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经验理性的背离与融合：决策模型的演进轨迹

摘要：理性决策模型在很长时间都占据着政策过程理论的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政策科学运动的失败，理性决策开始受到全方位的反思和修正。研究发现，后续决策模型沿着政治情境强化与个体行动选择两个方向来开展，最终在论证转向中汇聚成民主化的路径。这一演进历程体现为对技术理性的背离，同时在政策模型中加入了经验理性的因素，最终实现政策过程中技术理性与经验理性的融合。具体的决策模型出现了多元、差异并且混合交融的特征，这也体现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决策过程的多层次、多面向与权变性。

关键词：理性决策;技术理性;经验理性;民主;论证

决策模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的政策环境催生了不同的理论假设与建构模型。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理性决策模型、精英决策模型、政策变迁与学习模型、多源流框架、间断—均衡模型等，以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的共识型决策、共识民主决策、双层互动决策等模型。当前关于决策模型的研究集中在模型建构以及模型在具体政策情境中的应用，以此来推动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本文从技术理性的视角探讨决策模型的演进逻辑，这是理解决策模型的一个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把握决策模型的演进轨迹与发展趋势。

现代社会中追求理性尤其是技术理性，受此影响，理性决策模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政策过程中经典的理论模型。但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政策失灵，推动了对理性决策模型的全面反思。新的决策模型被建构起来，可归为两个方向：一是将决策拉回政治情境中;二是将决策落实到个体行动选择上，这两个方向最终汇聚成强调协商与对话的论证转向，体现出决策过程的民主化。整体来看，决策模型的演进表现为对技术理性的反思与背离，不过，理性决策模型并未被完全抛弃，科学的主题也没有旁落，而是出现了科学与民主相融合的趋势。

一、理性决策模型的主导与修正

20世纪是科学与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技术理性盛行的时代。决策过程依靠科学方法和工具实现理性，形成理性决策模型。提到理性决策模型就必然联系到18世纪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当时他在做方案选择时经常陷入困境，他的朋友本杰明·富兰克林帮他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一张纸分成两半，在一边列出每一项决定或者行动的优点，同时在另一边列出缺点，然后加权来反映不同元素的重要性，最后计算出结果形成决定，这成为理性决策模型的雏形。到20世纪中期，兰德公司开始全面应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和逻辑来进行决策，理性决策作为一种决策模型被确定下来。

理性决策模型受到技术理性的主导，关注手段与方法的合理性，寻求程序和技术的合逻辑性，追求效率和速度的最大化，寻求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规律和原理，决策过程按照技术理性的要求和目标而得到塑造。第一，理性决策模型追求结果的最优与效率的最大化。“通过确定国家或政府的目的与利害计算来解释国际事件，这是理性行为体模式的标志性特征。”[1]理性决策过程中，政策目标是明确的而且是先定的，无论是社会福利函数，还是目标规划、目标函数，等等，都得到清晰的界定，政策过程就是朝向这一目标展开行动。理性决策模型深受福利经济学的影响，将功利主义和结果主义贯穿到政策过程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成为公共政策的指导原则。“这种‘最终结果’理论很有吸引力，因为最大化某种期望目的的概念似乎是理性的本质。”[2]

第二，理性决策模型通过实证主义方法开展政策分析，政策过程具有技术合理性。理性决策通过工具应用与流程设计形成了规范的政策分析流程，将政策问题转化成祛除了偏好和情绪的客观问题，并对其数值化，使其成为科学分析和技术加工的对象，继而通过计算与比较得出最优结果。这其中会运用到多种管理科学与运筹学的方法，“大多数形式化的技术方法，都是以某种准则去寻找一组备选方案中的最佳者的程序——也就是说，它们属于我们前面所讲的那类‘古典’程序。线性规划和动态规划就是这些技术方法中的最强者。这一领域有关问题的研究途径，占优势地位的大多是要简化真实世界中的问题，使之达到最优化形式模式可用作近似的地步”[3]。系统分析与成本—收益分析作为最常用的方法，将政策过程转换成一个适合于进行科学分析的生产流程。既然目标明确且不会改变，那么整个政策过程只需关注方法和技术的合目的性，以及政策程序和步骤的合理性，而技术和工具的发展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政策过程及其结果因此都具有了技术上的合理性。

第三，理性决策模型假定个体偏好和目标都是既定的，由此开展的政策过程和结果都是可控的。人的行为中存着偏好与情感等不确定因素，但是理性决策假定政策选择中的偏好和追求都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追求结果最大化以及方案的最优，这实际上消除了人的行为选择中的不可预期性和不确定性。理性的决策者都会寻求效用的最大化，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实现产出的最大化，或者在产出既定的情况下追求投入最小化。“理性的规定要求这个模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Consistency）：行为体的目的与行动目标之间是一致的;在选择最优方案时所依据的原则是一致的。理性‘意味着行为是与某种既定情境下的特定目标相一致的’。”[4]政策目标明确，个人偏好稳定，行动选择具有一致性，决策过程因此具有确定性，决策结果也是可预期的。

随着政策科学运动的兴起，理性决策模型在各层级、各部门决策中得到广泛应用，但也导致了大量的政策失败，如美国的反贫困运动、伟大社会运动等都是理性决策的结果，却让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开始对技术理性主导的政策分析进行反思，理性决策模型也受到批判。批判的理由包括：第一，理性决策模型应用条件太过苛刻，以至于在现实中无法具备完全理性决策的条件;第二，对于技术理性过于自信、过于理想化，而现实中技术理性往往无法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哈耶克反复强调，完全理性的假设在现实中往往不可能，如果坚持完全理性的假设，可能给社会带来危险的后果。“科学研究的对象绝对不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可以观察到的全部现象的总和，它永远只能是被选择出来的某些方面：根据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同一个时空内的状况，可以包含着无数不同的研究对象。人类的头脑其实根本不能掌握某个真实状况的一切不同方面这种意义上的‘整体’。[5]”如果我们把现实问题看成是人的理性所能掌控的，把政策过程看成完全由技术理性来主导的，那么相对于复杂的社会现实而言，人是太不自量力了。

在对理性决策模型的纠偏中，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成为一种代表性的观念。在西蒙看来，人并不具有完全理性和无限的理性，相反，人的理性是受到各种限制的，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决策者并不拥有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和能力，无法对所有选择进行等级排序，也不拥有推理所有选择的结果的概括推理能力，因而只能是有限理性的。同时，理性不能仅仅被视为是一种工具理性，“我们完全工具性地看待理性。它不能告诉我们到哪里去，最多只能告诉我们如何去。它就像职业杀手，不管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也不论其好坏，都可以雇它来达到目标。究竟把我们面临的难题归咎于罪恶还是无知和非理性——是目标的卑劣，还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实现它，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人类生存状况会有很大的不同”[6]。换句话说，只注重工具理性，这本身就是理性有限性的一种表现。

完全理性的假设会带来对最优决策的追求，而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则会推导出满意决策的结果。用西蒙的术语来说，决策者不可能做到最优化，也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而是满意即可，也就是说，决策者所选择的只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即使面对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太大，‘最优’行动方案也几乎是无望的。若价值观存在冲突（现实似乎总是如此），那么甚至如何定义‘最优’也成了问题。”[7]何为最大化决策，何为满意决策，马奇对此做出了区分。“最大化强调的是备选方案的相对地位，最大化程序对备选方案不同质的变化反应灵敏，比如一种备选方案相对于另一种备选方案有所完善。最大化搜索（Maximizing Search）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变化反应灵敏。另一方面，满意化则强调备选方案相对于目标的地位。满意化程序对当前选择的绝对价值的变化反应灵敏，因此，如果备选方案中包括被选中的方案的话，满意化程序也对备选方案的同质下降变化非常敏感。满意化搜寻（Satisficing Search）则对备选方案相对于目标的当前地位反应灵敏。”[8]虽然有时比较难以区分决策的最大化和满意化，而且大多数决策可同时用最大化和满意化来解释，但二者还是会带来明显不同的结果。总体来看，西蒙的观点缓和了完全理性的完美主义假设，但并没有完全否定理性，也没有跳出理性决策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西蒙的努力可以看成对理性决策做出的修正，使其更具有适应性，因此也可以将西蒙的满意决策模型归为理性决策模型范围之内。

二、演进路径之一：回归政治情境的方向

理性决策模型被拉下神坛，基于对技术理性的反思，一系列新的决策模型被建构出来，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决策模型并不能做到与政治无涉，而是必然在政治情境中得到建构。具有代表性的有：

第一，林德布洛姆的渐进调适模型将政策过程拉回政治背景中。林德布洛姆认为决策过程不是一个技术理性实现的过程，而是一种政治行为的选择。在林德布洛姆看来，“分析性的政策制定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而且必然会为政治的介入留有空隙。”[9]政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的价值冲突、政治策略以及政治周期和成本等问题，因此应当重视政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不过，林德布洛姆也没有完全否定技术理性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而是认为技术理性只是作为政治观点论证的工具或者精英使用的手段，但总体上政策过程只能放置在政治背景中才能加以解释。

第二，詹姆斯·马奇的垃圾桶模型强调政策问题的模糊性以及政策过程中的非理性成分。延续了“有限理性”的假设，马奇在1988年指出，决策理论是一个简单观念变得复杂化的历史。理性选择观念认为人们从多种选择中一次性地做出一种选择，选择偏好是清晰、稳定、明确的，而现在，系统更加复杂和模糊，决策者的理性因此都具有局限性，偏好和选择都是被建构的，具有权变性的特征。马奇看到，决策者行为会受到经验、学习、规则等多方面的影响，决策是模糊的，秩序也是模糊的。马奇认为，现实问题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必然的，因而将“模糊性”假设引入决策模型中。马奇克服了有限理性的单纯的“行动倾向”，将很多情境中的决策都描述成“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在决策时，组织通常都会有模糊的偏好和身份，模糊的经验和历史，模糊的技术和易变的参与者，它们之间具有松散的耦合度。”[10]组织决策中几乎不存在任何秩序或者确定性，偏好不清晰且多变，技术和方法也不明确，控制体系缺乏，因果关联不清晰，结果通常不可预料。在更多情况下，决策只是偶然机遇的产物，而不是任何一位参与者的意图的产物，组织形式上的有序无法掩盖决策混乱的事实。

第三，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模型强调决策过程的非线性以及有组织无序状态。多源流模型是对垃圾桶模型的发展，将公共政策过程看作是问题溪流、政策溪流与政治溪流这三条彼此独立的源流，在政策之窗开启时汇集到一起而形成公共政策。在多源流政策模型中，解决公共问题的政策行动方案是在一系列的分析推理和论证辩论中确立起来的，这些活动与政治生活中某些特定因素的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同垃圾桶模型一样，多源流模型也强调有组织的无序，并将其属性归结为三个方面：“未定的偏好、不清楚的技术以及不固定的参与”[11]。垃圾桶决策模式与多源流模型都认识到了政策问题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看到了现实中政策过程的无序与混乱，因此跳出了决策中的决定论，摆脱了理性决策模式的线性思维方式，否定通过理性规划和设计来进行政策建构的可能性，而将经验因素注入到政策过程的解释框架中。

第四，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框架（IAD）重视制度对决策行为的影响，认为政策活动不能脱离政治制度，制度或者制度规则都是模型中的独立变量。奥斯特罗姆于1996年在美国政治学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说：建立起第二代集体行动模型，“每一层次上的规则决策通常是在另外层次的规则结构下做出的，因此，制度研究需要包含多层次分析”[12]。每个规则都是在多个层级的约束之下形成，多层分析之间也相互嵌套，这样，所有的规则都寓于嵌套结构之中，受到更深层规则的影响。决策者不得不在一系列集体选择规则的约束下做出政策决定，从宪法层面到个体行动层面，都对决策选择产生影响。制度选择理论表明，制度约束下的组织并非都是追求效率的，而是需要在政治利益之间做出平衡。决策并非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一系列规则互相作用的结果。“任何改革官僚体制的尝试都必须不仅考虑（也许甚至不考虑）效率，还必须考虑到一系列政治力量，这些力量将创造官僚机构必须运行的规则。”[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