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

摘 要：“古今中西之争”这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之所以长期难以破解，根源在于不具备破解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两个结合”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坚实的物质条件，新时代的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力量“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日益显著。此外，“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方法，并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成果，从而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有利的文化条件。

关键词：“两个结合”；古今；中西；文化；破解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1]，要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这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3]新时代之所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重要原因之一是经由“两个结合”创造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坚实的物质条件。新时代的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力量“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日益显著。此外，“两个结合”还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方法，并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成果，从而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有利的文化条件。总结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即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对“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和实践要求进行了系统阐释。“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重大原创性命题，这一重大原创性命题的明确提出和系统阐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深入研究“两个结合”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不仅有利于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也有利于深化和拓展“两个结合”的研究意义和视域。

一、“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由来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华文化主体性日渐动摇，在处理文化上的“中西”关系以及由“中西”关系引发的“古今”关系时，有些人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体用”范畴，把一种文化的“体用”关系用到处理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上，以表达两种文化之间“主导”与“辅助”、“主体”与“客体”、“实体”与“作用”、“根本”与“运用”等复杂关系，这就是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中体西用”（张之洞）、“中体中用”（辜鸿铭）、“西体中用”（李泽厚）、“西体西用”（胡适）以及“中西互为体用”（傅伟勋）等。有些观点是明确提出的，有些观点虽然未明确提出，但是持论者明确支持这种观点或者事实上如此。

中华文化独立起源，本具有深厚的文化主体性意识，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曾一度受到冲击，但最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被进一步激活并变得更加牢固，佛教也在实现了中国化之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华文化主体性日益动摇。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文化激进主义仅仅从文化时代性出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前现代文化，西方文化属于现代文化，把文化上一些原本属于“中西”差异的民族性问题转化为“古今”差异的时代性问题。文化激进主义也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但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现代化转型的需要，进而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西方化等同于世界化，提出“西化”或者“全盘西化”等主张。胡适虽然讲过“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的观点，但是为了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他提议“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4]。陈序经明确讲：“简单地说，西洋的文化，是现代世界的文化。”^[5]冯友兰分析近代以来为什么有些人持“现代化=西方化”时曾指出：“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6]“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说到底还是用一种“西体中用”或者“西体西用”的模式处理“古今”“中西”关系，因此，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必须破除“西体中用”或者“西体西用”的模式。

汤一介认为，一百多年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存在两种偏向：“一种观点认为‘中西’之争都是‘古今’之争，全盘西化派大都持此种看法；另一种观点认为‘中西’之争都不是‘古今’之争，国粹派大都持此观点。”^[7]与文化激进主义者相反，文化保守主义者基于狭隘的儒家道统论，仅仅从文化的民族性出发，把文化上一些原本属于“古今”差异的时代性问题转化为“中西”差异的民族性问题。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但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需要吸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20世纪30年代，为了抵御外来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萨孟武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主张。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已经不满足于港台新儒家关于从“内圣”的方面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努力，希望通过“内圣”开出新“外王”，提出政治上要“儒化马克思主义”“儒化共产党”等主张，这也是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之间的重要差异，为此，双方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杜运辉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大陆新儒学，是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从现代新儒学阵营中分化而出、以蒋庆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复古主义思潮，它企图‘重建儒教’‘立儒教为国教’以取代四项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复古保守性、宗教神学性、团体组织性等基本特征。”^[8]正如胡适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一样，文化保守主义把“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说到底是用“中体西用”或者“中体中用”的模式处理“古今”“中西”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为支撑和表征，有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自信地认为时间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从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否定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并无二致，也并无优劣之分，这两种思潮也因此可以结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联合阵营，而且事实上也互相支援、互相转化。

马克思主义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传入中国之后，一些学者，甚至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用“中西”“古今”“体用”来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这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方克立在继承张岱年倡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他不仅早在2015年就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概念，而且认为“‘马魂、中体、西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9]。韩庆祥认为：“第二个结合”“可以基于‘体用关系’来寻求其结合方式，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用’”^[10]。李泽厚在20世纪末认为，当时的思想界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仍然是“中体西用”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是他提出“西体中用”的重要原因。黄力之在新时代依然认为：“当下中国，坚守本土立场不动摇，继续向世界开放，以文明模式论之，‘中体西用’概念最为贴切。”^[11]当然，无论李泽厚还是黄力之都对“体”的内涵进行了重构，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文化的新“体”。李泽厚说：“我讲的‘体’与张之洞讲的‘体’正好对立。一个（张）是以观念形态、政治体制、三纲五伦为‘体’，一个（我）首先是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体’。”^[12]黄力之认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当然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实行了对接。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是从欧洲引进的新思想，如此，当下中国的‘中体’更不可能‘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了”^[11]。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认为“全盘西化在20世纪末已不如它在19世纪末那么可行。领导人于是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版本”^[13]。

梳理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由来，也就阐明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重要性。第一，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的需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化使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定是“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不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就无法建成“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需要。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是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去吸收西方文化，还是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体现的是有没有文化自信的问题，但说到底是文化有没有主体性的问题。当前，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没有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中华民族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三，指明中国文化出路的需要。“古今中西之争”的话语出场伊始就与近代中国的历史遭遇和民族生存的严重危机联系在一起，是面对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与强烈冲击而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应激反应。也正因为如此，“古今中西之争”始终与近现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进程紧密相联。因此，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既关系到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问题，也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

二、“两个结合”对“中西之争”的破解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2]14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是由“中西”之争引发的，因此，破解“古今之争”首先还是要破解“中西之争”，而要破解“中西之争”还需回到“中西之争”产生的时代背景。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称之为“铁的必然性”。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这一“铁的必然性”在世界展开的过程中，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5]。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器物层面的感受最直接，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也首先在器物层面发生了动摇。正如严复所说：“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英文汉诂〉卮言》）梁启超曾把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概括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三个时期，金耀基把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第一，器物技能层次（technical level）的现代化；第二，制度层次（institutional level）的现代化；第三，思想行为层次（behavioral level）的现代化。”^[16]

为了破解“中西之争”，人们曾经提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体中用”“西体西用”等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对深刻认识中西方文化的特点和优点，对于清除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阻碍，进步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这些解决方案很明显的一个缺陷是只限于文化方面，也正因为如此，“古今中西之争”又常被称为“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罗荣渠指出：“‘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出路之论争长期都是围绕东西文化之争这个题目兜圈子，而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弱点。”^[17]抽象的文化争论是没有真正出路的，也是结不出现实果实的。“两个结合”对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解决不是抽象的文化讨论，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回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推动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实现历史性跃升。新时代的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国际力量“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日益显著，这极大地坚定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自信。如果中国对西方依然“仰视”而不是“平视”，就不可能做到“汇通中西”。也就是说，破解“中西之争”的最重要的物质条件不是在抽象文化之争中形成的，而是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一个结合”的实践中产生的。这也说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需要“两个结合”一起推进，如果单独推进“第二个结合”，则同样容易陷入抽象的文化思维，也是不可能真正推进“第二个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