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主要依据、时代境遇与历史意义

编者按：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郑重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情昭告全党要“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核心关键位置，长远考虑，系统规划，全党上下兢兢业业，久久为功，把民生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本刊编辑部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系列主题出版活动，设立“本刊特稿”等专题专栏，广泛联合发动各学科各领域专家学者，全面深刻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共同富裕等各方面内容。本期邀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尚娜娜，就“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主要依据、时代境遇与历史意义”展开研讨，现刊出有关成果。

（策划：文丰安  易晓艳）

摘 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蕴蓄着实现美好生活的内在线索。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对人类理想生活的哲思道论与先验设想、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构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持续奋斗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语境下美好生活得以应说的主要依据。党的十九大之后，美好生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与执政目标正式出场，具有鲜明的时代境遇：它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相承接、与小康社会的深化相对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相联结。在此基础上，将美好生活上升至世界历史的高度进行沉思，不难发现，美好生活致力于对西方现代性病灶的批判与超越，为引领“物的逻辑”向“人的逻辑”“个体逻辑”向“共同体逻辑”“中心-边缘”逻辑向“共生型逻辑”的转换作出了革命性尝试。

关键词：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研究”（2017YZD07）。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6-0006-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6.001

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探问与追寻是加速推动社会发展的有机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总是伴随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向前发展的”[1]。因此，美好生活及其建设话语是贯穿人类社会诸多方面抑或议题领域的主题与主线，具有内在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与实践依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与人民现实需要相对应的生活叙事形式，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稳步推进的背景下，具有鲜明的时代境遇。需要说明的是，美好生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与执政目标由中国率先提出，但其理论视野与实践方位已然超越中华民族本体，着眼于对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关照与实践探索。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局势动荡，充分证实了唯有“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各民族共同体的美好生活才能真正实现。

一、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主要依据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主要依据在历史、理论与现实的三重维度考量中得到立体化呈现：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哲思道论与先验设想，使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历史依据得以厘定;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使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理论依据得以明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而持续奋斗的认识自觉与实践自觉，使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现实依据得以彰显。由此观之，新时代美好生活具有完整的历史脉络、理论来源、现实架构，是一种符合社会历史进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与未来目标。

（一）历史依据：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对美好生活的哲思道论与先验设想

轴心时代所形成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系统思想体系中，对美好生活的探问与追寻是其核心内容与理论主旨。东方以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为代表，西方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理性精神体系为代表。

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关于“美好生活”的通见总是与公民的“善德”、统治者的“善政”紧密联结，难掩人学抽象性色彩。孔子认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应以“道”作为终极目的、以“礼”作为具体的行为范式。在孔子那里，“道”代表无所不包的规范性秩序的泛称，实现“道”的社会乃是最高层次的理想社会，任何人都不用再为之改变，故所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礼”是“道”的具体行为规定，每个人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法，整个社会能够达到“道”的境界、实现健康有序运转。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理性精神开启了人类美好生活的理想维度。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对于美好生活的作用，认为“知识即美德”，国家交付给有知识的人才能够实现善治;柏拉图注重等级制度对社会秩序的疏导与再构，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社会分工履行自己的职务;亚里士多德则明确将美好生活诉诸公民的“善德”与城邦的“善治”，认为“善德”与“善邦”是保障人民实现“优良的生活”的重要因素。

轴心时代东西方哲学家关于“美好生活”的政治性通见，虽然由于其理论的抽象性而流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其中也包含了真理性成分：美好生活不仅是享有和谐与福利的生活，而且是通过所有阶级按照秩序、角色都能够参加的生活[3]。它表征了以孔子、古希腊三大哲人为代表的东西方先知们正在以一种积极新型的视野，勇于开拓人类社会的发展地盘以反对普通民众对当前事态的消极默认。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经受住了考验并且日益证明了自己的力量，正如史华兹所说：“轴心时代出现的思想运动都将直接或间接地深刻塑造所有这些文化随后的全部历史。由轴心期时代所奠定的问题意识会以错综复杂的，而且往往是预想不到的方式进入到此后所有高级文明的人类文化发展当中。”[4]

（二）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

轴心时代及其后形成的近代伦理政治理论，其伟大使命在于赋予人类一种善于更新世界的激情与动力。15世纪末至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持续追求，先后历经了制度描写、理论论证、制度实验等不同发展阶段，但由于其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成熟的阶级状况，这种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未成为开启美好生活的锁钥。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提出以人作为现实世界的主体，以生产力作为改造现实世界的手段，这就为人类步入美好生活的理想形态奠定了实践基础。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集中阐发了“两个前提”，对现代德国哲学家们企图在“自我意识”的“天国”中谋求人类自由解放的思想进行了驳斥与纠偏，将人类社会发展建立在具体的、活生生的实践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591人类生存的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5]531。显然，马克思、恩格斯从“有生命的个人”出发，确立了人的生活的此岸性与现实性，这就消解了以往哲学家在彼岸世界中构想人类美好生活的抽象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自由解放与美好生活的实现，应该围绕“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立足于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而非从观念、思想等不可捉摸之物中探寻。作为依赖生产力的手段，围绕“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所确证的美好生活，其内容包括但是不限于以下三个方面：以“物质—精神”共享为核心要素、以“劳动—闲暇”并存为基本遵循、以“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旨趣。其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深化拓展构成了美好生活的空间结构。一方面，马克思批判脱离世俗生活与物质生产实践的美好生活，强调“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对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反对将人的多元机能单一化，他说：“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5]160因此，美好生活以肉体存续为基础，更加关注民众社会交往空间、政治权利意识、自我尊严与自我满足等更具主观色彩的生活需求。其二，劳动生活与闲暇生活的内在统一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基本遵循。一方面，马克思肯定劳动对国家发展与人类存续的现实意义，“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6]。离开了劳动生产，美好生活会失去现实支撑。另一方面，闲暇与劳动是辩证统存的关系。这里的“闲暇”，指的是人对时间的自由运用，能够脱离异化劳动而向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复归，“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5]537。其三，“自由而全面发展”构成了美好生活的终极归旨。“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容具有历史性与流变性，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不断深化其内涵与外延，但在其基本维度层面表现为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7]的奋斗目标。

通过考察和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人类社会生活理想样态的释义，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看来，人既充当了全部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构成了全部社会活动的结果。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取自由解放与向现实本质的“复归”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美好生活”形态的理想架构，也缔造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情怀与文明愿景。

（三）现实依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美好生活持续奋斗的认识自觉与实践自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与忠诚实践者，接受、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人民美好生活在中国社会场域具有了现实根基。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均取得了伟大成就。这四个时期伟大成就逐步递进、累积飞跃，勾勒了一幅美好生活不断生成的历史画卷。

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夕，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俄式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致认为，社会主义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是一个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能够为所有的人提供尽其所能发展自我的机会。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在其根本上也是构建人民美好生活、推动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赢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华民族主体性身份重塑，为美好生活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实现了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为美好生活奠定了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为美好生活奠定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美好生活奠定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为美好生活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人民的美好生活呈现出光明前景。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中，“美好生活”作为现实政治秩序的写照，经历了生成、发展、成形的过程。党的十九大之前，“美好生活”作为一种政治概念或执政目标尚未真正出场，由此不可能作为政治任务加以推进。但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自觉与主动精神，隐喻着其对“美好生活”的探索与追求。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人民群众的日常化需要中提炼出应然的、属于全体人民的高级生活图景——美好生活，使之成为一个理念丰富、政策意涵更加明确的重大战略目标。至此，美好生活作为主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践布局的话语概念，获得了鲜明的时代元素，并且日益明确其概念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