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及其对共同富裕的启示

摘 要：技术创新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利润激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为辩证理解技术创新的“得”与“失”建构了一套科学的分析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技术创新的剥削关系及其内在正义可能性的矛盾结构。这一理论对于指导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生动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坚持人民主体的创新发展方向，避免技术偏向;提升劳动者在技术变革中共同协商的话语权，和谐劳资关系;发展社会合作式创新，解决好创新发展成果的分配问题，确保技术创新向善良性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创新;共同富裕;社会正义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22）05-092-（8）

技术创新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提振经济的万能药[1]。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习近平阐明了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2]。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进一步指出，伴随我国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面临的科技伦理挑战也随之增多，如何确保技术创新向善发展、造福人类是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技术创新置于经济结构、社会正义、历史变迁以及人的发展等广阔领域中来讨论，为当前解决技术创新面临的正义难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一、马克思技术创新的分析范式

一直以来，马克思技术创新理论是通过其对熊彼特的影响而被世人所知晓，除此之外，学界并没有过多关注这一思想，致使这预言般的真知灼见被严重低估。在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工业化历程已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而广大劳动群众的悲惨生活境遇和劳动状况并未得到任何改善，反而日益加剧。马克思表示，“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3]由此触发马克思对技术变革进行深入的探究与反思，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建构了一系列有关技术创新的分析范式，具体表现为：

第一，马克思以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与“实质从属”概念，历史性地概括了技术创新的必然性以及资本主义对生产过程进行技术干预之后的表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历经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形式从属”阶段，即“生产过程变成资本本身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将一般生产转化为特定历史关系下的生产，但它同时又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形式”[4]。资本把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一切生产方式都纳入自己的生产关系之中，使得生产方式中的各个要素都具有了资本的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的生产完全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认为，这一标志着生产逻辑转换的“形式从属”并不会对生产过程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尽管出现了这一切，劳动过程即实际生产过程的实际方法与方式却决不会一开始就随这种变化而发生本质的变化”[5]。

马克思以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从属”来指称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过程意味着一种新的从属关系将代替旧的从属关系，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过渡，这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结果。在第二阶段，资本家逐渐对他们控制的生产过程进行技术干预，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生产方式，创造出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的物质生产形态。这种变革是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势必表现为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追逐与超越，它是通过对生产过程进行技术创新来完成的。新发明的应用将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雇佣劳动的强制性不再仅仅是货币性（工资）的，而且还具有技术性（机器）。在马克思笔下，技术进步是合并到“生产机体”中的一种内在要素，它始于对劳动过程的变革，“只有通过直接生产过程本身的变革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意义才明显地表现出来”[6]。

总而言之，从“形式从属”与“实质从属”的概念分野、历史界分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将技术创新作为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的一个革命性因素。前者意味着将资本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劳动者都纳入资本生产关系中，以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形式表现出来;而后者则表示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改造与革新，使生产方式变得更适合资本的生产，使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转换，这也是马克思对技术创新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起点。

第二，围绕资本技术构成、价值构成、劳动过程的变化来分析技术创新视阈下的劳动正义问题。如果说上文所述是为了揭示技术创新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间的关系，那么资本的技术构成、价值构成、有机构成概念则揭示出技术创新与资本本身的关系，并由此引发出劳动正义的问题。马克思将技术基础置于资本生产关系之中来考察，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反映到劳动过程或生产过程之中。具体来说，当资本主义的一般基础确定下来即“形式从属”的完成阶段，生产率的发展就成了资本积累最有力的杠杆，使资本积累从量的扩大逐渐发生质的变化。技术进步使得较少劳动力能生产出大量产品，导致可变资本部分或劳动量同资本积累的增进成反比[7]，与之相对的是，在技术变革之前，可变资本或劳动量是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就劳动过程而言，马克思区分了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技术创新改变了资本的技术构成，资本这种质的变化意味着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不再占据主要地位。资本减少对劳动量的需求使得工人的后备军队伍不断扩大，这不仅加剧了失业工人与就业工人之间的竞争压力，使工人之间彼此敌对、拼命内卷，而且还使工人阶级面临收入降低的风险。它使得无产阶级不仅“穷人化”而且“废人化”。这种生产方式将进一步损害工人的进取精神及其生命活力[8]。资本构成的质变，是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下劳动非正义批判的逻辑起点，这种批判绝不是一种出于“应然”基础上的道德同情，而是基于科学事实的本质批判。

第三，以技术创新、生产力的提高、利润率下降、利润总量的增加来解释资本积累的路径。马克思并未止步于用“实质从属”对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行总体性的概括，而是用“技术创新——生产力提高——利润率下降——利润总量增加”来进一步解释“实质从属”阶段中资本生产与积累的具体变化。资本追求相对剩余价值以及进一步控制劳动的需求决定了技术创新的历史必然性，但马克思揭示出，技术创新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不会提高利润率，而且会使之降低，“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9]。也即是说，技术进步虽然提高了生产力，推动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但是却会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则是这种矛盾的具体化表现。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必然会导致对活劳动的排斥，使得活劳动的贡献在基本的商品生产过程中降低到一个临界点，从而降低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程度，而资本对活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是资本利润的主要来源。但是，利润率下降并不妨碍资本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弥补，资本可以同时扩大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的量，增加劳动强度，节约劳动力成本来弥补利润率的下降。所以，即使技术革新导致不变资本的比例变大、可变资本或活劳动的比例降低、利润率下降，但是资本仍可通过不断扩大自身规模、不断增加劳动总量，来提高利润总量。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追求技术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价值增殖，而非价值体系之外的生产力提高，尽管生产力提高是技术创新的最终结果。但是，一旦资本家投资了某个新技术，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来延长它的生命周期，保持它在市场中的比较优势。换言之，“资本家有意将科技生产力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束缚，将其困在支持其价值体系的特定阶段”[10]，这种行为将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必须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对其的限制和阻碍。总而言之，马克思对技术创新的分析范式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技术创新研究应当遵循的规范。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不能脱离具体历史语境，而应将其置于具体的生产关系中来研究，才能揭示其内在本质。

二、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内在矛盾关系

马克思技术创新分析范式揭示出，看似是提高生产力的普遍形式，即技术创新，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表现，它在具体应用中以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机器就其本身而言是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增加生产者财富的手段、人对自然力的胜利，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无限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使生产者更加贫困、使人受自然力的奴役[11]。马克思辩证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内在矛盾性，同时为解决技术创新难题指明了方向。

（一）劳动时间的缩短与延长

资本和技术的结合表面上缩短了劳动时间，缩短了生产某个具体产品的单位时间，直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整体缩短。但“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12]。马克思从两方面说明了为什么技术创新不仅没有缩短劳动时间，反而还延长了劳动时间：一方面，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打破了劳动生产的自然界限[13]，使资本家具备了强制延长劳动时间的条件。另一方面，延长劳动时间使之超出正常工作日的界限，不仅可以缩短技术创新所耗费资本的回报周期，而且还能提高资本的剩余价值率。这契合了资本无限增殖的目的，也即是说，即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依然具有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与欲望。所以，马克思指出“夜工，是工厂制度的结果”，是技术创新的结果。

由于工人阶级的长期抵抗、社会的发展，工作日的延长最终会受到道德与法律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无计可施”。在工作日总长度不变的前提下，资本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长度，来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与剩余价值率。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每个工人单位时间内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在适应技术革新的基础上对劳动时间进行精密化管理与高压管控。

（二）劳动解放与劳动强化

毋庸置疑，技术进步有利于将劳动者从繁重、枯燥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降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为劳动者提供更多自由发展的机会。马克思表示，一切技术发明是否有利于解放劳动，这本身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因为资本使用技术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将劳动者从每日辛劳中解放出来，技术发明是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技术进步为增加劳动强度提供了条件。“劳动强化”并非是日常所理解的劳动量的增加，而是指“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即劳动动作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增加单位时间的劳动消耗。具体而言，革命性的技术基础将生产过程进行科学分解，复杂的劳动技能被分解为一个个简单的局部操作，工人的劳动操作才能提高“规则性、划一性、秩序性和效能”[14]，如流水线作业。唯有如此，资本才能更为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才能提高劳动强度。一旦工作日的长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资本则会通过控制机器生产的速度来提高劳动强度与速度，补充以往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日来获得的剩余价值部分。在资本无止境增殖的原则下，缩短工作日必然会导致劳动强度的增加。从“延长劳动时间”到“工作日长度的缩短”再到“劳动强度的提高”，体现了资本根据不同的现实条件来调整自身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手段与方式。

劳动强度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失去主动地位，使原本创造性的劳动变成无内容、重复的机械性劳动。在技术革命兴起之前或“形式从属”阶段，资本生产依赖于娴熟的复杂劳动技能，这种劳动技能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具有较大的主导权。这一情况在机械化大生产兴起之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机械生产将娴熟劳动降低为简单劳动、去技能化的劳动，使得工人能够被轻易替代，“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改变了地位，成为劳动过程的无生命的客观因素之一”[15]，劳动越来越简单化，劳动的价值就越来越低。同时，劳动越简单，工人越容易被替代，资本越容易控制工人。马克思援引安德鲁·尤尔的《工厂哲学》来说明这一问题，“人类天赋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越是熟练，他就越是有主见，越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来说也就越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妄动会给整个机械体系带来莫大的损失”[16]。从工厂手工业到资本大工业生产再到当前的信息化生产，工人在整个劳动过程中越来越失去主动权，相对而言，依靠技术创新的资本则越来越取得它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