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和路径指引
作者: 张邦辉 杨雅青编者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人民彻底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其中,乡村教育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全面提升乡村振兴能力的基础工程,必须长期关注、切实推动;同时,作为乡村振兴基础的乡村治理,掌握其演进逻辑与内在机理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基本条件。本期特邀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邦辉教授团队、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督导研究所魏文峰教授团队、重庆工商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汤蕤蔓博士,分别就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和路径指引,乡村振兴视域下我国乡村教育研究知识图景与趋势分析,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政策的演进逻辑与内在机理展开探讨,现刊出有关成果。
摘 要:接续推进从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实施乡村振兴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值此背景下,从共同富裕的视角出发,梳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耦合性关系,探讨实施乡村振兴对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剖析当前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进而为推动实施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提出路径指引。
关键词: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城乡差距;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9-0006-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9.001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回顾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百年征程,就是为了使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们的使命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1]国务院扶贫办更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标志着“三农”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是乡村振兴全面开展实施的关键之年,必须把握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一重大机遇,把振兴农业、繁荣农村、造福农民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一、文献综述
近几年来,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尤其在党的十九大以后,二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呈井喷式增长,愈发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现有研究来看,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研究文献很多,但大多数是对二者分别展开研究,结合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
一是关于共同富裕的发展演进。现有研究对于共同富裕的演进逻辑探讨主要围绕理论、历史与实践三重维度展开。李正图认为,共同富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阐释了共同富裕所蕴含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基因、理论思想和现实实践[2]。白龙、翟绍果基于实现共同富裕“共振于历史逻辑”的观点,回溯了共同富裕从“天下大同”到“天下共富”的历史渊源,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民探索共同富裕的理论演进与实践路径[3]。韩文龙、祝顺莲基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观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的发展阶段性和理论创新性[4]。王婷、苏兆霖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富裕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创新发展[5]。
二是阐释共同富裕的内涵与特征。共同富裕的内涵极为丰富,重要论述很多,基本内涵包括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共建共富、逐渐富裕四个方面。现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丰富的理论阐释。葛道顺认为,共同富裕涵盖了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福利在内的全结构福祉,强调实现共同富裕要遵守历史阶段性渐进逻辑和以需求为基础的差别原则[6]。刘培林、钱滔等主张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把握共同富裕,认为其实质是全体人民共创共享日益美好的生活[7]。张占斌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一般内涵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特殊内涵则体现为非同步性、非同等性、非剥夺性、非享受性四方面特征[8]。周文、施炫伶总结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包括五方面基本特征,即全民性与全面性、共创性与共享性、渐进性、差异性,以及防止高福利陷阱[9]。
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结合当前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学术界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探讨从多视角展开。蔡昉认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加快推进共同富裕,一是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二是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三是推动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10]。李春玲提出,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思路和重点人群精准对策三方面设计“扩中”的政策方案,以此达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效扩中”的目标[11]。在三次分配的基础上,吴文新、程恩富提出通过“五种分配方式”整体推进共同富裕,即充分发挥“劳主资辅”“国家法策”“物价变动”“资本市场”“捐赠穷弱”在总体分配中的不同作用[12]。针对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张来明、李建伟认为要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将促进共同富裕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13]。
四是关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学者们基于多维视角阐释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意义与实现途径。孙长学、刘晓萍从城乡融合的角度认为,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问题上攻坚克难,总结了从五个维度协同推进共同富裕与城乡融合发展[14]。王春光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角度认为,从农业现代化发展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并重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只有同步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15]。吕德文、雒珊从政策体系的视角认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协同推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三大政策工具,促进三者有机衔接[16]。王宾、杨霞从法制保障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出台对于促进农业农村繁荣稳定、农民群众持续增收具有重要意义[17]。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
一是阐释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在相关政策文件的引导下,国内很多学者从理论视角着重探讨了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目标内容与战略意义。叶兴庆认为,以乡村振兴统领未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牢牢把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两大原则[17]。黄祖辉认为,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把握好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关系,目标是最终实现农业农村与农民现代化[18]。闫书华从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论、战略方针论、战略目标论、战略要求论、战略保障论、战略道路论六个方面,探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施中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19]。吕方认为,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显著特征,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文明与文明和谐共处,城市与乡村共同繁荣”的新式现代性道路的伟大实践[20]。
二是实施乡村振兴的路径措施。学界围绕实施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展开了丰富的讨论,既包括宏观角度的探讨,也有对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具体探究。叶兴庆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制定规划,核心是抓好“人、地、钱”三个关键[21]。王亚华认为,实施乡村振兴必须要立足中国独特的国情农情,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创新治理、精准脱贫等七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有效路径[22]。刘合光认为,实施乡村振兴需要精准施策,可以从机制创新、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四大战略路径推进实施乡村振兴[23]。严宇珺、龚晓莺认为,新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并从理念、制度、科技、治理、规划五个层面对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进行探讨[24]。杨锦秀、刘敏等认为,乡村振兴新内源式发展路径的实现依赖于赋能、参与、认同的渐进式治理,主要包括重构文化认同、激活村民参与、实现乡村赋能三条路径[25]。
三是有关乡村振兴的规避误区。针对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防范潜在风险的预警性分析,以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合理推进。叶敬忠、张明皓等从指导思想方面提出,乡村振兴不能固守农村两个“蓄水池”的思想,应将两个“蓄水池”转化为常规的国民经济变量,由此实现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真正融合[26]。朱进芳认为,要防范将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割裂、对立的问题,必须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二者有效实施[27]。姜长云认为,为提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要着力规避战略问题战术化倾向、发展目标浪漫化和理想化倾向、振兴方式单一化和“一刀切”倾向等五种不良倾向[28]。郭晓鸣认为,在实施乡村振兴普遍的发展热潮中尤其需要有冷静的理性思考,要认真重视和有效防范过度行政化、过度形式化、过度产业化、过度外部化四个潜在风险[29]。
四是乡村振兴结合具体热点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结合乡村振兴与其他具体热点,对乡村振兴展开多角度研究,主要议题有新型城镇化、农村劳动力回流、农村金融、数字乡村、乡村旅游、新型职业农民等。张明皓认为,针对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践误区,必须从政策制定协同、执行协同和目标协同三个系统化的协同路径联合发力[30]。文丰安认为,农村劳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有效驱动要素,要合理引导乡村劳动力回流,实现乡村人才振兴[31]。王妍、孙正林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角度认为,通过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能有效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以此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32]。董志勇、李大铭认为,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引领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要不断优化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33]。
(三)关于共同富裕下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将乡村振兴置于共同富裕目标下,结合二者进行讨论的研究较少。从现有文献来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分析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例如,唐任伍、许传通认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具有理论逻辑的贯通性,包括目标一致性、使命共同性、原则统一性、路径趋同性四个方面[34];黄承伟阐述了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四重逻辑联系,进而提出二者的相关理论议题[35]。另一类则着重探讨了实施乡村振兴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意义及作用。例如,李实、陈基平等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加快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有力举措[36];叶兴庆提出,新发展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取向是缩小“三大差距”,必须提高乡村振兴的包容性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37];宋婵婵认为,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统一体,在实施乡村振兴中要始终坚持实现广大农民群众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富裕[38]。
综观前述,关于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学界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我们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围绕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学者们基于多领域、多角度进行了相应研究,但当前鲜有文献将乡村振兴置于共同富裕远景目标下进行探讨。有少部分研究结合了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两个议题,但较多关注的是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之间在宏观政策和抽象意义层面上的连接性,对于理论问题的研究深度有限,也缺乏对实践层面的指导。基于此,本文结合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战略两个重要命题,分析二者的内在耦合性关系,探讨以乡村振兴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困境难题,进而提出具体的行动指引。
二、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探讨
厘清共同富裕的内涵与特征,是探究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之间内在联系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39]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虽然在内涵机理上有所差别,但在价值向度、目标导向、实现途径等方面存在多重耦合关系。
(一)价值向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40]这个“共同”覆盖的群体是全体人民,意味着迈向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更不能落下农民农村。围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把农民作为重点目标群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促进农民农村富裕,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是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共同富裕不局限于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能力的提升,由此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共同富裕包含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从社会层面讲就是要建设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共同富裕社会,旨在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公平正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带领农民增收致富,持续满足农民对物质生活的需要,还要将乡村振兴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不断增强农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