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与行动策略

“国家—政党—社会”是解释现代国家治理与运转的跨学科视角，对理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针对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是同步进行的，党对社会的改造形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互动新格局。在历史经验的角度，党与社会的百年互动折射出二者关系的特殊规律性，党通过社会动员、社会整合与社会赋能等行动策略，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积累了自主性动力，促进了社会的转型、发育与成长，并反过来强化了党的领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维系党与社会互动的核心“变量”应围绕人民本位价值观展开，这是塑造社会治理共同体认同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共同体；互动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不难发现，这个“奇迹”并非一蹴而就，更多是在党与社会之间或契合或冲突的长期互动中创造的。在政党林立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时就显示出“外生型政党”的劣势，但命途多舛的中国最终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造就了政党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事实。这同西方“先有国家，后有政党”的“内生型政党”［2］生成路径完全不同，而对于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治理逻辑，则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

各国政治实践表明，现代国家的运转离不开政党，没有政党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在西方国家的经验中，现代政党大多演变成为“半国家机构”或“准国家机构”，在改造政治生活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甚至形塑着社会生活［3］。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这一规律也有所体现，且有一条主线伴随始终：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抑或是在党领导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征程中，党与社会如何互动都是一道“必答题”。社会为党实现政治愿景提供了试验场，而党则为社会进步贡献了政治智慧。换句话说，是历史赋予了党领导国家建构和社会建构的双重使命，同时也是党成就了最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中国国家治理情境下，党对社会的改造是以“政治领导”的话语宣示和行动姿态展开的。这一新时代的目标愿景显示出党的执政自信，同样也源于过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一具有原创特征的经验事实始于党的使命自觉，成于执政过程中的整体性探索。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这一目标定位显示出什么样的历史积淀和历史逻辑？过往党史中的哪些政治领导“基因”对当下缔造社会治理共同体仍然具有现实针对性？同时，还有哪些需要更新或创造性转化？本文拟从政治互动的视角，通过对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观察来发现党的组织功能与政治功能同政党行动之间的关系，尝试在这个连续状态中寻找二者是如何又怎样发生互动的。当然，本文的可能贡献还着眼于当下和未来，尝试为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本土化的研究样本。

一、文献回顾

（一）政党与社会的规范研究

在主题上，此类研究侧重于分析党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涉及政治关系中那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局性的、决定性的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政党是社会的产物，并将最终消亡于社会，社会决定政党，只是政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使命目标存在差异而已。比如，在社会革命阶段，“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4］。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将政党与国家关系内在地廓清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范畴之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那样，“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5］。这一论断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辩证地解释了政党“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等元问题，显示出“高政治”领域研究的特征。

除此之外，研究二者关系的学者们还关注政党与国家机器、政党与民族、政党与共同体等宏大议题，指涉范畴有党政关系、党际关系、政治制度生态［6］等相关领域。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观是这种宏大叙事的典范，他认为党与国家融汇一体，国家公共行政不过是党务的具象化［7］。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大多崇拜政党竞争，侧重于研究政党与政党联盟等重大问题，以解释政党是如何对公共权力、对国家与社会实行控制［8］。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讨论政党体制与制度融合等宏观议题，如“以高质量的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国家民主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生命源泉”［9］。随着政治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高政治”研究的宏大领域也必将进一步得到拓展。

（二）政党与社会的中层理论研究

主要关注利益集团、社会团体与公民个体，以及政党功能、行动策略等结构性议题。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现代国家的研究发现了两个并行的上层建筑，一个是直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官僚与司法系统，另一个是由政党和社会团体（包括宗教性团体）组成的上层建筑，后者服务于统治阶级霸权的需要，在向公民灌输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实现特定政治目的［10］。葛兰西从霸权论的角度论证政党行使权力的政治功能和路径，以工具理性的视角讨论政党策略的实施，认为政党机制在资产阶级发展阶段是不可替代的。但是，葛兰西的政党功能论游离于国家与社会两端，也间接证明了中层理论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

大量政党研究成果关注政党及其利益相关者等层面。比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政治共同体思想将阶级、身份和政党的三维框架放在财富、声望和权力的视角下加以讨论。韦伯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党的“政治运作是有关利益者的运作”，政党作为现代组织形态构成了“现代西方国家的根基”［11］。韦伯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学者，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G.Roskin）等人从政党功能的角度区分了政党的六种角色，即政府与公众的联结者、利益聚合者、政治体系整合者、政治社会化执行者、选民动员者、政府组织者等［12］。很多西方学者研究政党票决体制下的行动策略，以中层理论探讨党对社会的动员、控制或整合等行动策略。唐斯（Anthony Downs）则结合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的心理说，从选民行动策略角度研究政党与选民互动问题。他认为选民会意识到投票给没有可能赢得选举的第三党是一种浪费，因此心理暗示会使选民投票给政策最接近自己主张且最可能赢得选举的政党，这就迫使这些政党不断采取合并策略以对抗经常获胜的大党，并最终形成两党制［13］。

一定程度上，结构功能主义和随后兴起的新制度主义等研究成果进一步将中层理论推到一个新高度。萨托利认为，政党是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宗派，国家与政党是相互维持和相互强化的组织，二者彼此服务于对方的需要，但政党的首要功能则是人民的表达工具、手段和代理机构［14］。克劳斯·冯·贝耶姆（Klaus Von Beyme）也指出，政党具有确立目标、利益整合、利益表达、政治动员、引导参与、招募精英、组阁政府等诸多功能［15］。在传统结构主义视野中，政党是政治体系不可或缺的结构，是利益综合的主体和机制，“组织完善和领导有方的政党能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控制政治”［16］，以及控制社会和回应社会［17］。比较而言，新制度主义关注制度变迁中的因果逻辑，因而在变量选择与学理推演上均是中层理论方法的展开。如上研究成果在国内学者中都比较有吸引力，比如关于党与社会组织的研究中既有统合论的立场，也不乏资源依赖、政治吸纳、合作生产等观点，表现出学术跟踪和理论关怀的特征。

二、本文的视角：政党与社会互动论及其展开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的历史经验是对流行于西方学术界“国家—社会二分法”范式的证伪，无论是“国家中心论”还是“社会中心论”，都放大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的国家与社会则是对立统一关系，它是对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中单纯突出对立性而无视统一性的纠偏。也就是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政党既要保持同国家和社会的紧密联系，又要体现出不同于其中任何一方的政治地位，在治理结构则同时扮演着“输入”与“输出”的角色，显示出“国家—政党—社会”的政治禀赋［18］。这一禀赋有两大理论特征：一是，研究政党在政治功能中的地位，尤其是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的地位与角色；二是，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中轴”或核心作用，“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19］。在中国，这两种理论品质在党领导社会的历史实践中都得到了验证，党通过组织与动员社会而有效推动了制度变迁，大量成功的历史事实则进一步成就了党的执政自信［20］。在方法论层面，既往研究对解释政党与社会关系都做出了有益贡献，但必须承认，很多研究成果都是“断面式”的，缺乏学术纵深。比如，针对百年大党的发展历程研究，需要通过深层结构化的历史因果分析，以及相关结构性变迁的路径研究，否则难以全面认知百年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展。同理，判断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和历史经验，不能离开政党及其与之发生互动的其他主体间关系。

如果说“政党构建国家”的学术话语“为人们从事经验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分析性选择”［21］，那么政党与社会之间是否存在这种“构建”的逻辑或事实呢？在实证的角度看，在中国治理场景催生了具有中国特征的政党制度，这是内生于中国的革命与国家建设实践的，因而显示出很强的制度韧性［22］。从各国历史实践经验看，政党取代君主是现代政治进步的标志，政党通常站在政治国家的幕后，操纵着政治资源和政府的杠杆，在影响和主宰着国家基本权力结构的同时，也在影响和改造着社会，显示出巨大的能动性特质。有研究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为对象，发现党的领导经验是一个全方位的积累，不但要改造农村面貌，而且还需要塑造新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科学方法论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23］。这说明，党的领导制度禀赋有效地对冲了外生型政党的不利局面，作为服务社会、关怀社会、代表社会的政治力量，党领导社会建设的正当性与有效性验证了“建构社会”理论的应用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并非是“被动”地接受政党改造，而是以自己的逻辑对政党改造做出响应并反过来影响政党行动。这就是政党与社会的互动。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从而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变量和因果机制，解释二者能够持续互动的条件。为此，本文尝试以历时性的结构变迁为线索来认识党领导社会治理的逻辑，揭示这个互动过程的路径特征，以及在社会治理共同体愿景下又是如何推动了党的领导制度变迁。针对这个时序范畴和政治命题，论文从三个方面进行谋篇布局：一是在价值观上，百年大党是如何影响了社会，又如何塑造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治认同？二是在制度上，百年大党是如何组织起本党同志，并有效组织和改造了国家与社会，以何种行动策略推动了社会进步？三是在政治场景上，为了缔造社会治理共同体，党提供了哪些支撑性的历史资源，并形成了怎样的实践价值？基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厘清党与社会的关系史，有助于以历史来回答现实，为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解决方案。

三、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确立：历史积淀与当下观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同时也在百年发展过程中成就了中国社会发展史。1921年党成立之初，其外生型政党的未来并不被看好。但是，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政党结构在事实上颠覆了公众对官僚体系的固有认知，继而又在行动上与中国社会最终实现了契合，因此赢得了社会认可［24］。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中呼唤构建以“庶民”为本的共同体［25］，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正是这种价值定位的政治宣示，同样也可以认为是党向全社会做出的政治承诺。今天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历史为今天又铺垫了怎样的路径呢？

（一）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的历史铺垫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社会革命的连续性表现为在“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同时，还有能力再“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揭示了革命作为社会进步的动力选项，为党确立改造社会关系的行动方案时做出政治权衡。1950年6月6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针对当时社会关系的紧张局面，党清醒地制订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为稳步推进社会革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社会基础，继而为顺利解决谁是革命的领导者、谁是革命的核心主体以及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等基本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正是得益于这些稳固的基础，党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把一系列分散的社会因素有机统一起来，为党与社会的互动铺垫了必要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