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能下沉与动能转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图景

D267.2A1009-3176（2024）02-004-（1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户籍制度与农地产权制度联动并轨机制研究”（19BJY120）、2021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项目“红色文化涵养国家认同的理论蕴含与实践路径研究”（MKS22110）和江西省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高层次人才专题项目（23ZXRC05）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3-11-23

作者简介：聂平平  男（1970-  ）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黄文敏  女（1981-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运用质性元分析法，系统描绘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图景。研究发现，基层党建通过“政治势能下沉”与“政治动能转化”两条路径，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弥散性支持”和“嵌入性支持”。这两条路径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了四种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形态：权威式治理、嵌入式治理、复合式治理和简约治理，在不同地域的乡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每种形态的治理成本不同，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因此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最优”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党建引领的方式应根据具体情境进行灵活调整。这是不断进行动态优化的过程，以适应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实际需求。

党建引领；治理形态；政治势能；政治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1］，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将党的领导体制延伸到农村社会，让碎片化的农村变为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3］。在链接国家与乡村社会过程中，基层党组织扮演着政治中心角色，发挥领导、组织及协调等作用［4］，促进了乡村社会利益、价值和组织的必要整合［5］，解决了行政科层制难以应对的重难点事务［6］，实现了党与社会的合作共治。基层党建蕴含的政治连带关系具有权威性、合法性、整合性和动员性等独特优势［7］，能够将我国的政治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激活党建存量资源、发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增量作用［8］，已成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普遍共识。

一、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相关文献综述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9］，加强“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10］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此后，我国农村地区广泛开展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并涌现出一批典型案例。学界从规范治理与情感治理两个视角对这些实践进行了阐释。规范治理视角聚焦党建如何将组织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等理性要素嵌入到乡村治理行动中。首先，以组织建设夯实乡村治理的基础。利用党组织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类权威资源［11］，畅通上下连通、横向协作的治理结构，形成高效、协调和有序的“一核多元”治理模式［12］。其次，以规范性建设增强乡村治理的组织力。完善乡村党员队伍建设、组织活动、运行机制、服务群众、党建责任、工作任务等规范，形成统一、规范和相对稳定的工作体系。最后，以制度建设实现对乡村治理的政治引导，改变主体的观念与行动逻辑，实现乡村社会中公共性社会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的重构，从而有效改善乡村治理中存在的外生权威缺乏和内生权威式微的问题［13］。情感治理视角聚焦党建如何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中，形成“党群情感联结”［14］，为乡村治理注入感性要素。一是通过增进党内关系、党群关系以及社会场域内的多元主体关系，多维度实现基层社会情感构建［15］。二是通过社会动员、制度建设以及愿景重塑等措施，充分发挥农村党员示范与带动作用，实现“自下而上”的基层动员，提升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实地调研发现，尽管党建引领是乡村治理创新中普遍采用的方式，但在不同村庄的效果却差异明显。具体实践中，有些村庄成功激活了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有机融合了乡村场域的德治、法治和自治；而有些村庄却滋生了村民参与的惰性，使得乡村自治变得更加困难。由此可见，党建引领不只是制度化的乡村治理行动，还是基层党组织和乡村社会共同演进创新的结果。村庄资源禀赋和文化资源的差异，决定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尽管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对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进行了阐释，并基于案例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治理概念，但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对基层党建如何立足地域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创新行动方式的关注。因此，有必要对现有案例研究进行整合，深入分析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的具体形态，形成完整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图景。这将有助于指导当前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设计与过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元分析方法。元分析（Meta-Analysis）是一种系统整合已有研究结果，得到综合结论的方法［16］。元分析有量化（Quantitative Meta-Analysis）和质性（Qualitative Meta-Analysis）之分。其中量化元分析强调使用统计方法来整合多个研究的量化结果，以期得到一个综合的、量化的效应大小估计。质性元分析强调采用质性方法来比较研究成果，围绕特定主题的研究数据开展有目的的、互相耦合的质性分析［17］，以此来全面解读某种现象，实现对已有理论进行验证或延伸。

本研究选择采用质性元分析方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相关主题的实证研究多是质性研究，适合展开进一步质性分析；其次，该方法有利于全面解读研究主题和进行理论重构；最后，质性元分析倾向于回答诸如“怎么样”“为什么”等隐含在过程研究中难以回答的问题［18］。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讨当前乡村治理中党建引领的主要路径及其实践形态，其本质是回答乡村党建引领“为什么可以”以及该“怎么样做”的问题。因此，将质性元分析方法引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研究当中，可以将已有成果统合起来，为理解和分析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二）研究数据

质性元分析的可靠性源自样本选择和分析过程的方法严谨性和透明度。元分析有严格的程序，包括提出研究问题、查找相关文献、筛选文献、数据处理和分析等步骤。本研究主要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对CSSCI期刊和北大核心文献进行检索与筛选。参考魏红果和李海［19］等关于定性元分析中文献筛选标准的说明，本研究文献筛选步骤如下：

第一步，在中国知网上选择来源类别为CSSCI和北大核心，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相关实践为议题的文献。乡村治理是比较宽泛的概念，涉及经济、文化、社会和乡村自治等多个内容。为了更广泛地选择案例，研究者在中国知网以主题为“党建”、“乡村治理”、“党建”和“乡村+治理/公共治理/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文化治理/扶贫/集体经济”等为组合条件进行检索。剔除专栏导语、纪实报道或会议总结等，得到研究文献195篇。

第二步，确定筛选标准，筛掉不合标准的文献。质性元分析强调对文献中定性资料的整合分析。研究过程中，首先，筛除不含事实资料和经验报道的文章；其次，筛除没有呈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完整案例的文献，如多案例研究中只呈现片段摘录经验或县区乡村工作思路等，保留多案例研究中较为完整的村庄实践资料；最后，对相同地区类似的实践案例文献，如果出现不同结论则保留，否则只取其一。本轮筛选后共有相符文献36篇。

第三步，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查看被选中文章的参考文献，据此再次搜索一些符合本研究分析标准的文章，最后获得39篇文献，42个案例（见表1）。

（三）数据分析

质性元分析的数据分析一般需经过摘录、编码和归类3个步骤。为了深入了解案例的具体研究内容，本研究首先建立了编码表，内容涵盖文献基本信息、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内容、案例主题、理论基础、案例内容和研究结论。随后遵循质性元分析的操作步骤，对39篇文献进行摘录、编码和归类。

首先，对初始研究结论部分进行摘录，发现和凝练已有研究结论或者关键性语句。与质性研究不同，质性元分析的研究对象不是原始的对象数据，而是数据分析的结果。在此环节，从纳入研究中寻找案例原始材料与关键性结论部分，摘录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相关的具体举措与结论性语句。

其次，对第一步摘录得到的关键性结论进行提取、凝练、概括形成专业术语。为保证编码结果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对内涵相同或相近概念进行归纳。借鉴陈小梅等［20］的编码策略：一是合并具有并列关系的摘录语句：如“政治思想的宣传下乡”与“政策下乡”合并为“政策下乡”。二是概括具有隶属关系的摘录语句，对摘录语句间关系为包含、外延或者递进的，归纳为一个更为抽象的、更高级维度的变量，如“各村党员是包片联户制度推进的第一责任人”“对党员的考核制度与乡村治理结合起来”，均将其归纳为“党员责任考核”。三是转化或分类无明显关系的摘录语句，对于无明显逻辑关系甚至结论互相冲突的语句，通过嵌入其研究情境进行转化和分类。

最后，在编码的基础上，发现概念间的关联并识别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归类完成之后，再将编码和归类的结果进行比较，最终形成包括价值引领、高位推动、信任聚合、资源统筹、制度支撑和主体激活等六个行动维度。具体编码结果见表2。

三、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行动路径：一个分析框架

在物理学中，能量是物质运动转换的量度，用来表示物理系统做功的本领，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如动能、势能、热能、电能、光能和核能等。其中，动能和势能是一对可以相互转化的能量。动能是物体由于运动而具有的能量，势能是因位置差异而产生的能量。储建国创造性地将物理学知识引入政治学，提出政治能量这一概念，将其解释为能够推动政治角色采取政治行为的能量，如权力、权威、势力、强制力和影响力等［21］。王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理解为政治角色依靠所占有资源的数量和将其转化为具体利益的能力而采取政治行为的能量。他认为政治能量产生的前提是政治主体的一方相比另外一方具有优势，提出政治势能的概念。在此之前，贺东航和孔繁斌在研究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时发现，不同位阶政策发文展示出政治信号强弱的差异，也提出“政治势能”这一学术概念，认为其关键话语是“高位推动”［22］。从政治系统运行来看，政治主体的一方对另外一方的比较优势不是恒定的，会因政治系统的进步与发展产生的“能量场”而改变，如不同主体彼此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相互转化等所蕴含的能量。因此，观测政治能量对具体政治行动的影响，还需引入政治动能的概念。为此，沈江平、金星宇将政治动能描绘为以政治为核心范畴所形成的空间能量储存与释放的场域，其内在机理是对内部各政治要素间张力的维系和调适，外在表现为制定符合一定社会关系的理论、制度、法律等［23］。

本研究认为政治能量包括政治势能和政治动能。政治势能可理解为政治系统中行动主体之间的位置差异产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能促进主体行动“借势成事”。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党组织作为领导者和执政者，具备天然的政治势能，这种势能会外化成一种“治理权威”，助推乡村治理“借势成事”。政治动能可理解为政治力量实际运行产生的行动力，如体制运转、制度制定与政策执行等所蕴含的能量。相比政治势能，政治动能更具动态特性，其效应会因政治势能变化而变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本质是通过释放党的政治能量，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实际效能。从政治能量的视角，质性元分析形成的六个行动维度蕴含了党建引领的两条行动路径：政治势能下沉与政治动能转化。为此，结合编码结果，本部分构建一个二维分析框架来揭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行动图景（见图1）。

（一）政治势能下沉，为乡村治理提供弥散性支持

基层党建通过助推党的领导在场，下沉政治势能，形成党对乡村治理的弥散性支持。这种支持表现为乡村党建以含蓄的方式，如价值引领、高位推动和信任聚合等，促使不同主体的治理思维和价值认同趋向一致，从而型构一个有凝聚力的乡村治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