正是对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正反经验的深刻总结。不仅如此，基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现实，马克思、恩格斯于欧洲革命后，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一系列光辉论著中，进一步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不断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等思想。在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是在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中熔铸了不竭的斗争精神，并将其以理论形态凝结于《共产党宣言》及其序言之中，继而又进一步指导斗争实践蓬勃向前。

（三）文化语境：在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与构建新文化中形成

“文化承载精神，精神体现文化。”［15］《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的形成有着自身既定的文化理路。《共产党宣言》不仅以科学理论指导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还包括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推翻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新文化样式的构建，在“破”与“立”的统一中建构了《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的文化语境。

第一，《共产党宣言》斗争精神生成于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资本主义文化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和维护自身统治的过程中提出的符合自身利益和要求的文化体系”［16］。《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自己的面貌”这一概念描述资本主义文化，即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意味着，它将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资产阶级利益为圭臬，以舍弃工人阶级利益为代价。在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中，资本的利己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13］403，资本的扩张性驱使资本主义强行将自己的文化灌输为一切国家和民族需要共同遵循的精神准则。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所及之处，资本主义的精神文化也紧随而至。诚然，资本主义文化本身就建构于对封建文化的推翻和否定之上，破除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人对上帝和天国的幻想。“人们的生命爱欲不再是为了神的荣耀、祈求彼岸世界的幸福，转而朝向一种此岸生活的自我肯定”［17］，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气质激发了人类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个人意识的觉醒，是值得肯定的。尽管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资本主义文化中依然充斥着压迫、剥削、奴役和蔑视，它将过去多样性的精神文化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的文化商品，逐渐由启蒙精神、理想主义走向贪婪庸俗。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资本主义新生的文化理念不仅不再为这个社会提供动力来源，而且还解构社会［18］，最终导致的是世界文化的衰退乃至自我瓦解。《共产党宣言》尽情批判了资本主义物欲主义的文化模式，亦在批判和揭露中孕育了斗争精神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