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逻辑、困境及路径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坚持以新质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逻辑必然性。从理论必然来看，生产力的新质化是助推粮食增产的革命性力量；从现实必然来看，新时代粮食安全新形势迫切要求生产力进一步新质化。当前，以新质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面临数字技术赋能不足、协作生产程度不够、绿色牵引动力不强、海洋开发仍然欠缺、开放水平有待提升等现实困境。必须锚定这些突出难点，大力发展数字生产力、协作生产力、绿色生产力、蓝色生产力、开放生产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国家粮食安全。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粮食安全；农业强国；中国式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摆在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首要位置，体现了党中央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在《求是》杂志2023年第6期的署名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将粮食安全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强调“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当前，全球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频发，面对国际冲突加剧、逆全球化潮流抬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内粮食供需紧平衡、产需缺口加大、需求结构不断调整的基本粮情，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尤为迫切。粮食安全归根结底要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只有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才有保障，强国复兴的主动权也才能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必须明确的是，科技创新才是粮食产能提升的关键。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粮食稳产增产，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反映出党中央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后，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三农”领域，许多学者尝试将新质生产力与“三农”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陈健、张颖等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魏后凯、吴广昊提出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大农业发展，蒋永穆、杜婵指出要以新质生产力助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总体来看，学界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提供了学理借鉴。但是，既有研究的视野仍需拓展，粮食安全是农业领域的重要话题，当前将新质生产力与保障粮食安全相结合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文尝试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探讨保障粮食安全的逻辑必然，分析粮食安全领域面临的现实困境，并锚定这些突出难点有针对性地予以破解，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筑牢国家安全基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路借鉴。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

“从底层逻辑上讲，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一致的。”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从理论必然来看，生产力的新质化是助推粮食增产的革命性力量；从现实必然来看，新时代粮食安全新形势迫切要求生产力进一步新质化。

（一）生产力新质化是助推粮食增产的革命性力量

以新质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并不是凭空提出的，“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将新质生产力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动能，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突出强调了生产力新质化对农业生产的强大推动作用。

1.生产力新质化具有革命的力量

生产力的新质化本质上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恩格斯在对马克思一生进行总结时，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马克思十分关注科学的发展情况。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的确使旧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农业生产中，科学的发展推动了农业革命。马克思曾称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农业生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凭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使农业合理化，从而才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在马克思看来，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生产效率十分低下，是一种单凭经验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的农业生产，如此低的生产力只能满足小农自给自足的基本生活需求。可以说，这一阶段人类还匍匐在自然的神力之下，对自然环境的控制力很弱，表现在农业上就是传统的生产经营方法，使人类无法摆脱“看天吃饭”的命运。因此，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马克思、恩格斯的毕生理想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宏伟目标首先必须建筑在每个人都能存活下来的基础之上，而充足的食物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基于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要想完全控制自己的食物来源，不再听任自然的摆布，就必须依靠科技发展，广泛运用科学这种革命的力量，提升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助推农业生产实现质的飞跃。

2.生产力新质化促进农业生产效率迅速提升

生产力的新质化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新兴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并对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生物化的农业生产力革命作了专门考察和论述。一是农业机械化。生产工具的革命是最重大的革命。19世纪，随着物理学的发展，机械制造和蒸汽技术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蒸汽化逐步代替了人力、畜力生产。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内燃机和电力技术的发展，又推动农业进入了电气时代，拉开了现代石油机械农业的序幕。一方面，农业机械化对扩大生产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有的土地所以被看做坏地，并不是由于它的化学构成，而只是由于某些机械的、物理的障碍妨碍它的耕作，所以，一旦发现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它就变为好地了”。农业机械化使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极大增强，过去受限于自然条件无法耕种的土地，现在变成了适合耕种的好地，迅速扩大了农业生产规模。另一方面，由于“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大机器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将物理学的最新成就并入农业生产过程，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粮食等农产品的丰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更便宜、更便捷地获取食物。二是农业化学化。化学的发展对农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农业化学化改良了土壤。马克思指出，“土地只要处理得当，就会不断改良”。土地肥力直接关系到农作物产量，因此在众多处理方式中，使用化肥对土壤进行改良是特别关键的。另一方面，农药的发明和使用大大降低了病虫害。在封建小农经济时代，遇到农作物病虫害，小农只能望“虫”兴叹。随着化学的发展，农药的发明和使用极大增强了病虫害防治能力，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三是农业生物化。随着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发展，动植物良种选育技术发生了重大变革。马克思观察到当时的生物技术已经用于小肥羊的培育。他指出，“一年生的羊已经可以肥育，无论如何，在满两年以前可以完全成熟。……由于精心选种，使羊的骨骼缩小到它们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这种羊叫做新莱斯特羊”。同样，生物育种技术也被用于小麦、大豆等粮食作物的良种培育，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总之，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生产力新质化在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中的重要作用。

（二）新时代粮食安全新形势迫切要求生产力进一步新质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的每一次新质化都推动了粮食增产。随着新的科技革命深入发展，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在许多新的前沿科技领域已经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部分领域还出现了领跑现象。我国粮食产量与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正处在历史上粮食安全形势最好的时期。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业发展模式仍属于传统粗放型，其推动粮食增产的效率已明显减弱，已经到了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粮食增产的关键时刻。基于此，加快推动生产力进一步新质化，以新质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尤为迫切。

其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终成色。世界上粮食安全水平颇高的发达国家全部都是农业强国，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以色列、日本十国为例，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中国作为崛起的新兴大国，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掌握话语权，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建成世界农业强国。习近平总书记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推动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新质化的重要性。他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遵循农业科技规律，加快创新步伐，努力抢占世界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牢牢掌握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主动权，为我国由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提供坚实科技支撑。”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粮情，结合世界农业发展经验，反复强调“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为形成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指明了方向。

其二，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为依靠新质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技术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推动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实现跃升。从农业科技国际竞争力对比来看，我国整体水平已经从世界第二方阵迈入第一方阵，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从农业科技发展各项指标来看，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1%，粮食单产提高对总产增加的贡献率超过6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6%以上。从农业科技重大突破来看，我国种质资源保存取得突破，智能装备取得长足发展，农业污染防治技术瓶颈不断得到突破。总之，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为新时代新征程依靠新质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准备了物质条件。

其三，传统粗放型农业发展模式推动粮食增产的效率已明显减弱，保障粮食安全亟须依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农业生产关系优化调整、农业科技发展进步的合力作用下，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相关研究表明，1978—2012年，农业总产值呈指数级增长，2012年后，随着前期改革红利逐步释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达到全新高度，农业总产值增速开始逐步放缓，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基本态势。另有研究成果表明，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我国粮食产量迅速提高，仅用6年时间就实现了两个千亿斤突破。但是，随后粮食产量很快进入了徘徊期。这一现象表明粮食产量可能由于前期要素投入回报率高而迅速增长，但随着要素投入的回报率逐渐降低，粮食产量的增幅也将逐渐缩小。因此，要保障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长，根本上要靠生产力的进一步新质化，即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全面提高粮食产能，转变传统农业发展方式。

三、以新质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的现实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农业新技术应用，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这期间，粮食产能稳步提升。截至2024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大关，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中。同时，也必须看到以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仍面临许多难点挑战，主要表现在数字技术赋能不足、协作生产程度不够、绿色牵引动力不强、海洋开发仍然欠缺、开放水平有待提升五个方面。必须认真分析这些现实困境，有针对性地予以破解。

（一）数字技术赋能不足

数字技术在改造传统农业方面具有强大优势，通过促进数据要素与农业经营过程有机融合，可以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升级。当前，我国正处在以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起步探索阶段，在农业大数据技术、农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关键性技术突破，但在粮食生产中仍存在数字技术赋能不足的问题。

一是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落后滞碍了数字技术在粮食生产上的应用。数字基础设施是发挥新质生产力强大动能、以数字技术赋能粮食生产的支柱。新时代以来，我国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数字基础设施普及建设仍相对落后。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6.5%，低于城镇地区16.8个百分点，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较大，阻碍了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另外，从数字经济渗透率来看，2023年我国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10.78%、25.03%、45.63%，二、三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显著高于第一产业，表明数字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应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是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结构与应用数字技术的门槛要求不匹配。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并没有改变“大国小农”的基本农情。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出现“老龄化”“空心化”问题，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与数字技术应用要求之间的矛盾突出。一方面，中老年农村劳动力思想上仍固守传统小农的生产经营方法，不愿接受新生事物，很难适应从传统农耕向智能化耕作的技术转变。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许多老年人甚至是文盲，没有能力掌握数字技术，导致数字技术创新研发与普及应用之间的鸿沟逐渐加深。

三是农业数字技术尚未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做到精准研发和应用。近年来，我国农业数字技术发展迅猛，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通信等技术都在农业生产中逐步得到应用，“数字麦田”“无人农场”“智慧渔场”相继出现。但是，必须看到农业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还存在一些短板。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的自然条件差异巨大，不可能只用一套数字技术就能完美解决所有地区的智能化生产问题。当前，我国农业数字技术仍处于成长期，农业数字技术发展的多样化和精准性还不足，许多地方在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出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农业技术应用成本过高。小农生产资金普遍不足，“大国小农”的农情限制了过高的技术投入。此外，即便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一套智能化设备动辄几百万元，需要好几年才能收回成本，这也大大降低了经营者采纳数字技术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