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义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具体国情的中国特色，是蕴含科学之道和伦理之义的现代化道路。“道义”常被解释为应当遵守的普遍规范和准则戒律。其中“道”偏向客观必然性，意味着绝对意义的正当，多用来评判社会政治是否和谐，行为实践是否得当。“义”意指普遍原则，但更侧重调节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非绝对性尺度，而是内含主观性的判断选择。基于“道”与“义”双重视角的系统解析，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政治性与人民性、真理性与人本性、先进性与总体性、共生性与和谐性相统一的四重道义智慧。这些特质不仅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哲学底蕴，也为其他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价值参照。

一、中国式现代化领导核心呈现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其本质是政党对国家政权、社会发展的领导与管理。政党领导现代化是人类现代文明演进的一项基本特征。中国式现代化遵循“政党引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促进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核心目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取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政党为现代化领导主体的基础之上，还坚持由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领导核心呈现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一）遵循以政党为现代化领导主体的应然之理政党是现代化的领导主体，“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共生与互动，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大逻辑”［1］。“现代化”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实践，反映的是由社会生产力变革引起的社会形态的嬗变、转型甚至更迭。纵观人类历经的三次现代化浪潮，政治权威或政治集体在引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愈发突出。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处在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2］对政党自身而言，其具备的领导组织力、强制执行力和监督回应力能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利益，解决社会问题，维持社会稳定，这是现代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通常情况下，一个具有强大领导力的政党能够科学分析现代化的动力来源、发展空间、效率步骤，进而能够从整体上保障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继言之，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日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其自身建设成效也已成为决定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要素。

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以“政党引领国家现代化”基本逻辑，始终将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鲜明能动意志和历史主动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计划通过其主体力量逐步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轨道。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摆脱人民贫困和经济落后的社会局面，我国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任务，之后又根据社会实际，陆续制定“两步走”“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安排，进一步明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步骤。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坚持依法治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对如何建好现代化国家作出了新规划。通过梳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基于我国实际情况对现代化道路进行自主探索。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领导者，它以独特的领导智慧不断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图景。

（二）坚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义理抉择

在西方现代化政治架构中，政党制度呈现两党制或多党制等不同形态。但无论哪类政党模式，政党通常更多地扮演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中介，是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架构中所设立的“牵线傀儡”，供资本驱使，为资产阶级服务。一方面，西方政党的生成根源限定了它只能满足部分人的意愿诉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一切非理性权力（包括绝对专制主义）开始失效，传统秩序根基也被工业化力量破坏。这些因素导致了社会各类利益集团、阶级的快速分化，从而致使具有相同利益的群体开始汇聚，政党也在此基础上得以形成。因此，由这类政党引领建设的现代化只能代表阶段性、局部性民意，必然无法全然契合群体意愿。另一方面，西方政党的目标定位决定了它仅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在西方现代社会，为了长久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获取执政地位、践行政党纲领、稳固执政根基就成为西方政党建设和发展的首要目标。这导致许多现代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3］43。因此，由这类政党引领的现代化只能为资产阶级带来财富与自由，广大无产者根本不可能与其共享现代化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区别于其他现代化的最显著标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将先进性和无私性融入血脉，“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52，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4］482，是真正能够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这个初心使命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实现、维护人民利益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宗旨，把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价值承诺，重视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回顾我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从一穷二白到基本解决温饱，再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远景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围绕着人民的愿望诉求规划设计，不断以真切实在的发展成果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自豪感。

二、中国式现代化预设目标呈现真理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马克思克服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人的抽象理解，认为“现实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的最鲜明揭示。同时，还进一步强调人的主体性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生产关系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将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视为最终目标，以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富足和精神富裕为重要内容，实现了人本对资本的超越，预设目标呈现真理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一）遵循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本质的根本之道

现代化以解放人、发展人为核心主轴，实现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终极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虽未直接使用“人的现代化”这一概念，但关于“主体性”“人的解放”等研究充盈在唯物史观的各个领域，这为解析“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人的主体性维度上看，现代化理应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来自“彼岸世界”，而是从物质自然界分化而来的“自然存在物”。人不仅仅是自然界主体，更是人类社会的创造主体。现代化作为人思维力、创造力、行动力的突出表现，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引领着现代化的行进方向，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动力。由此看出，人在现代化发展中“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5］，离开人，现代化将无从谈起。从人的解放维度看，现代化理应以解放人、发展人为主线。马克思指出人的解放是人摆脱束缚、追逐自我的自由状态。现代化作为由传统农业形态到现代工业形态的过渡过程，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因此，现代化发展能够为人的解放奠定物质力量、制度保障、文化环境等重要基础。概言之，现代化的内核必须是人，没有人的现代化是毫无内容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严格贯彻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本质的底层逻辑，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积极推动“现实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决定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全过程，只有满足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需要，人们才会谈及其他方面发展。为此，党和国家秉持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建立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持续满足现代人的物质发展需求。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人们能够从事的脑力活动和社会劳动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人也会不断从“自在状态转向了科学与理性主导下的自为状态”［6］。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丰富人的精神文明、实现人的精神富有就愈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策略、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等举措，推动个人在艺术、科学、哲学等精神文化领域的发展，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满足现代人的精神充盈需求。

（二）坚持以“以人为本”对“以资本为中心”进行义理规制

西方现代化将人的主体和主体性融入外在的财产、财物、财富，人被异化为一种“方式”或“手段”，这也使得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呈现为一种抽象、片面、孤立式的发展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西方现代化中的人是“抽象个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他们都被放置于商品运动中，要求必须严格遵守商品规律，不能自主选择交往内容和方式。这导致每个人都成为这种交换关系下的“偶然个人”，人的意识被禁锢。其次，西方现代化是人的片面化发展。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祛除了上帝神性，以理性契约替代自然之法，所有现实个人均受“物的关系”所支配，所有多样化发展需要均被“物的占有”欲望所取代。这导致人都被桎梏于追逐“单子式”“片面化”的无节制欲望满足，每个鲜活多面的人都成为资本化的“匮乏个人”。最后，西方现代化只能实现部分人的发展。受资本逻辑主导，资产阶级利用自身统治和经济优势，不断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致使社会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同时并行。在这样普遍贫困、极端富裕的西方“现代社会”，每个人都不可能实现各取所需，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无异于天方夜谭。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本逻辑，“在承认资本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巨大作用，着力推进社会总体财富增长的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7］，最终指向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人不是“原子式”个人，而是具有广泛社会性、拥有丰富关系的真实个人。他们既有追求经济财富的物质要求，也有寻求正义、和谐、文化等精神需求，是活生生的现实个人。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富”是共同的富，是每个人物质财富和精神风范都得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视关注和解决人民群众各项现实问题，切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通过回顾我国现代化建设历程不难看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的外在物质需要和内在精神意义，积极推动人们整体素养的提升。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健全完善分配体系，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实现政治清明、物质富裕、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文明，努力回应人民多层次发展需要。

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内容呈现先进性与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8］现代化作为一定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指向社会整体性、全局性演变，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其显著特性。中国式现代化在遵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以“五位一体”对“失衡性结构”进行义理引导，注重建设均衡性，建设内容呈现先进性与总体性的统一。

（一）遵循以经济发展为现代化显著标识的规律之法

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永恒主题，只有生产大量财富，大力发展经济，才能建设现代化国家。马克思在研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时发现了隐藏在其背后，即财产所有制是一切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从而完成了由法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变。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从“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9］325 中捕捉到了经济发展与现代化之间的关联，指出“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9］8。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现代性转变，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力的跃升。此外，马克思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中，更是直接指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最根本、最革命要素，同时这种物质文明还内在制约着其他文明的生成演变。故言之，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必然是一种以生产力极大发展和充分利用为显著标识的社会变迁过程，没有经济的高速增长，现代化目标难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