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共同体理念守护生物多样性安全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安全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战略部署。他在2021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领导人峰会上，鲜明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强烈呼吁缔约各方携起手来，对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充分彰显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球大局的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主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要求“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专门“点题”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理论视角：生物多样性的本质内涵、时空建构及价值实现

系统准确把握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内涵，以本初视角梳理生物多样性的时空建构机制，有助于深化对生物多样性“为什么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怎么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理解，从而凝聚共识，汇聚资源，积聚动能，形成凝心聚力、自觉投身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磅礴力量。

生物多样性的本质内涵。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一般可划分为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其中，遗传多样性反映了动物、植物、微生物的 DNA、基因、基因组等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是构成物种多样性的本质基础，而物种多样性构成了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基本单元。从这个逻辑角度看，生物遗传资源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中的基础。遗传资源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经过数代、数十代、数百代甚至更长时间，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需要采取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时空建构。以时空眼光审视宇宙史、地球史、生物史，从最早的古海洋微生物萌生，到蓝绿藻的繁殖、植物登陆、森林形成，再到陆海域生态系统构建完成，地球生物经历了亿万年漫长的演化历程，最后才有了人的出现。因此，人本源于自然，非但不应成为地球万物的主宰，更应自觉自知自律，当好与自然界生物平等的地球“公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人与自然共生共长，则万物和气和谐，地球家园生生不息。遵循上述生物多样性时空建构的底层逻辑，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有助于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实现。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基础，既为人类直接提供森林食品药品、生物质工业原料等低碳产品（直接价值），又支持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洪水调蓄、碳氧平衡、气候调节等生态服务（间接价值），更为森林康养、野外游憩、绿色科普等未来产业构筑了新的发展空间（潜在价值）。据测算，全球 50% 的 GDP 生产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及其所提供的服务。生物多样性在赋能全产业绿色现代化提升过程中实现了自我价值，而人类在悉心呵护生物多样性中筑牢了自我幸福的根基。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生物兴则人类安，生物衰则人类危。

二、历史视角：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行动与伟大成就

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大国，中华文明积淀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智慧，“道法自然、万物平等”等思想和理念表达了朴素的生物多样性安全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本着对地球生命共同体负责的担当与胸怀，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生态修复、种群恢复、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积极融入全球生命共同体和生态文明国家战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率先签署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边主义忠实捍卫者、全球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作为国际“物种 2000”项目的地区分支，“物种 2000”中国节点对标国际，建立和维护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持续免费服务全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技术策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多边治理、合作共赢的良性工作机制基本形成。2024 年 5 月正式发布的新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共收录物种 141484 个、种下单元 13880 个，分别比 10 年前增加 102.4%.40.6% ，高等植物和陆生脊椎动物分别占全球总数的 10% 和 22% ，且具有明显的特有性和代表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行动，为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安全作出了贡献。

创新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制度。中国秉持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按照生态系统完整性原则和主体功能区定位，创新作出生态保护红线的制度安排。统筹协调各类空间冲突，精准识别关键物种及其栖息地，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有效填补自然保护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技术缺陷。2023 年底，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划定工作全面完成，陆域和海域划定总面积达 319 万平方公里。充分尊重生物地理单元和生态系统类型的完整性，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界限，科学设立 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其中，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32 个、面积 304 万平方公里，有效保护了 90% 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维管植物、野生脊椎动物数量占全国总种数的 85% 以上，300 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栖息繁衍环境显著改善。

探索构建生物栖息繁衍自然保护地体系。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形成了覆盖全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不断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环境。2023 年，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正式设立，总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标志着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迈入新的阶段和更高水平。目前，全国共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74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864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44 处，国家级森林公园 897 处，国家级地质公园 270 处，国家级海洋公园 48 处，国家级湿地公园 898 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了陆域国土面积的 18% 和领海面积的 4.6% ，涉及全国 20% 的天然林、 50% 的天然湿地和 30% 的典型荒漠区。自首批国家公园设立以来，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达到约 70 只和 80 只，大熊猫野外种群总量近1900 只；三江源地区藏羚羊数量恢复到约30 万只，保护级别从“濒危”降为“近危”；武夷山国家公园新发现命名了雨神角蟾、福建天麻、武夷林蛙等 20多个新物种；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 6 群 37只，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较大规模自然恢复。贯彻落实《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在长江流域布局横断山区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8 个重点工程，在黄河流域布局秦岭、贺兰山、黄河下游生态保护和修复等5 个重点工程，有效促进了生物自然栖息地的保护和修复。

持续建强珍稀濒危物种迁地保护体系。加强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以植物园、动物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种质资源库等多种迁地保护形式，推动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促进濒危物种种群恢复。据统计，我国目前共建立植物园（树木园）近 200 个，动物园 240 多个，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 250 余处，为珍稀濒危物种创建了安全家园。按照《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到 2035 年全国将设立 10 个左右的国家植物园， 80% 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70% 以上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将得到有效迁地保护。

三、实践视角：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挑战和新使命

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面临多维度、多元化挑战。热带雨林萎缩、资源过度消耗、生物栖息地丧失、生态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叠加，使生物物种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面临灭绝威胁。截至 2024 年 7 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已涵盖超过 163040 种物种，其中约 45402 种物种正面临灭绝威胁，占全部评估物种的 26% 。具体而言， 41% 的两栖动物、 37% 的鲨鱼和鳐鱼、 36% 的造礁珊瑚、 ，34% 的针叶树、26% 的哺乳动物以及 12% 的鸟类面临灭绝威胁。2024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需要重点关注和保护的高等植物达 11715 种，占评估物种总数的 29.8% ，其中受威胁的 4088 种、近危等级2875 种；需要重点关注和保护的脊椎动物有 2816种，占评估物种总数的 59.1% ，其中受威胁的 1050种、近危等级 774 种。从生物多样性治理保护体制机制看，我国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监测、保护和管理仍缺乏统筹指导，数据共享机制尚不健全；传统生物分类基础学科趋于边缘化，生物分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人才严重缺乏，队伍建设大面积断层；生物多样性保护惠益共享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全民参与度较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立足生物安全战略全局，统筹各方面各要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直面新征程、新挑战，勇担新任务、新使命。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战略统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逐步成为全民共识，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要充分考量生物多样性对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的基础性支撑作用，跳出微观思维，摆脱被动局面，主动嵌入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大局、全局，有机融入“大山、大水、大气”宏观治理。要充分认识生物多样性在固碳增汇、缓解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巨大潜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双碳”战略行动架构；要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的跨地域特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战略，融合“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多元生态子系统，加强区域间统筹，汇集区域间合力，一体推进，一体实施，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倍增效应。

筑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支撑。充分发挥我国农林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林学等学科的集群禀赋优势，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聚力优势，统筹推进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稳定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学科建设，建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人才队伍。强化有组织科研，在物种起源演化和维持、生物多样性分布空间格局、外来物种入侵及处置、生物多样性大数据与大模型、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体系等多领域催生原创性科研成果，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评估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根基。建立健全基础学科人才评价和稳定支持体制机制，激励青年学者积极投身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重视教育科技水平的地区间差异，发挥政策资金激励机制，引导优秀人才“孔雀西北飞”，推动黄土地、冰寒地尽快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主战场”。

推动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水平。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大力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化水平。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青藏高原和黑土地四大特定区域，特殊地理的生态保护法规为重点，以海洋、湿地、草原、森林、沙漠等重要生态子系统治理保护法规为支撑，构建“ ⋅1+4+N^′′ 中国特色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制定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推进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为科学有效地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行动指南。建立健全长期库、中期库、种质圃、原生境保护点和基因库相结合的国家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完善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相配套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动态更新中国分布生物物种志书、重点野生物种保护名录、红色名录等。强化法治教育，杜绝盗采、盗伐、盗捕、盗猎、盗卖等非法行为。

持续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进程。突出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理等各领域的重要地位，切实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形式、路径和时间表，顶层布局，重点示范，有序铺展。完善法律体系和考核制度，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提供体制机制支持。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效补偿机制，配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试点工程，拓宽“两山转化”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建立健全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及利益分享的纵向补偿机制，探索创立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横向补偿机制，激活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市场运行机制和公益补偿机制，积极发展长期稳定、持续递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耐心资本”，做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池”。

切实做好生物多样性动态监测和应急处突。进一步推动以行政区域和自然保护地等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有序推动全国不同区域、不同类群生物多样性的分布和种群状况的建库工作，摸清全国生物多样性家底。明确珍稀濒危物种的受威胁情况，开展针对性专项调查和动态监测。统筹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网络（CTERN）、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Sino BON）、中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China BON）等多个监测载体，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观测网络平台建设，规范化台站和数据管理，建立有效的生物多样性数据贯通共享机制，构建严密的外来物种入侵风险预警和险情处置网络。

扎实构建生物多样性全民共建共享机制。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利用其组分，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生物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订立的三大目标。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不是各级政府的“专属”责任，也不是专业机构、专业人士的研究“私地”，地球公民人人有责。要大力弘扬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民行动，推行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课堂、进社区，进教材、进媒体，进内心、进行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规划、制度安排切实转化为全体公民的价值追求和行动自觉。要充分挖掘多元化、乡土化文化基因，梳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惠益共享机制。

（徐信武：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毛岭峰：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