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瞿”哪得清如许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城西罗汉岭。瞿秋白整理好衣装，盘膝面北坐定，从容说了句“此地甚好”，饮弹就义。带着不舍与眷念，他不得不永远告别了同志们、告别了这个美丽的世界。“亲切、安详、谈笑风生、潇洒幽默、不知疲倦”，这是人们同瞿秋白接触时得到的共同印象。夏衍多年后回忆起与瞿秋白初遇时的情景，印象尤为深刻。“从仪表，从谈吐，乃至从他日常生活来看，秋白同志是一个典型的‘书生’”。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是瞿秋白遗作《多余的话》的最后一句。豆腐或许正是其“书生”本色最真实的写照，方方正正、清清白白、表里如一，不染一丝杂色。瞿秋白的一生，生活上清贫、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清白，其才情、风骨、品性，至今熠熠生辉。他是一个可敬的革命领袖人物，也是一个可亲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个人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不灰心泄气，没有埋怨和牢骚；在个人爱好与组织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坚决服从组织，去中央苏区；在应该贡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他毫不吝惜。他光明磊落，没有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不搞阴谋，不耍权术，不会欺诈，没有野心。”正如毛泽东所言，瞿秋白“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清癯之人

从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看，瞿秋白面容清癯，经常带着几分甚至有些忧郁的微笑。后人追忆亦多提及其瘦弱的身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忘掉的是秋白那苗条瘦削的身段，怯生生的样子，脸色是苍白的。”瞿秋白生在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家道衰落和家人星散使其很早尝尽了世态炎凉，“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

早在常州府中念书时，瞿秋白肺已不好，在黄陂其二姑母家时便被确诊为肺病初期。进俄文专修馆后，他在学习俄文的同时研究哲学，每天工作11小时以上，“往往到深夜两三点钟才睡”。他和郑振铎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杂志，杂志共出版19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五四运动时，作为俄专学生总代表，瞿秋白奔波忙碌、作息失常，斗争高潮过后大病数月。赴苏俄后，瞿秋白曾在东方大学任翻译兼授课，其时肺病已很严重，有时累得面色苍白，连气都接不上来，后来不得不去高山疗养院休养。曹靖华前去探望时，见他躺在床上，床头没有台灯，就把吊灯拴到床架上，俯在枕上写文章。瞿秋白深知肺病是要养的，可对他来说，“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苏联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革命宝山”，要拼着病弱的生命，“把革命的宝贝更多地运到祖国来”。

1923年初回国后，瞿秋白先后担任马林、鲍罗廷等人助手兼翻译，积极推动国共合作。中共三大期间，他工作繁重、筋疲力竭，“在广州的德国医生为他做了检查，结论是他只能做一点翻译工作”。1926年春，瞿秋白病情恶化，中央强迫他进医院休息。据其妻杨之华回忆：“在头两个星期中，他完全按照医生的嘱咐躺在床上不起来……到了第三个星期，当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仿佛在家里一样，弯着腰坐在椅子上，兴致勃勃地一页一页的写起来了。”对于病体，瞿秋白是不太在意的，其肺病据苏联大夫诊断是没有希望了，休养也不过是拖延一点时日。“他说到这个事实时表情那样从容自然，仿佛在谈着与他自己毫无关系的什么事一样。”令人敬佩的是，他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勇敢的坚持着工作的精神”。“八七会议”前后，“肺病的痛苦严重折磨着秋白，但我见他照常写作，要不就是参加各种会议，根本顾不上休息”。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被排挤出中央后，瞿秋白仍一如往常，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工作上。寄住在谢澹如家时，他躲在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亭子间，虽肺病缠身仍夜以继日地埋头于纸笔之中。“他当时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总在十几小时以上，而且总是按部就班，有条有理。早晨起床后先看报，几份大报看得很仔细，看到有用的材料就剪下来或摘录。上午剩下的时间一般是写文章；下午睡一会午觉起来就翻译和写作；晚上是看书或写作。他习惯于晚上工作，很晚才睡”。在这一时期，瞿秋白的写作进入高产期。“粗略地计算起来，仅收编在《瞿秋白文集》中的这一时期的文学著作，就约有一百五十来万字，每天平均写两千来字”。许广平曾回忆瞿秋白和鲁迅合作写杂文的场景：两人交换意见后，由瞿秋白执笔，“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

1934年，瞿秋白到中央苏区任教育人民委员，同时编辑《红色中华》杂志，常常带病工作到深夜。“他三日两头发高烧，傅连暲医生天天都走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卧床，但躺在床上还是要看文件，处理日常事务”。1935年新年，陈丕显在中央分局驻地见到了瞿秋白。“他身患疾病，脸色很不好，还有些浮肿，他正在自己动手煮稀饭、煮鸡蛋。柴草很湿，满屋是烟，他不断地咳呛着”。

关于自己病弱的身体，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有过这样一段自白：“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智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先天不足、刻苦求学加之革命时不惜身体，瞿秋白一直拖着瘦弱的病体，终其一生没有好好医治。所以面对死亡，他反而觉得是一种解脱。“一个革命党人很难得一个休息的机会；被捕监禁，不过是暂时的休息，‘死’才是给他一个安静的长期的休息”。

清贫之人

瞿秋白对生活不讲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日常生活刻苦惯的，饮食起居一切都只求简单节欲。”小时候，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几年少爷式的生活，后来只能靠典当和借债度日。其母金璇因无力维持家计，吞火柴头自杀。母亲的离世，对瞿秋白身心造成极大影响。他在《哭母》诗中写道：“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在灵前爱子身。”母亲死后，还剩下40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瞿秋白只能将母亲的灵柩停放在瞿氏宗祠，多年未下葬。在赠羊牧之的诗中，他为此深感自责：“君年二十三，我年三岁长。君母去年亡，我母早弃养。亡迟早已埋，死早犹未葬。茫茫宇宙间，何处觅幽圹？荒祠湿冷烟，举头不堪望。”

年少时经受过清贫生活的磨炼，投身革命后依然本色未改，瞿秋白生活相当清苦，甚至有点拮据。杨之华曾回忆：“生活上是一点儿也不讲究的，无论怎么艰苦，总是满不在乎。拿吃饭来说吧，因为出去买菜不便，我们吃的是普通的包饭，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吃。他从来没有说过，看来也根本没有想过，要为他那患着严重肺病的身体增加一些营养。”羊牧之也注意到，瞿秋白的生活颇为俭朴。“他的写字台上，常常摆一碟茴香豆、花生米，他晚上写东西时，觉得饿了，就吃几粒豆或花生米……每每吃了一块麻糕就当早饭”。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遭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打压，夫妻俩仅靠中央发给的每月仅十六七元生活费过日子，相当于当时上海中等收入工人月工资的一半，只能维持最低生活需要。1931年2月7日，他在给郭质生的信中写道：“我本想多寄几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够。半个月后，可以有法想：我将要时常寄国语的文学的小说杂志等等给你。”这一时期，瞿秋白夫妇曾四次在鲁迅家避难，谱写了“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的佳话。尽管生活困窘，他不肯接受别人的馈赠。“鲁迅总是想办法让秋白出版一些书，以便获得一些稿费版税维持生活……对于自己的劳动所得，秋白是不可能反对的。鲁迅也安心了。”细查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常有此类记载。如1933年4月21日，“下午得小峰信并本月版税泉二百。付何凝《杂感集》编辑费百”（《杂感集》即《鲁迅杂感选集》，系瞿秋白编选并作序，署名何凝）；1933年7月10日，“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这一天，瞿秋白夫妇来鲁迅家中避难，鲁迅即以付给版税名义给予支援）。

为躲避国民党的搜查追捕，瞿秋白夫妇不得不经常搬家，其暂时住处大多非常简陋。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丁玲常到其位于慕尔鸣路的寓所。“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三架装满精装的外文书籍的书橱，中间夹杂得有几撂线装书。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宝”。除编辑党的理论刊物必需的书籍外，家里就只剩几件衣物。杨之华在整理他的衣箱时发现，“二套粗布的小衫裤，已经破旧了的。二套破旧的西装，一套是夏天穿的，还有一套就是他平日出去上课时侯穿的……还有一件他回家来常常穿着的一件枣红团花的旧棉袍，面上有一层龌龊的油光。袖底下已经裂开了细细的丝缝……他曾这样对我说过：‘这件衣服的年龄也和那条旧被一样。这是我唯一的遗产’”。1932年岁末，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去鲁迅家将瞿秋白和杨之华接出转移到别处。瞿秋白的几篇稿子、几本书放在杨之华的包袱里，另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夫妇俩的几件换洗衣服。陈云就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陈云奇怪地问道：“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

到达中央苏区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围剿，瞿秋白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据徐特立回忆：“秋白同志到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粮食按人分配，米自十四两到一斤四两，用席芊做的袋子装着，袋子上吊一牌子，牌子上写着姓名。一起放在锅里煮及甑里蒸。”老战友们深知瞿秋白长期带病工作，一再要求庄东晓（时任苏区中央教育部编审局局长）注意照料，但瞿秋白从不搞特殊化。在当时敌人层层包围的情况下，为加强瞿秋白的营养，要跑到几里外的圩场才能买到一条鱼和几只鸡蛋。当这些东西送到他的跟前时，“他总是问东西是哪里来的，旁人有没有的吃，推来让去，给他弄点东西吃的任务，也不容易完成”。瞿秋白一生面临物质匮乏的窘境，其精神却很富足，并在政治理论、文学艺术、著作翻译、文字改革等领域给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

清醒之人

毛泽东曾说：“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瞿秋白自幼聪颖，1912年“双十节”，他在自家（即祠堂）侧门上悬起一盏白灯笼，上书“国丧”两字，并对同学说，现在袁世凯窃取大总统，“民国”已名存实亡，还有什么可庆祝的呢？在俄专读书时，正值“西欧日本新学说如潮的‘乱流’湍入”，他清醒地意识到“旧的，‘汉学考证法’‘印度因明学’，不知道；新的，西欧的科学方法，浮光掠影得很……自由派的民治派的思想勃起，浮浮掠过……问题符号满天飞”。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社会主义究竟为何物，知识界对其流派和渊源莫衷一是，可谓“隔着纱窗看晓雾”。为求得第一手材料，瞿秋白毅然决然远赴苏俄，以“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略尽一份引导中国新生路的责任”。出发时他就诫勉自己：“不要做邮差，只来回送两封信儿……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蜂蜜成时百花谢，再回头，灿烂云华。”作为《晨报》特派记者，瞿秋白除及时发回大量报道外，拟根据所见、所闻、所思写两本书：“第一部分：一切调查，考察，制度，政事，拟著一部《现代的俄罗斯》，用政治史，社会思想史的体裁。第二部分：著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琐闻逸事，拟记一本《赤都心史》，用日记、笔记的体裁。”令人遗憾的是，《俄罗斯革命论》（初拟书名为《现代的俄罗斯》）书稿毁于上海“一·二八”战火。

回国以后，瞿秋白参与党报党刊编辑工作，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审视中国革命。他自谦地说：“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他编写了《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于当时纷繁杂乱、名目各异的思想流派，瞿秋白始终保持着理论上的清醒。1925年7月，戴季陶抛出《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文。瞿秋白见微知著，撰文《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针锋相对地加以驳斥，并指出：“蒋现时在各方面地位均极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从1925年11月“西山会议”召开，到次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再到“整理党务案”的提出，直至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系列极其惨痛的教训印证了瞿秋白的预判。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马林、鲍罗廷等人的高度赞赏。马林称赞：“瞿的表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已显示出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这个组织里唯一能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并想以此给中国（共产）党奠定巩固基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