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教育兴邦的思想与实践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身处内忧外患的时代，张謇致力于挽救国家危亡，主张“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张謇怀着匡济艰危、广开民智的抱负，在办学中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倡导知行合一，强调教育必须与社会生产、民族振兴紧密结合，既重视向西方学习，也没有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教育兴邦”，张謇在南通构建起覆盖师范、农工、医学等领域的教育体系，亲自为多所学校制定校歌、校训和章程，将“教育兴邦”思想付诸实践。

匡济艰危、广开民智的教育情怀

清末民初的中国，列强环伺，山河破碎，社会深陷危机的泥沼。张謇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目睹了国家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下已经满目疮痍，他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浓烈且深沉，忧患意识强烈而持久。面对外来侵略势力的步步紧逼，张謇提出“国家可百年无事，不可一日忘战”，尽显对国家安危的深刻洞察与远见卓识。中日甲午战争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让许多朝廷大臣误以为迎来了长久和平，然而，张謇敏锐地察觉到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短暂宁静，他忧心忡忡地预见了更为深重的危机。为了匡济艰危，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把更多精力用在了兴办教育上，他一生创办了400 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张謇认为，中国之大患在于自强无实，而人才的储备则是自强的关键所在，所以中国亟须发展教育事业。然而，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无力为张謇兴办教育提供支持，一些顽固派还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他事不如人，何至读书亦向人求法”？但这些困难并未动摇张謇的决心，他毅然决然地以创办实业积累的资金开启了兴办教育的征程。张謇将“补救于国家”确立为教育宗旨，格外注重培养学生爱国爱民的品质。师范附小新校校训“爱日爱群，爱亲爱己”，教育学生要珍惜时日，热爱大众，尊敬长辈，自尊自爱。长乐镇初等小学的校歌“父老勿愁荒，儿童勿愁伧。大家爱国先爱乡”，字里行间皆寄托着他对学生的殷切期望，期望他们学有所成，振兴国家，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为广开民智，张謇注重兴办基础教育，他亲拟的通州师范学校校歌将“民智兮国牢”反复歌唱三遍，通州小学校歌中也有“学生爱国须聪明”一句。张謇认为教育的基础“首在正蒙”，所以他重视广设小学，不仅出资创办了延寿阁初级小学、女子师范学校附小等学校，还积极关注地方小学数量，建设覆盖范围更广的基础教育体系。从终身记挂着通州小学数量的事件中，可以深刻体会到张謇对于普及基础教育的重视。1909 年，张謇发现通州乡镇小学太少，每所小学覆盖的范围纵横二十五方里，这就说明有些小学生每日要走十里路上学，基础教育的普及受到极大限制。怀着小学家家上的理想，张謇打算每十六方里设置一个初等小学，这样纵横即为四方里，就缩短了小学生上学路程。直到 1926 年，张謇还牵挂着南通小学的普及，因为南通当时仅有三百五十余所初级小学，张謇不禁感叹：“欲为普及计，须达千数”。

张謇创办教育时还非常照顾弱势群体。他开设盲哑学校，期望未成年的盲哑人能够学习一门技艺养活自己，体现了张謇“人人能受教育以自养，则人人之能自治”的教育理想。除了残疾人，张謇也关注到了女子教育，他和妻子张徐氏出资创办多所女校，为这些学校写过“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隆”“女子有学家有政，江海有源山有根”等校歌。此外，张謇在南通建设了公共博物馆、民办公园、两个体育场等公共活动空间，这些空间都是免费供全体社会成员使用的，有利于南通民众休闲娱乐、增强体质。可见，张謇已初步具备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等现代教育理念。

品德高尚、知行合一的教育目标

张謇胸怀教育救国宏志，渴望培育治国兴邦之才，他希望学生要拥有高尚纯粹的品德，更要做到知行合一，把学问切实运用到国家建设之中。张謇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非常重视学生道德品质的培育，强调“首重道德，次则学术”，尤为注重勤俭坚苦、忠实诚信、慈善爱群的优秀品质。

张謇非常看重“勤俭坚苦”，他既受到前人重视节俭的影响，又有感于自身兴办实业和教育时艰辛的筹款历程，在办学育才时格外提倡节俭耐苦。以张謇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一事为例，在请设学校创建时，张謇本想将地点定在上海，但是近代上海的繁华喧嚣让他有所顾虑，他担忧这样的环境不利于学生养成勤苦纯朴的优良校风，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将校址选定在了江宁（今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建立后，为培养学生勤劳耐苦的精神，张謇又亲拟《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章程》，将“注重学生身体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当作教育方针。他深知河海工程工作性质特殊，需跋涉山川、逾越险阻，若学生体质孱弱，将难以承担重任，所以在课程中设置了体操、游戏等课程，并强制实行。在学校创建的整个过程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张謇对“勤俭坚苦”精神的执着追求。

除“勤俭坚苦”外，张謇还希望学生能够做到“忠实诚信”。在张謇创办的多所职业学校中，他尤其重视培养商科学校学生忠实守信的品质，因为张謇深知，信用在商业领域是立足之本。张謇自身在经商过程中就非常讲究诚信，大生纱厂召股期间遇到重重困难，他宁愿以状元名望作保借贷，也绝不挪用分毫股本，因为不愿意失信于股东；办厂经营时，他坚持公开账目，连支取笔墨费用都详载于册。张謇认为不信不义之人会阻碍国家商业发展，所以他拟定的商业中学校训中包含“忠信持之以诚”，在商校本科毕业演说时，希望学生“保全信用，行之以谨，持之以恒”，以得“社会之欢迎”。张謇认为凡事有一毫缺、不能算尽，即不能算忠，他拟定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校训前一句为“忠实不欺”，后一句为“力求精进”，体现了张謇希望学生努力学习，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待人。

“慈善爱群”也是张謇重视的道德品质之一。他认为，国家自强需要依靠自治，实业与教育是夯实自治的基础，“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所以他参与了很多公益事业。早在1890 年，张謇就先后两次上书，关心海门的溥善堂修缮一事，甚至表示愿意先垫筹资金，最后在他的推动下，溥善堂在 1892 年得到了重修。1891 年，张謇奉命前往海门下沙区查看灾情，所见的农民之苦让张謇非常痛心，他在仔细调查情况之后为百姓上书请求救济。在创办实业积累一定的资金后，张謇还在南通新建育婴堂、图书馆、盲哑学校等慈善机构，充分展现了关怀民生、致力慈善的情怀。兴办教育时，张謇非常重视培养学生慈善爱群之心。在“招生测淮之意见书”中，张謇明确将“慈善”确定为选生标准之一，不慈善“则自私自利之心生”。他为长乐镇初等小学撰写的校歌中包含“大家爱国先爱乡”，垦牧乡小学校歌中的附属实习基地，并在课程计划中做出实习安排。比如在《通州师范学校开办章程》中，张謇强调师范学校应该设立小学校作为师范生的实验练习之地；在《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章程》中，张謇也明确指出学生要注重实地练习，养成切实应用之智识。可以看出，张謇想要培养有丰富的科学文“小学家家上，识字耕田相保为善良”，南通医学专门学校的校训“祈通中西，以宏慈善”，还要求通州师范生“先致力于公益最要之专科”，都体现了张謇希望学生能够善良仁慈、无私爱群，为挽救国家危亡、改善民生做出贡献。

作为“教育兴邦”的实践者之一，张謇深刻反思了国内教育，认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而我邦之缺憾”，所以他不仅重视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还希望兴办的新式教育可以改变中国人实业知识匮乏的状态，做到实业和教育相辅相成，张謇创办的学校大多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密切相关。近代社会内忧外患、民生凋敝，为促进我国社会建设事业发展，1906 年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附设测绘科，1908 年又设土木工科，让测绘科毕业的一些学生继续进入土木科学习。1913 年，张謇受袁世凯邀请，担任农商总长，他提议成立导淮总局，后扩展为全国水利局，张謇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在任职期间，张謇制订了导淮、治黄等工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深感我国水利人才异常不足，即使一些外国专家能够提供技术性指导，但由于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水利问题难以有效解决，于是他萌生开设河海工科专班的想法，培养中国的水利专家。1914 年张謇撰写《请设高等土木工科学校先开河海工科专班拟具办法呈》，并于 1915 年正式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培养专门的水利人才。

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张謇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际、课内与课外的结合。针对当时社会上学习知识但忽视实践的状况，张謇作了形象的比喻，认为这种行为好比画饼充饥，根本起不到实际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张謇在他创办的师范、农校、医校、纺校，都建立了化知识，又能够在实践中应用所学知识的“知行合一”的现代人才。

祈通中西、兼采众长的教育策略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之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之眼光。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教育经验，是张謇教育兴邦思想的重要特点。面对西方观念的冲击，张謇坚持开放包容，倡导向西方学习，他指出当时中国处于危亡之时，必须广泛地学习先进科学知识，由此提出办教育“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

传统教育追求人的自我完善，相对忽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张謇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格外注重弥补儒家文化中缺乏的先进科学知识。创办通州师范学校时，他主张参考世界各国教育计划，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课程，要“讲求教授管理法、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文法、理化、测绘、体操诸科学”。对于河海工科专班的课程，他认为需注重的学术有二“曰测法，曰算术”，所以在课程中添加了很多与测法、算术相关的内容，“欧美之于河海工程，已经多年之实验，乃成科学之方式”，所以必须学习西方相关科学知识。即使是设置国文专修科，张謇也没有忽视提高这些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他将“法制、经济、算数、比例画”设为随意科，为主修国文的学生也提供了可以学习的先进科学课程。

除了功课设置，张謇在用人方面也突破了国籍的限制。他认为只要能够承担教育的责任，那么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所以他非常欢迎外国科学家来华任教。通州师范学校开校后，张謇招募了很多中外名师，有中国著名学者王国维教授国文、伦理学，中国学者刘瑴仪和日本学者宫本几次负责测绘科事务和教授测绘知识，日本学者远藤民次郎教授世界地理等等。张謇创办其他学校时，也邀请了别国学者任教，比如南通农校聘用了日本学者照井喜三。欧战之后，张謇认为德国的文化科学不会因军事外交上的失败而减色，并且觉得这是我国吸纳德国科学家的好时机，此后他更加主张用德国人，聘用了德国博士夏德门来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任教。

张謇将南通医学专门学校的校训定为“祈通中西，以宏慈善”，将甘南中学堂的校训定为“苦志以求立，广学以求通”，他还曾提醒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学生、老师们“五洲互市，西法东渐，河海工程独抱闭关主义，势更有所不能”。可见，张謇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向世界，希望学生能够广泛学习西方知识，以择取最优。

张謇要求学生在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要以“中学为立身始基”。清末时期，国家危机逐步加深，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经世致用思潮随之兴起，要求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张謇曾师从张裕钊，张裕钊又是曾国藩门下的“曾门四子”之一，湖湘文化中刚勇务实、经世致用深刻影响着张謇，他认为学术必须有济世之效，反对盲目学习西方的一切。张謇认为“人不同世，世不同地，地不同事，事又各有其不同”，对于照搬照抄他国思想的行为极其反感，指出“国势根本不同，未可削趾适履”。他自创办教育之初，就从未忽视过中国传统文化。通州师范是张謇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命人刻了孔子和孟子的像，并且亲自题了短文刻于石像上，短文中指出，“大陆将沈，斯文将丧，仁人志士舍孟子谁师”？足以见得他对孟子的尊崇、对儒学的重视。在拟定《金陵文正书院西学堂章程》时，张謇明确提出中学是立身始基，扬西抑中是弃本逐末，所以金陵文正书院的课程“先以一制艺、一律赋及七言十二韵长律诗为格”。张謇还联系西方文化和现实需要，对传统的儒家经典的价值进行了新的挖掘和阐释，比如《易》、《礼记》、《论语》可以当作哲学、教育学，《诗》当音乐、动植物学，《春秋》当法律、外交学等等。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演说时，张謇提到了我国的工程法式有很多和欧美相契合的地方，诸生“勿存旧法为必不可用之观念”。这些都体现了张謇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激荡的过程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

（李宁系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紫玉系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秋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