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绿卡警察（下）

四、路易玛事件

尽管我们平时很忙，但反扒反诈中队毕竟隶属于特勤队，随时被快速反应组召入执行防暴任务。艾伯纳·路易玛事件演变为游行暴力，我就全程参与，该事件一度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

1997年8月9日晚上，30岁的海地移民路易玛在布鲁克林一家同性恋夜总会里玩，突然里面有人打架，他和其他人一起扯架。不久警察赶到了现场。在抓捕过程中，有人袭警，警察贾斯汀·沃尔普被人打了一拳。沃尔普认为是路易玛打的，于是逮捕了他，并在返回第70局的路上对他进行殴打，并实施了性侵犯，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沃尔普后来表示，这些伤都是被捕前同性恋粗暴性交造成的。

起初，我不太相信这些是真的，后来有关方面证实了路易玛确实被警察侵犯。消息传出后，人们怒不可遏，数千人走上街头，穿过布鲁克林大桥，威胁要攻击警察，攻击市政府。

纽约市所有受过训练的警察都被动员起来，戴防暴头盔，持防暴警棍和一个小型防弹盾牌。当我站在队伍里准备迎接袭击时，发现抗议者和我一样，脸上充满了恐惧，因为抗议活动已经失控，大家分不清你我，不少的暴徒尖叫着冲向我们，疯狂地扔东西砸我们。

见此情景，我立即弹开伸缩警棍准备反击。一名中尉马上对我咆哮：“收起来！让他们发泄一下！他们有权利这么做。”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越来越多的抗议者加入，数不清的石头、水瓶、木棒向我们飞来。后来我们接到命令，将游行队伍强行挤回大桥，控制局面。随着其他支援力量的投入，我们最终获得了控制权。

整个过程惊心动魄，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路易玛后来起诉了市政府和警察局。1999年12月14日，纽约布鲁克林法院判处警官贾斯汀·沃尔普（29岁）有期徒刑30年，其他三名警察同伴被开除；市政府赔偿原告870万美元。

这起案件就发生在我身边，这些警察都是我的同事，着实更新了我的认知，原来干警察这么危险。

五、缉毒署

不知不觉已经毕业6年了，我想离开巡逻车，我的朋友都升职了，尼克已经成为缉毒特工。我也写了申请，要求调往缉毒大队工作，并如愿以偿。

我参加了北曼哈顿倡议组织（NMI）举办的为期三周的毒品知识培训班。导师教我们如何识别不同的毒品、如何卧底、如何钓鱼执法等。这个速成班对我帮助很大。

在执法过程中，有很多东西可以救你的命，其中之一就是要听领导的话。

2000年初的一天早上，我们经过戴克曼和第十大道的拐角处，科尔曼中士满意地说：“这五个小时你们应该很轻松。”

缉毒现场小组共有八人，由基斯·科尔曼中士带队。他的长相、头发和声音就像动画片《辛普森家族》里面的小丑“库斯提”，尖酸刻薄。

在一间公寓外，“小丑”中士发现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门廊上抽着自制卷烟，一支粗大的、掏空的雪茄，里面可以填充大麻、海洛因甚至是PCP（天使烟尘），也可以是一枚小型手榴弹，随时会爆炸。

通常，当警察接近一名吸毒嫌疑人时，后者会逃跑，但这厮竟然不管不顾，沉浸在烟雾之中，怡然自得，有点像诗人。

走近后才发现原来是个瘫痪者，看来这个叫丹尼尔·罗德里格斯的家伙没有什么威胁，我顿时放松警惕。

“中士，要不我们就放了他，意义不大。”我低声道。

“不行呀，今天我们的数据很低。他是吸毒者，带回去取个材料先凑数，然后再说。”

“库斯提”小丑真是个无情的家伙。

我把丹尼尔抱到车上，并搜查他身上是否带有违禁品和武器，履行程序。他一直很配合，满脸笑容。同事把轮椅放在他的身边。

“嘿！把轮椅放在后备厢里。轮椅搜查了吗？”“小丑”中士提醒道。

我把轮椅拿出来，仔细搜查，突然发现在轮椅座板的背面夹着一把手枪，.25口径半自动袖珍手枪，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丹尼尔吸食了大量的毒品，渐渐地开始发作，越来越有侵略性。感谢“小丑”中士提醒了我们，否则丹尼尔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拔枪向我们射击，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我就报销了。

“你们这些家伙就是不听我的话，我一直告诉你们，街头没有规则，全靠我们谨慎小心，千万不能相信这些犯罪分子。”中士怒道。

回到警察局，我们指控残疾人丹尼尔吸食毒品和非法持有武器，后者在纽约市是一项重罪。不久之后，法官裁定丹尼尔非法持有枪支的罪名不成立，因为我搜查轮椅之前没有申请搜查令。

法律就是法律，有时候很没意思。

我们的总部位于107街，办公室是一座不高的建筑，一边是篮球场，另一边是繁忙的大道。当地人都知道这里是处理停车罚单的场所，但是如果知道密码，电梯就会把你带到高层，我们的缉毒办。

我们中队有两名卧底，埃迪·拉莫斯和罗伯·张。卧底是一项压力大、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经验很重要。由于我的爱尔兰肤色苍白，独特的口音意味着永远不能做卧底。就在这一天，罗伯·张扮演“大叔”，就是买家，而拉莫斯扮“幽灵”，也就是跟踪搭档，暗中保护，发生枪击时，第一个冲上去支援，同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他们会经常换岗，角色互换。

在街上，我们和他们俩从不交流，尽一切可能回避，因为毒贩非常谨慎，耳目众多。

我在停车场埋伏，等待两名卧底的消息。突然，接收器传来拉莫斯的声音。

“伙计们，目标出现，110街，雷克萨斯车。”

“现在是十点零四分，穿防弹衣，出发。”“小丑”中士下令。

几分钟后我们就包围了这辆车，并从司机身上搜到了毒品。卧底警察如果知道吸贩毒者隐藏毒品或者枪支的地方，他会给我们暗示。他在和毒贩交谈时会说“你的裤子挺有特色的”。那就意味着有东西藏在裤子里。窃听器会把他们的对话传过来。

每天我们需要抓捕五个对象才能达到加班的指标，有额外的加班补助，说来说去都是为了钱，为了绿色的美元。街头缉毒工作不太稳定，一般来说抓五个不是大问题，曾经有一天我们抓了12个。但是抓捕之后的法律文书工作非常烦琐。

我发现，在毒品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白人、黑人还是西班牙裔，白领还是失业，这都无关紧要，只要你吸毒，后果都是一样的。没人能把航空公司的空姐和兼职妓女区分开来。一旦吸毒，空姐也可能成为兼职妓女，吸毒后都会崩溃，牙齿一颗一颗地掉下来，瘦骨嶙峋。

一天上午，只有我和“小丑”中士有兴趣加班，于是我们搭对前往河滨大道巡逻。在西146街的拐角处，有四名西班牙裔男性走成一条直线，相距十来米。

“中士，这些人有些不对头。”

“哦，那我们去看看这些家伙。”中士在开车。

在我们的枪口下，四个人很老实。不料这次是大鱼，缴获了一把9毫米手枪，还有小袋可卡因，大约1.1公斤，市场价高达十万美元，当然其准确市价还得取决于里面是否混杂了粉笔、糖和其他稀释剂。

成绩斐然，我们大喜过望，但助理检察官却反应平平，好像忘记了我和他其实是一边的。

“伙计们，我仔细研究了抓捕的细节。你们没有合理的理由对这些人进行拦截和搜查，他们的律师会说你们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所以，这不好起诉。”

我据理力争，无奈人微言轻。这不是第一次对检察官办公室的疏失感到失望，也不是最后一次。

六、往事蹉跎

在缉毒署工作四年后，由于我的业绩突出，被调往第42警局刑事侦探队。该警局位于南布朗克斯中心，是纽约州最疯狂、治安最糟糕的地区之一。不管怎么说，也算是重用吧。

缉毒队工作期间，在“小丑”中士带领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街头吸贩毒现象明显减少。可是，在我们陆续升职离开以后，继任者却把毒品送还吸毒者的手上和肺里，给吸贩毒者开“绿灯”，赚“绿色”的美元。

我在缉毒队工作四年间，先后有九名同事被抓。

在缉毒队的时候，我和苏珊结婚了，还有了女儿塔拉，住在布鲁斯特，离市中心一个小时的车程。如今调到42局，离家就远了。

一天早上，我翻阅《纽约每日新闻》，有个标题“毒品丑闻中的警察”，插图是一名警察手拿一沓美元。内容是一名警察因抢劫和贩卖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可卡因而被捕。这个人是缉毒队的阿巴杰·迪亚兹，我曾经和他打过交道，非常积极的人。

联邦调查局估计，阿巴杰·迪亚兹及其同伙在布朗克斯、皇后区和上曼哈顿缴获了750公斤可卡因和400万美元现金。

新闻媒体说，即使每年付给每个警察一百万美元，腐败仍然存在，低收入和腐败是密不可分的，但不是必然因素。

1993年，当我进入警察学院时，一个新警的基本工资加上加班费，每年大约是五千美元，虽然不富裕，但还不至于要靠绑架、谋杀或勒索来贴补。15年后，收入上升了，两万多一点，但性价比却陡然下降，正如一名因拉皮条被捕的警察说的那样，一年两万美元不可能在纽约生活下去。

所以这个城市里有很多戴着警徽的罪犯。

七、命案追踪

我42岁时调查了警务生涯中第一个重大案件，而且是发生在“9·11”恐怖事件维稳期间，至今令人难忘，因为受害者就在我面前死亡。

2001年10月13日，911指挥中心转来报警称，一名男子在东163街和3大道拐角处被人砍伤腿部。我和同事火速赶到现场，找到了受害者，22岁的西班牙裔黑人男子威廉·马拉德。他坐在地上，双手掐住大腿，大腿流血不止。

我蹲下来与受害者交谈，他认识刺伤他的那个人，但说不出名字。医务人员也到了，进行急救。血流越来越大，止不住。他脸色苍白，没有精力和我说话。在送往医院的途中，马拉德因流血过多不治身亡。一起袭击案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变成了凶杀案。

我们迅即开展调查，得知有个叫菲利普的年轻人和死者马拉德发生争执，菲利普比马拉德个子小一半，但是他心狠手辣，拔出一把刀，猛刺马拉德，刺中了股动脉。

我们找到了菲利普的家里，他是多米尼加共和国裔，继母很不喜欢他。继母告诉我们，菲利普逃去多米尼加了。

我多次与菲利浦通电话，劝他回来自首，还曾两次给他寄机票，但都没起作用。引渡的手续和过程非常繁杂，而且多米尼加也有可能拒绝。

此案明显是一级过失杀人，而非谋杀。由于嫌犯拒不归案，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我们根据州法律指控他二级谋杀罪，交由法院来决定。最终，控辩双方达成协议，菲利普的律师接受了七年的刑期。

我主办的第一个命案就悬而未决，很是不爽。我发誓一定要将此人捉拿归案，于是做了很多基础工作。三年后，菲利普继母告诉我他回来了，在波士顿一个建筑工地打黑工，还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当时的技术尚不能手机定位，无法确定其准确位置。

2004年11月23日上午10点30分，一个阳光明媚、异常温暖的上午，多切斯特社区一栋旧房子正在翻修，很多穿着牛仔裤的工人在劳作。

我拨通了菲利普的手机号码，有一个年轻人停下锤子，掏出手机接听。不错，这个人和照片上的人很相似，就是他。波士顿警察蜂拥而上，把他包围。

“嘿，伙计，你还好吗？”我率先打破沉默，虽未谋面，但声音非常熟悉。

“一般，谢谢你的惦记，你就是卢克警官呀。”

菲利普很平静，毕竟面对五把手枪。他朝我苦笑了一下，举起了双手。

八、最后一案

有时，找到罪犯只需要现代技术和警察，但有时候却需要动用很多资源。我从未想象过，有案子要花两年时间，三个警察局、三个联邦机构、一艘豪华巡洋舰、一架直升机、一架私人飞机和数百万美元才找出案犯。这也是我在纽约警察局的最后一案。

2009年11月26日下午8点，国家橄榄球联盟有一场令人瞩目的比赛，比赛双方是巨人队与主队丹佛野马队。

在布朗克斯的克雷斯顿大街上，一辆黑色的本田雅阁停在服装店的旁边，司机在观看电视转播。比赛开始后，巨人队的31号高速发动，长驱直入，比赛进入关键时刻，人们屏息以待。突然，从本田车上跳下一人，30岁上下的拉美裔黑人男子，拔出手枪，对着那些挡在他面前看电视的人连续扣动扳机，人群惨叫连连，哄然四散。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歹徒乘车逃离，三人当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