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的不稳定性研究

摘 要：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内部不同业务板块追求的目标不同，这些不同业务板块本身具有的收益率也存在差异性，这就引发企业内部的资源出现流动性，继而在企业内部产生资源的再配置效应，导致国有企业的整体功能定位存在不稳定性。在一定范围内，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的功能类别定位的稳定性不会变化，但超出临界点后，企业内部资源流动引发的资源配置效应将会导致企业本身类别定位的重大变化。研究对于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发展带来启示：要在实践中理性看待公益类国有企业可能发生的类别再定位，正确处理好商业类国有企业内部不同板块之间的关系，积极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更好推进市场公平竞争。

关键词：业务混合型;功能定位;不稳定性;公益类国企;商业类国企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22）05-100-（12）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阶段，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并在治理结构、活力效率、科技创新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基本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国有企业需要走中国特色改革之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央国有企业被划分为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公益类国有企业两大类型。地方国有企业则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将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归为竞争类国有企业，对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则归为商业二类或者功能保障类国有企业，公益类国有企业则归为公共服务类国有企业。当前，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随着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在主业突出的同时，普遍呈现出混业经营的特点，即国有企业兼有商业类业务板块和公益类业务板块，同时还承接了国家重大专项任务，从而具有了混合型功能的特点。这类具有混合型业务特征的国有企业凭借着不同业务板块组合形成的独特优势，较好地适应了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但是，由于这类企业内部不同业务板块具有不同的收益率，导致了企业内部的资源要素发生相对流动，引发了资源再配置。从短期来看，这种资源再配置活动有利于企业优化整合内部资源，更好适应市场环境变化。从长期来看，企业内部的资源流动及其引发的再配置效应将会对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原本稳定的功能类别定位带来冲击，继而对企业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的功能类别定位的稳定性，本文第一部分对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综述，并提出相应问题;第二部分则构建了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的收益模型，并进行功能类别分类;第三部分研究了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功能类别定位是否存在不稳定性及不稳定性存在的范围;第四部分则提出若干启示。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这一重要观点。随后，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式提出了“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观点，并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两大类型，并进一步明确了这两类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2015年12月7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就划分类别、分类施策等进行了详细阐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改革针对性不强的问题，至此，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分类改革的新阶段。

随着分类改革的推进，学术界开始深入研究分类改革对国资国企的影响，具体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分类改革对国资国企改革的影响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领域：一是如何确定业务混合型国企的具体功能类型。一种研究思路是从国有工业企业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变动的衡量视角，运用熵权评价法，基于研究样本的“公益—商业比”的平均值作为参照临界值来对企业进行功能定位，当单个样本企业的“公益—商业比”分别大于、小于或者等于平均值时，可以认为企业是公益类企业或者商业类企业[1]。还有研究则在区分国有企业和公营企业的基础上来促进分类改革[2]，或者从竞争中立的维度来进行分类[3]，以及产品性质及行业特性两个维度制定功能导向分类方法[4]。二是如何考核不同类型业务板块绩效。在实践中，由于不同业务板块之间边界很难确定，从而需要更加精准的方法。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在企业内部设置一个单独的事业部组织结构单元，以此来对商业类业务或者公益类业务进行准确界定和绩效考虑[5]。当然，对于混合业务企业内部的公益类领域或公益性业务，需要明确以分类补偿为主要原则来完善补偿机制[6]。三是分类改革对具体领域的影响。分类改革要求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的选任采取分类委派的方式[7]，并要求对国有资本收益比例的确定及其监管要更加具体、准确[8]。相应地，要健全国有企业分类监督制度、重建监事会，探索外派纪委书记兼任监事会主席模式[9]。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而言，首先要区分不同类型国有企业[10]，进而采取不同的具体的改革路径[11][12]，才能够实现改革目标。另一方面，随着分类改革的深入推进，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比较研究日益增多，形成了不少有启发性的研究结论。例如，在分析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时，相关研究发现分类改革对投资效率、股东治理有显著影响，但对于高管薪酬激励影响不显著[13]。但不同类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对公司成长性影响的研究表明，公益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成长性无关，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成长性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4]。随着党在国有企业领导地位的加强，研究表明党组织建设对不同类型国企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例如，在公益类国企中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而在商业类国有企业中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形关系，且监督嵌入水平越高，企业绩效越好[15]。同时，党组织嵌入到董事会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产生不同作用，商业竞争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得到有效提高，但对特定功能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而言，投资效率提升作用不显著[16]。由于国有企业产权与政府存在密切联系，从而研究发现：商业竞争类国企所在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则越有利于获得经济资源，而企业自身政治资本作用有限;对特定功能类国企而言，企业行政级别越高，越有利于获得更多经济资源，但所在城市行政级别作用有限[17]。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竞争中性”原则影响力提升，需要进一步结合分类改革来认识这一原则。通过对中国国企改革的研究发现，国企改革演化方向正在逐步向竞争中性趋近与收敛[18]，因此，要按照该原则推进国企分类改革，并将发展中国家国企参与国际竞争的特殊需求纳入国际规则[19]。这样，国有企业才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参与全球竞争。

在分类改革的大背景下，虽然在界定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方面或者对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内部不同功能板块的界定、绩效考核等方面存在不同方法，形成的结论有待于完善，但从整体式改革向分类式改革的转变本身就说明分类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这种认识自然也就反映在与国资国企改革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领域，形成重要共识，如分类任命高管、分类确定资本收益比例、分类监管等等。从分类改革的效果来看，总体上显示出分类改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在具体到某一政策或者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可以发现正是准确把握了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特征和运行规律，从而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对于后续的政策制定有着明显的启发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都是基于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或者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内部不同功能板块处于静态或者比较静态的状态来展开的，或者说是以国有企业的类型稳定、明确、同一国有企业内部不同业务板块功能定位稳定作为已知的确定性条件，并没有考虑到类型变动或者不同业务板块的动态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随着分类改革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不断丰富业务领域，特别是中央企业和省属国企等大中型国有企业既有竞争类业务板块，也有公益类业务板块，同时兼有功能保障类业务板块，从而在业务结构上表现出混合业务型的特征。但是，由于同一国企内部不同业务板块收益率存在差异性，导致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长期来看，企业内部资源的动态配置将会对企业自身的功能类别定位产生重要影响，也必将对国有企业未来改革产生“滴水穿石”的效应。这就要求必须打开微观国有企业本身的“黑箱”，进一步研究国有企业内部的资源流动规律及其对国有企业本身功能类别定位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是否具有稳定性。之所以要明确这些问题，是因为不同类别的国有企业承担着不同职责，一旦国有企业类别定位的依据发生变化，必将导致国有企业功能定位的重设，从而与企业有关的诸多重大问题都需要重新谋划。因此，深入企业内部，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国有企业内部资源流动规律及其引发的资源配置效应，对深化认识国有企业改革具有独特价值。

二、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的功能类别定位

基于现实中的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的一般情况，假定一个完整的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有三个业务板块，第一个板块业务主要集中在商业类领域，该领域追求利润最大化;第二个业务板块主要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该板块往往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通常称该板块为公益类业务板块;第三个业务板块则是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其追求的目标或者考核标准往往是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以及完成特殊任务的情况。对于这类业务板块，虽然按照要求被放置在商业类板块中，但从其追求的主要目标来看，更多的是实现某一功能类目标，从而本文将这类业务板块单独设置，并称之为功能类板块。为了更好分析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的稳定性，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来描述这类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基础性条件。

（一）基本模型设定

根据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存在三类性质不同的业务板块的假定，从而可以把一个标准的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的收益函数定义为：

Rx，y=r1x+βr2yM+θr3x，yN-c（x，y）（1）

其中，r1x为商业类业务板块的收益函数，x为商业类领域投入的资源要素。一般认为，x投入得越多，收益越大，两者变动方向相同，即有如下表达式：

同时，βr2yM为公益类业务板块的收益函数，其中y为公益类业务板块投入的资源要素。由于公益类业务板块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大众，因此其评价主体是社会大众。令β为社会评价系数，当β>1，表明社会大众对公益类板块提供的公共产品或者服务的评价较高。当0<β<1，表明社会大众对公益类板块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评价一般，导致总体收益打折扣。①由于该板块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了和商业类业务板块的收益统一单位，则将βr2y乘以一个货币转化单位M，从而βr2yM为公益类业务板块创造的收益。该货币转化单位往往受到该行业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两者具有同向关联效应，即行业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转化单位越大;反之，亦然。一般认为，y投入得越多，公共利益越大，而创造的利润则越小，即有：

考虑到现实中许多国有企业都承担了或多或少的政府指令性任务，因此θr3x，yN为功能类业务板块的收益函数。其中，N为企业承担重大专项任务后所形成的收益转变为与前两个板块统一单位的折算系数。θ为一个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承接重大专项的程度，当θ=1，表明企业持续承担了重大专项;θ=0，表明企业没有承担重大专项任务;0<θ<1，表明企业承担了一次性重大专项任务。鉴于功能类业务板块投入来源的复杂性，为了更好地刻画功能类业务板块的资源要素的来源情况，则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假设完成重大专项后功能类业务板块的收益函数为θr3x0，y0N，则为了完成重大专项任务所投入的资源x0和y0的来源可能存在如表1所示的情况。

从实际情况看，企业所承担的来自政府的重大专项任务，有的时候会导致企业当年账面上是亏损的，但从长期来看，这些亏损往往都是通过财政划拨或者补贴的方式予以弥补，从而该板块并不会长期亏损，即有：

c（x，y）则是一个国有企业因为投入所有资源x和y所产生的成本。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这里主要是研究一定时间内，企业内部资源流动及其引发的配置效应，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时间内，由于投入的资源在内部进行流动及配置，从而可以认为企业的成本是一个常数量。这样，从（1）式可以看到，一个标准的业务混合型国有企业的板块是由商业类业务、公益类业务和功能类业务三部分构成。

（二）功能类别定位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