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视角审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作者: 蒋宏宾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战略举措,不仅书写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同时描绘了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完善的制度保证、更强大的动能支撑、更强劲的动力源泉。放眼当今世界,近现代以来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我们中国这样持续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并以坚定的制度自信和历史自信,一往无前地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广度深度进军。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相应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但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因此,应当从伟大社会革命这个总的维度来审视我们曾经走过的改革历程,更要从这样的视角来审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课题。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本质上是深入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2]由此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而改变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社会革命既包括通过阶级斗争方式改变社会基本制度,变革生产关系和解放生产力,也包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进行的深刻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肩负的核心政治使命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深刻改造中国,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走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这显然是一场翻天覆地的伟大社会革命,也正是与“党的自我革命”相对应的“伟大社会革命”。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时空跨度很长,一直在持续进行之中,包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前,也包括在此之后。而改革开放无疑是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新篇章,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主题进一步聚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3],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就是持续全面深化改革。这也正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两大话题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加以同题共答的深层原因。
改革的本质就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因而,它本质上就是一场革命。仔细梳理可以发现,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词典里,形容“改革”或者“改革开放”有这样三组词汇极具辨识度,且具有极为广泛深厚的社会共识:一是“伟大觉醒”与“关键一招”,这主要是从实现重大历史转折、决定前途命运的维度来讲的;二是“必由之路”与“重要法宝”,这主要是从赶上时代步伐、推动事业发展的维度来讲的;三是“最鲜明的精神标识”与“最鲜明的品格”,这主要是从精神气质和精神财富的维度来讲的。实际上,这三组词汇可归结为一个总词汇,这就是“伟大革命”或“伟大社会革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而深刻地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回眸改革开放历程,习近平总书记亦如是总结:“改革开放这一关键抉择堪称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着重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伟大飞跃。”[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这样描述:“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6]可以看出,从“革命”“第二次革命”再到“伟大革命”“新的伟大革命”,我们党对改革或改革开放的定义特别是其社会革命属性的描述越来越明晰,赋予的意义也日益深广宏远。总括起来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伟大社会革命”。正是改革开放赋予了伟大社会革命以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质与内涵,正是基于伟大社会革命的本质属性,改革开放才得以不断谱写新的时代篇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与此相媲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矗立起改革开放系统集成、纵深推进的新的里程碑。这三大划时代历史节点所串起的,就是改革开放这场“实践无止境、创新亦无止境”的伟大社会革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接最初的“改革开放”和之后的“全面深化改革”,变奏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三部曲”,系统勾勒出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之历史脉络。而当将“中国式现代化”引入其中,改革开放“三部曲”所匹配的正是党的二十大所描绘的“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段辉煌征程。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概括:“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7]由此可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二者内在关联之紧密、之深广。
进一步追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起初,就把社会主义看作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运动及其历史产物。社会主义是革命的产物,内在地包含着变革的基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实践的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它内在地蕴含着不断变革的革命逻辑。“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8]。而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历史过程。“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说到底,恰如恩格斯所特别强调:“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的改革的社会。”[9]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断变革、完善、发展的产物,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逻辑、内在机理及本质缘由。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首位重点仍在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革命涵盖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社会生活、制度规则、技术等多领域、多层面,是社会有机体多维向度之间的整体性、系统性相互作用和变革。但无论如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因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的社会革命,说到底无非是围绕促进生产力发展进步所推进的生产关系领域变革甚或系统变革。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所武装的先进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肩负打碎旧的生产关系的神圣使命,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一百多年来,我们党正是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先进政党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卓越成就和伟大贡献而受到人民衷心拥戴。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价值、意义和顽强意志之所在。邓小平同志“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说的也是这个道理。立足当今时代,我们党所领导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说到底就是以不断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给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支撑为旨归的,目的仍在于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同时意味着必须并必然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进一步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发展,而发展的第一要义在于经济发展,改革无论如何深化都决不能偏离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基础和轴心。可见,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首位重点”。
实际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曾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必须“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再次强调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着重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同时要求“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11]。习近平总书记集中概括的这两句话,前者讲的是布局和定位,后者讲的是导向和方法。把握这样的原则、布局和方法,有必要认清以下三方面逻辑,从而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内涵与价值指向有更系统深入的领悟。
其一,遵循“基本原理”与尊重“基本国情”相统一的认识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本指导,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同时注重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观察问题、思考对策。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并注重发挥其改革牵引作用,深层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社会革命产生的根本动因就在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切社会变迁和变革的终极原因。改革无非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利益矛盾的调适和化解,但无论什么方面的利益、怎样形态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为依托的,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旨归。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决定了我们的改革应当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为先导,积极发挥其改革牵引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动力,从而不断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另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也集中体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充分尊重和清醒把握。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创造人间奇迹,综合国力跻身世界前列,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也没有变,我们必须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没有什么道理能大得过基于基本国情而生发出来的大道理、硬道理,只有立足基本国情搞改革、抓发展,才能使改革和发展不至于因背离根本、脱离基础而导致历史性失误。
其二,依托“重要经验”与把握“重要原则”相统一的方法论。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任务重点,并注重发挥其改革牵引作用,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与科学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各方面工作始终没有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邓小平同志谆谆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强调:“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12]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语境中,发展从来都是与改革相辅相成的。经济是基础,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根本动力。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基于此,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而改革开放就是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开始迈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后扩展到城市和企业,并由此进一步拓展延伸,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经济体制改革是各方面改革的突破口,也成为各领域改革的重中之重;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其他领域改革的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是我们党领导和推进改革的重要经验、重要方法,它务实管用,值得复制推广。总之,无论是起先的“改革”“改革开放”,还是之后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正在推进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都是围绕经济建设中心、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的。换言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领域改革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龙头、牵引作用。这既是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愈用愈新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