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

摘 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及“贵和慎兵”等崇尚和平、追求和谐的和合理念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这一强大和平基因贯穿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之中，是我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在新时代，中华民族礼之用、和为贵的性格底色和情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融合文明观以及崇道尚义、贵和慎兵的科学战争观等和平基因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进“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新理念的提出，是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在新时代语境中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理念;和平基因;和平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微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调控研究”（21BKS016）。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2-0091-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2.007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1]，我国在国际社会上也逐步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与此同时，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震荡，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世界进入新的动荡调整期，我国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担心我国建立自己的世界秩序并摧毁美国的世界秩序，因而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中国崛起‘见顶’”论等，不断指责、攻击和妖魔化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我国正常的国际交往和现代化发展。事实上，其他国家对我国能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疑惑是缘于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以和为贵的性格情怀、和而不同的融合文明观、贵和慎战的科学战争观等等。中华民族的这些和平基因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早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就已确立和奠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学习和发展弘扬。可以说，中华民族对和平、友爱的追求是贯穿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之中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强调：“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2]可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华民族小到个人修养、社会交际，大到民族性情、国家外交，都深刻体现着其对和平的渴求与坚守。

一、礼之用、和为贵的性格底色和情怀

自古以来，“和”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的一种和谐状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引导着中华儿女从自我和外我两个层面来努力达到稳定、和谐的思想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人自身性格和道德修养的重视，以“和”为贵也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性格底色和典型情怀。

一个人的性情和修养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稳重的特性决定了中华儿女极为注重言行举止得体，尤其是强调个人对自我欲望的克制以及对自我内心的审视和反省。中国人向来注重与他人保持和谐的往来关系，懂得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中国人性情的稳重、随和，源自中国文化追求阴阳调和、崇尚中庸之理。对于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49，坚持要做到天人合一，“自然”是一切的根源，始终秉持尊重和学习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基本依准。对于个人的身心修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导个人要“三省吾身”，多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而不是责难他人，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4]269-270的和谐状态。在这些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极为重视“和”的理念。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礼之用，和为贵。”[4]7儒家主张通过遵守礼法达到个人内心自我的和谐状态以及与外界交往的友好关系，而追求中庸之道就能够实现这种和谐。所谓中庸，朱熹认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5]坚持中庸思想，就要使自己的心理和日常行为都要适度有序，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212。做到克制自己的欲望，反对极端和偏激，借此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融洽。而对于当代的中国而言，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理念，就体现在准确把握和坚持和平发展的这条大道，在与他国的各方面交往中坚持“无过不及”，维护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利益诉求。

由此可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内涵之一的重“和”倡中思想对中华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塑造产生了重大积极作用。“这种思想既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又迎合了宗法社会的伦理情感需要，从而成为民族情感心理的共同原则”[6]，在这种心理原则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和为贵、谦虚温和、尊重差异的民族性格。在面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时，中华民族坚持和而不同的交往理念。一方面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和其他国家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注重独立自主的原则，既尊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又坚守自己的特点。

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和”的重视直接培养了中华儿女宽和的品德。“中国的文化基因强调天下大同，国家仁德，社会和谐，历来主张家和万事兴，国家、个人之间都应该寻求合作共赢，兼爱非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7]中国人遇到矛盾时，倾向于通过交谈的方式，完整地向对方表述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而不是蛮横地用武力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展示自己的高高在上。我国自古以来就极为注重与其他国家的邦交往来，即使春秋战国这段战火纷飞的时期，各诸侯国仍会在外交事务上寻求公理的支撑，甚至发动战争也必须要“师出有名”，使战争有理有据，否则即使战争取得胜利也只是不义之师而被人们所不齿。可见，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内敛性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和民族所具备的明显的外向性，它决定了中华民族懂得收敛锋芒、和善待人的性格特性，而这种遵循公理、追求和平的民族特征也决定了我国必然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必然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一言以蔽之，“有着5 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8]。在这5 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在漫长的王朝更迭和繁杂的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利己利他、推己及人的民族传统;而由此凝结形成的“和合”理念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准则，直到今天也在时刻告诫着中国人“和平”的可贵。

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融合文明观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9]1面对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不同文明形态，中华民族历来坚守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融合文明观，这种融合文明观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和合理念。

一个国家的文明观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好战的国家必然会妄图对外扩张、不断挑起战争，最终也将在无尽的战争中毁灭;而讲信修睦、乐于交往的国家则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互相尊重、互相借鉴。对于中华文明而言，其顽强的生命力根源于中华民族能够坚守和而不同的理念，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能够在不同之中寻求和谐，实现美美与共的境界。因而，只有充分理解和弘扬尊重文明差异性、诚待他国文明的中华文明，才能准确把握我国未来和平发展的核心架构。

“多极化是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催化剂，这是以相互尊重、接受差异为前提的。”[10]一种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关键，就在于其文化内涵的丰富多彩。纵观人类发展史，开端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等都随着国家的衰落而灭亡，沉寂在历史的沙漠中，只有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我国有着“广袤富饶的平原，碧波荡漾的水乡，辽阔壮美的草原，浩瀚无垠的沙漠，奔腾不息的江海，巍峨挺拔的山脉”[11]466，这些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了我国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地区文明，而正是我国这种与生俱来的文明差异赋予了中华民族尊重差异、乐于交流的融合文明观。不同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是植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之上的，中华文明蕴含的和平基因也自然是我国发展的底色和基调。西方国家对我国提出的和平发展理念存在误会和疑虑也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没有真正懂得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譬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出使各国时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无非只是认为我国会走美国或者日本崛起的老路，认为我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进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必然会利用和牺牲他国的利益实现我国的崛起。这种言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融合文明观。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的持久性、包容性、开放性都是美国或日本这些国家不具备的。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成中英教授认为，不论是消失破灭的还是强盛发达的，人类文明都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别：一种是西方的“冲突”文明;另一种则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融合”文明。西方“冲突”属性的文明具有强力的对抗意识，这种文明往往通过入侵和掠夺其他文明的发展资源以实现其发展，“是以权利和意志为动力、以宰制驾驭为目标”[12]的对抗性文明，这种利用文明侵略和殖民的国家在历史上也有很多。以日本为例，以明治维新为历史分割点进行区分的日本，其发展政策、外交思想乃至民族文化都存在天壤之别。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文明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在学习借鉴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的过程中，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和合理念;而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国家政策到国民思想都进行了深刻的西化改革，在这之后日本文明就从基于中华文化的尚和文明形态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此同时，日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既无本土市场，又无可用资源，这就导致了日本对外殖民扩张行为的必然性，甚至较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甚。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就属于这种完全不同于中华文明的排斥性外延文明形态。

作为“融合”文明的代表，中华文明“是以德行意志为纪律、以融合为目标”[12]的尚和文明。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向外扩张和暴力征服，既没有主动与其他文明发生战争冲突，也乐于接纳各种不同的外来文明，并坚持与其交流互鉴，实现非武力途径的和平发展。在先秦时期，各种学术思想相继涌现、众多学说竞相争鸣，史称为“诸子百家”。正是在这一时期，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相互辩论、相互交流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对待不同思想、不同文明时宽和包容、以礼相待的融合文明底色。而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华民族也历来乐于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友好交流和学习。在西汉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就以官方的名义出使西域，打通了联系我国和西亚、欧洲的丝绸之路，实现了我国同其他国家在商贸、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的友好往来。尤其是东汉汉明帝刘庄派使者前往西域求得佛经、佛法，让中华文明与古印度的佛教文化实现了历史性的“会面”，使两种不同的文明实现了共同的发展。在明代永乐二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受皇帝指派率领船队远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友好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作为和平使者的外交和外贸方式，与西方殖民者靠暴虐的扩张模板形成了鲜明的反比”[13]，中华民族通过海陆丝绸之路为沿线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和平邦交、商贸往来、文化交流，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通过新航路给沿线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战火、殖民和奴役。可见，“在文化交往过程中，交往主体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没有谁主谁次、谁优谁劣、谁先进谁落后之分”[14]，遵循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融合文明观的中华民族对不同民族的文化有着强大的包容性，必将在以后的进程中继续实现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同发展。

中华文明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融合文明观，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与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不同文明和谐相处，还体现在本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尊重包容上。自古以来，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地区，实行不同的行政制度，因地制宜，顺应当地民众的传统文化、信仰和习俗来进行统治”[15]。“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16]中华文明宛如“泰山”“河海”的伟大胸襟成就我国如今56个民族共同构建的多姿多彩的辉煌历史。这也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倡导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存，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的差异性、平等性，而那些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中国崛起‘见顶’”论等的国家在本质上就是不愿摒弃他们所谓的民族优越感和文明优劣论，不愿其他民族和他们平等地站在同一高度的国际平台上交流和发展。在现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国际环境中，中华民族始终坚持“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17]333，推动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