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抚幼双重负担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摘 要：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通过建立世代交叠模型，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分析了养老、抚幼双重负担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负担和子女抚养负担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均有挤出效应;相较而言，子女抚养负担大于养老负担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负向影响;家庭收入在养老负担、抚幼负担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机制中起中介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优化建议。

关键词：养老负担;抚幼负担;中介效应;人力资本投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老年人非正式长期照护多主体合作发展路径研究”（18BSH170）;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专项“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社区应急动员机制研究”（21CCXJ08）。

[中图分类号] C939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3-0056-01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3.004

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我国经济转型的一个趋势，而人力资本的不断优化和持续输出则是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的关键因素。这之中，家庭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基础决策单元，其人力资本投资的重心及偏好直接关系到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的供给质量，并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优化将是“十四五”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术议题。与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剧烈变化。一方面，老龄化快速发展，深度老龄化初现，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等发展阶段相比，我国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人口老龄化甚至是高龄化已现雏形，加之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养老需求更加多元化，养老负担持续加重;另一方面，出于“人口红利”和新生人口减少的风险考虑，我国逐渐放开了计划生育政策，“全面二孩”时代来临，子代的抚育也成为家庭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这要求作为家庭决策者的中青年一代，既要履行对父辈的赡养义务，又要承担子代的养育职责。这势必导致中青年决策者在家庭总预算约束下，对父母养老支出和子女教育投资进行动态调整以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基于此，本文以养老负担和抚幼负担的微观视角为切入点，选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养老、抚幼双重负担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学界有关养老、抚幼负担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颇多，主要议题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目前关于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尚未形成共识。一部分学者认为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有积极影响，即老龄化会促进人力资本投资。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田永坡等认为“统账结合”模式中个人账户比例增加将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延长劳动力停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推迟劳动力的退出时间[1]。王云多通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分配的影响得出，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时间的增加和劳动供给的减少，进而引发社会生产能力的下降，增加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2]。刘成坤等认为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部分年轻群体为了在退休后获得更多收入回报，会更加主动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及生活成本的增加，使得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关注度实现由量到质的飞跃，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让子女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3]。杨李唯君等研究得出由于高等教育扩张， 延迟退休年龄所增加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将普遍较高，这一点在女性群体中体现得更为显著[4]。陈纪平研究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年轻化之后，随之出现持续老龄化现象，这种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会促进家庭增加子女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积累水平[5]。

然而，部分学者认为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有消极影响。李超通过研究得出，老龄化显著降低了我国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并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概率和规模都有显著负效应，此外，由于区域经济状况的异质性，老龄化对我国中西部家庭的影响明显大于东部家庭，对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负效应大于中等收入家庭[6]。乌仁格日乐认为人口老龄化将促使父代减少对子代的教育投资，原因在于家庭中即将面临老龄危机的成员通过减少对子代的教育支出以求在自己老年时期获得更多的家庭内部转移支付，以实现终身效用的最大化[7]。张秀武等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以及老龄化态势的加剧，养老负担占用的健康支出以及抚养子女占用的教育支出，导致家庭人均健康支出和教育支出下降[8]。

还有学者就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持中立态度。刘文等通过对中日韩三国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三国的拟合图形呈现“倒U型”，即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先正后负，转折的临界点在10%左右;当跨过临界点后，随着老龄化水平的不断加深，人力资本投资减少的速度将加快，当老龄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老龄化水平每提高1%，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就会减少1%[9]。瞿凌云研究得出，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人口老龄化初期出于未来将有更好的养老保障的考虑，家庭教育投资率会增加，而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一定阶段后， 会增加成年人的养老负担， 且继承的遗产也会减少， 导致当期收入降低，子女教育投资率下降[10]。

（二）家庭抚幼负担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有关家庭抚幼负担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分析，最早以贝克提出的“质量—数量”理论为代表。贝克认为在资源有限以及外部借债困难的假设下，家庭以实现最大效用为决策前提，对子女数量和子女人均教育支出进行决策，家庭子女数量与人均教育支出呈负相关关系[11]。持相同观点的徐达实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生育成本的增速高于教育价格的增速，家庭会逐步降低生育率，加大对孩子的教育投入[12]。周绍东研究发现，生育率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之间存在逆向关系及区域异质性，尽管城市增加子女数量的机会成本较高，但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性质又使得城市家庭面临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率水平;在农村，经济收入有限性使得家庭培养高素质的孩子十分困难，父母时间价值的低效性也一定程度降低了子女数量增加的机会成本[13]。李宜航认为，子女抚养负担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明显挤出效应，并且地域异质性明显，子女抚养负担不仅对农村家庭的挤出作用显著，对西部地区和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有更显著的负面影响[14]。

总体而论，关于养老、抚养负担对家庭人力资本影响的既有研究，其热度呈上升趋势，但尚未得出一致性结论，原因在于：首先，人力资本投资概念界定不清晰;其次，不同学者所选研究视角相差较大;再次，不同研究者选取的理论模型、统计方法、因变量和自变量等各异，由此得到的分析结果难免有所不同。据此，本文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拓展：第一，运用Stata统计分析工具从个体特征、经济状况等维度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最新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保证数据的时效性和代表性;第二，以往有关研究仅局限于养老、抚幼负担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独立性研究，很少综合考虑两方面因素;而本文将养老负担和抚幼负担的有关自变量综合纳入模型分析;第三，选取家庭收入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深层次分析老龄化、抚幼负担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第四，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克服传统OLS模型无法解决的内生性问题，提高结果的稳健性，使研究结论更加准确可靠。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文献，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理论基础，建立生存期为三期的模型，引入社会与家庭相结合的养老模式，探究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寿命延长和抚幼负担日益加重的背景下，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负担加重对家庭内部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一）理论模型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导致家庭在家庭预算约束下将对养老支出和教育支出作出相应调整。本文基于家庭内部代际关系，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OLG）[15]，据此提出：每个家庭成员依次经历幼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三个阶段;幼年期由父母抚养并接受教育，没有经济决策能力;成年期拥有劳动能力与时间进行工作，同时赡养父母、抚养子女，并在养老费用支出、储蓄和子女教育投资方面作出决策;老年期退休，依靠子女赡养及自身储蓄生活。由此，假设每个个体顺利度过幼年阶段及成年阶段且以概率q进入老年阶段，则成年阶段个体效用函数为：

ut=ln（c_t）+βqln[（R_t+1）]+Φln（nt）+γln（et） （1）

个人预算函数假设为：

w_t（1-τnt-d）=c_t+s_t+etnt+pt （2）

其中ct代表个体第 t期消费水平，0<β<1表示贴现因子，Rt+1代表从t期到t+1时期利率水平，st表示t期总储蓄水平，因此，（R_t+1）s_t代表了（t+1）期劳动者的总储蓄水平，Φ代表劳动者对子女数量 nt的权重（Φ>0），γ>0代表对子女质量et的权重。w_t表示劳动者工作时期最高工资，而子女数量nt增加一定程度会减少其提供劳动的时间，τ表示抚养子女消耗固定成本占工资的比例（τ>0），d表示赡养老人消耗固定成本占工资的比例。公式左侧表示劳动者终生收入，右侧代表终生支出。本文没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模型之中且仅仅考虑个体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模型。根据方程构建一个消费者的拉格朗日函数：

L=ln（c_t）+βln[（R_t+1）s_t]+Φln（nt）+γln（et）+θ[w_t（1-τnt-d）-c_t-s_t-etnt] （3）

根据对上述方程一阶偏导，消去θ，化简得出：

ct=[wt（1-d）]/（1+βq+k+Φ）

s_t=βqw_t（1-d）/τ（1+βq+k+Φ）

nt=（Φ-γ）（1-d）/τ（1+βq+k+Φ）

et=γτwt/（Φ-γ）（4）

从构建的模型中可以得出：根据贝克的“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消长”理论推知，随着生育率的下降，成年个体会在依赖子女的数量养老与质量养老中做出权衡，子女数量减少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其对孩子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反之，家庭抚养负担越重，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越不利;随着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老人预期寿命的延长会加重成年子女的养老负担，家庭收入的较大比例用于赡养老人，从而导致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比例降低，养老负担的加重挤占了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

（二）研究假设

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投资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经济发展，在教育经费和技术训练等方面进行的投资。具体到家庭层面，本文将其界定为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基于已有研究及上述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家庭养老负担与人力资本投资呈负相关关系。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会加重家庭的养老负担;而老年需求的多样性、特殊性会降低家庭的消费及储蓄水平，进而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

H2：家庭子女抚养负担与人力资本投资呈负相关关系。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成年个体会在依靠子女数量养老和质量养老之间进行理性权衡，子女数量减少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其增加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反之，家庭抚幼负担越重，越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H3：家庭收入在养老负担、抚幼负担对家庭人力资本影响链条中起中介作用，即养老负担、抚幼负担通过家庭收入对家庭人力资本产生影响。家庭收入作为家庭预算决策的前提条件，出于家庭预算约束的限制，个体会在养老、抚幼双重负担下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作出理性决策。

三、变量赋值及模型建立

基于数据类型及被解释变量的类别，建立OL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家庭养老、抚幼双重负担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借鉴温忠麟的处理方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家庭收入”在养老、子女抚养负担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中介效应。

（一）数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