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生成逻辑

摘 要：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提出既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又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不仅是关乎治国理政的实践问题，还是具有巨大哲学深度的理论问题。把握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生成逻辑应该抓住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政治逻辑四条内在线索，进而全面把握这一命题的划时代内涵与变革性意义。从历史逻辑看，它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实践逻辑看，它源于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从理论逻辑看，它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政治逻辑看，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四重逻辑作用下，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应运而生。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提出既体现了历史逻辑的时代必然性，又彰显了实践逻辑的直接现实性，既蕴含了理论逻辑的继承创新性，又反映了政治逻辑的多元诉求性。

关键词：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生成逻辑;美好生活

习近平强调：“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问题的提出既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又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不仅是关乎治国理政的实践问题，还是具有巨大哲学深度的理论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广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成为当前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人们热切期盼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这既是蕴含个体内在需求的直观表达，也是全体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强烈渴望。综观当前研究现状可知，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相关论述，大多数都是围绕内涵、意义、实现路径等方面展开，而从哲学视角解读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生成逻辑的研究尚付阙如。因此，从哲学视角切入，在“历史—实践—理论—政治”理路下，审视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生成逻辑，对准确把握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科学内涵，深度切中美好生活的“本质”与“核心”，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逻辑：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视角看，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种文明形态。在人类文明形态演进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也在不断演化，人类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原始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依赖关系，人敬畏自然，膜拜大自然，屈服于自然的神奇威力，几乎和其他动物一样，通过采集与狩猎，从既成的自然生态链条上获取动植物来满足自己的物质资料需要。恩格斯指出：“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压倒一切的东西。”[2]原始人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完全靠大自然的 “恩赐”，又回归于大自然。原始人对自然的认识处于蒙昧状态，被动地依赖自然界，对生态环境几乎没有影响，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属于典型的自然中心主义，是原始的“天人合一”关系。

在原始文明时期，原始人主要是以石器和弓箭作为生产工具，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人在漫长的采集、渔猎活动过程中，逐步了解到动物和植物的生活习性，开始驯养、繁殖动物和种植谷物。原始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发明了工具，开始制造陶器、原始乐器、耒耜等，尤其是发明了铁制工具之后，人类开始使用铁犁牛耕，深耕细作，通过培植各类粮食作物和驯养更多种类的牲畜，来解决人类吃、穿等物质资料问题，农业生产出现了一次飞跃，这样人类由原始文明进入农业文明。

在农业文明时期，随着人类智力的发育和对自然认知的增加，人类开始探索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人类生产方式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于冶铁业的迅速发展，人类广泛运用铁制生产工具开沟挖渠、铁犁牛耕，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获得了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实现了从“天然产品”向“人格化产品”的转变。这种以铁制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生产方式使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人类开始主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不再如动物一样完全依赖和受制于自然，这种生产方式增强了人作用于自然的实践力量，同时也给予了人类支配自然的盲目自信，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一起产生的，但总体来说，农业文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蒸汽机发明并被广泛运用，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三次由科技引领的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创造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来满足人类需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也在人类欲望和利润的驱使下产生异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表现在人类无穷无尽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倾倒垃圾、大肆排泄，恶化了生态环境，造成一连串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这一时期，资本“只关心物的进步，不关心人类的进步” [3]，人在资本的支配下也被全面异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走向割裂、对抗。人类掠夺自然的行为一次次重创自然，自然也一次次无情地报复人类，反过来严重地危害着人类的健康、生存与发展。因此，这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沉重代价来满足人类自身物质需要的工业文明之路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人类开始反思，能否探索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它既能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来满足人类物质与精神需要，又能创造丰富的生态财富来满足人类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这样，在后工业社会，业已显现出来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它以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未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是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模式和理念的重大进步。生态文明向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方位转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曾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4]每一种新近的文明形态都是对前一种文明形态的扬弃。所以，生态文明绝不是对工业文明的简单性抛弃与全盘性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是批判性扬弃与实质性超越，它绝不是倒退回农业社会，而是复归到一个带有某种类似农业文明特质的新时代，是人类文明历史进程螺旋式上升的更高水平的发展。可见，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生态文明新形态中，人类既注重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生产，又重视生态财富的生产，既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又满足人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人类又重新复归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之中，开辟了一条文明发展新道路。

二、实践逻辑：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自然界，除人类以外的其他客体都被称为大自然或生态环境或曰自然环境。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受动’与‘能动’的辩证统一体。一方面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另一方面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能动性的自然存在物。”[5]

从“受动性”来看，人和动植物一样源自于自然、依赖于自然，是受动的、受制约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既存在于自然之中，又受着各种自然规律的制约，而不是存在于自然之外或凌驾于自然之上，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本身。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6]人的生存和发展一时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环境，它是人类生存之本、发展之源。“自然界是人的身体。”[7]它既为人类提供生产资料，又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既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又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从理论视阈来看，水、光、石头、空气、动植物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8]同样，从实践视阈看，水、光、石头、空气、动植物等也是人的生产、生活的一部分。这些自然物既可表现为土地、河流等生产资料形式，也可表现为食物、服饰、住房等生活资料形式。人类只有依靠它们，人在肉体上才能存活下去。

从“能动性”来看，人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能动性的自然存在物。人来源于自然、依赖自然，但在自然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可以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让自然为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服务。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的能动性使人不是像动植物那样被动地适应自然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是通过人自觉能动的实践活动，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来满足人类的生产生活的需要。人的实践活动使生态环境打上了人类意志的烙印、不断地由“自在自然环境”转化为“人化自然环境”，让自然环境成为属人的、不再完全是异己的、控制着人的盲目的物质力量。

人类虽然可以能动地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人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绝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任凭主观意志来改造自然环境。因为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变自然环境，反之，自然环境的任何改变也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产、生活。“如果人类遵循自然规律，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就能更好地服务人类的生产、生活。如果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任意改变生态环境，伤害大自然，自然界最终会伤及、报复人类自身。”[9]恩格斯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0]人类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狂飙式发展。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不到一百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和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和财富还要多，然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促使人口大规模向城市集中，远远超出了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 ，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1]这样，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既破坏了城市居民体力发展的基础，又破坏了农村居民精神发展的基础。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过程，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割裂、对立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土地贫瘠、森林荒芜，并使气候恶化。可见，这一时期人类的实践活动在目的和形式上发生了质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疏离，出现了“新陈代谢断裂”。20世纪中叶以来，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愈发以主宰者、征服者、统治者的“主人”姿态自居，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种畸形的对立异化状态。人类肆无忌惮地违背自然规律，无穷无尽地向自然索取资源，毫无节制地向大地倾倒垃圾，将自然界当作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 “污水池”，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引发了广泛的、深远的、持久的生态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存在内在的四大逻辑缺陷，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两分法为特征的二元对立逻辑;将世界与金钱盲目统一的同一化逻辑;盲目相信理性的进步逻辑以及盲目追求生产和消费的最大化逻辑。[12]这是工业文明固有的重大弊病，也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如果说人依托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以自己的方式让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19年底以来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有力例证。作为人类近百年来传播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大的国际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次疫情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冲击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灾难是人与自然之间分离与对立、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是自然对人类违背生态伦理进行报复与惩罚的必然结果，其实质就是自然向人类索取利益补偿的过程。这既是一场整体性的生存危机，也是一场深层次的生态环境危机，它引起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保护自然环境，已成为当今世界全体人民的共识。因此，人类社会要想完成从“资本逻辑”向“自然逻辑”的转换，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自然必然性，真正建立起人与自然关系彻底和解的生命共同体，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道路。

三、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哲学既是时代的精华，又是黎明的雄鸡，既要回应时代重大问题，又要指引时代前进的方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提出既回应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又指引了绿色生产生活的方向，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又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提出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认为，人通过劳动和实践创造了美，并且拥有发现美和感受美的能力，能够“按照美的规律”对自然界加以利用和改造，使其更好地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但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出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包含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又包含生态需要，既有对自然环境自在之美的需要，也有对人化自然环境人为之美的需要，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生态美和社会美的交融统一，是自然规律和人的规律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对自然中心美学和人类中心美学的双重超越。“它不仅关注自然界对人的需要满足程度的价值维度，更注意到人不仅具有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自然属性” [13]，同时也具有改造和利用自然、从而构建起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生态审美关系的社会属性。它既不从抽象自然出发，抛开人去单一谈论自然环境的自在之美;也不从抽象人性出发，离开自然环境去片面追求精神之美，而是将其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的理念引入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审美实践中，力求从审美情感的角度消弭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纠正人类发展过程中“反自然”的偏向，从而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真诚的、善意的、美好的关系。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过程中体现了“真、善、美”的价值追求，所谓的 “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利用改造自然，所谓的“善”就是以善意对待自然，所谓的“美”就是按美的规律利用改造自然，给人以美的体验和享受。因此，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生成不仅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且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也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