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环境保护行动的实践逻辑与表达困境

摘要：通过对宏观城乡社会流动背景下的经济生活秩序与微观的农民环境保护行动演变进行考察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单向线性特征。农民环境保护行动的发生与演变、意识与行动、团结与分化都与农民特定处境下的经济生活秩序密切相关。无论是农民处于城市化初期、城市化中期抑或城市化后期，经济生活秩序始终是农民环境保护行动的逻辑起点和困境终点。在经济生活秩序持续变动的情境下，利益需求得到满足后的环境保护行动便陷入困境。化解这种困境的根本途径在于为农民环境保护行动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条件，理顺工厂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为农民表达环境权益创造合理的空间和顺畅的渠道。

关键词：农村环境保护；农民环境保护行动；城乡流动；经济生活秩序

环境保护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国近五年发展的总目标之一是明显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和显著提升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目前，我国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不断优化。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受制于地理位置、经济秩序和法治水平等多方因素，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复杂而艰巨，农村环境权益保护仍然困难重重。

以实然视角观察，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西部农村的环境保护仍然面临社会压力和现实困境，缺乏足够的治理资源和科学的治理策略。现实中，农村环境保护离不开农民的实质性参与，农民通过动员各方面治理资源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过程当中。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环境保护过程中，行动理论占据着重要地位，与农村环境保护实践具有较强的适切性。正是通过农民环境保护行动，农村环境问题更加受到重视，农村环境治理中遭遇的多元困境才真正暴露出来。当然，农民环境保护行动在推进过程中与多方力量角逐，在不断发生演变。基于此，本文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性结构中，农民环境保护行动的实践逻辑是什么？农民环境保护行动在演变过程中遭遇了何种表达困境？

基于此，本研究首先通过对农民环境保护行动的既有理论进行回顾，反思现有理论模式存在的不足，从而提炼出“过日子”的概念来解释农村环境保护行动的复杂机制。其次，注重以过程视角解释环境问题与农民意识及其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借助“过日子”概念对农民环境保护行动进行精细化解读。最后，反思农村环境保护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揭示农村环境保护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

一、文献综述与概念分析

农民集体行动蕴含于社会历史的宏大进程中，勾勒出中国复杂的结构性与政治化图景。农民集体行动作为行动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成为观察集体行动逻辑与困境的重要载体。美国学者裴宜理注重从社会经济结构演变和历史事件的结合来探讨中国的农民运动。他一方面在农民运动的历史事件中去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在结构的变动中去寻找民众运动的来源和动力。与裴宜理不同，斯考切波认为士绅在国家和农民之间扮演“中间性角色”，使得中国农民彼此孤立、相互竞争，除非有代理人的出现才可能发生革命性运动。西方学者语境下的行动政治，揭示出结构性的冲突模式与政治化的运作模式，却无视和忽略了中国农民世俗化的日常生活进程，难以合理解释中国农民的集体行动。

在观察东南亚农民拖沓的日常抵抗后，斯科特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农民集体行动朴实的生活气息，与西方的政治激情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他用“生存伦理”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含义，并提出农民“日常抵抗”的柔韧性概念，更加契合对中国农民集体行动的解释。受斯科特的影响，李连江、欧博文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提出农民日常的“依法抗争”说。于建嵘在“依法抗争”的解释路径上进一步提出了“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针对于建嵘对农民集体行动的组织化观点，王洪伟则构建了颇具个体生活意义的“以身抗争”框架。除此以外，应星也认为弱组织化和生活化才是农民集体行动的特点，指出草根行动者的草根动员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此外，吴毅认为乡土社会中“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才是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之源，它制约着农民的日常行动。受制于乡土社会的结构之网，何绍辉将农民日常的维权行动视为“不情愿的抗争”。董海军提出“依势博弈”框架，也试图从生活的缝隙中提炼出农民集体行动的路径。不同于以上因利益受损而展开集体行动的逻辑及策略，吴长青另辟蹊径，创造性地提出英雄伦理及其背后的强化机制，将部分农民的生活价值抽象成集体行动的动因，扩大了集体行动逻辑的研究空间。由此观之，揭开政治与结构的神秘“面纱”，从日常生活角度研究农民集体行动的帷幕已悄然掀开。

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民愈加重视自身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意义。然而，科学技术带来的环境危害和环境污染等风险却直接危及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环境保护行动作为农民集体行动类型之一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学术界有关环境保护行动的研究包括集体行动困境论、政治机会结构论、文化与心理论、网络与策略论以及性别差异论五个维度。除此以外，基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现实困境，包智明、陈占江揭示出社会与环境互动的复杂机制，通过过程研究深入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环境问题，从历史角度迈出了关键一步。陈涛则提出混合型集体行动的概念，试图从辩证和实践的角度解释当下环境保护行动。

应当承认，既有研究在我国环境保护行动的历史脉络和整体架构上有了较大进步，但在变迁与实践层面对集体行动的解释仍然存在不足。第一，农民集体行动研究缺乏将农民环境保护行动纳入城乡流动与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去关注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环境保护行动是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背景下探寻社会保护的集体行动，是农民在城乡之间谋求实质性利益的实践性行动。第二，农民集体行动研究忽略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背后区域性农民经济生活状态的差异。既有研究借用理论分析时缺乏前提的论断，构建理论框架时夸大其能够解释的边界。中国环境保护行动应注重对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对农民的经济生活现状进行深描。第三，农民集体行动的既有诊断模式大多是结构式和单向式，忽视农民由隐忍走向农民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动机及具体行动节点。既有研究认为农民集体行动是“农民—工厂”之间的博弈、是“刺激—反应”单向度的回馈。但是在农民与日常经济生活状态——“过日子”进行周旋的实践生活之中，既有理论逻辑难以发挥有效的解释作用。

那么，农民环境保护行动的发生机制究竟为何？农民环境保护行动与其生活实践有何逻辑关系？鉴于农民环境保护行动仍存在表达困境，该如何从实践层面加以解释？本研究通过对豫西北D村农民环境保护行动的实地考察，在“刺激—反应”的解释思路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农民的经济生活状态——“过日子”的概念来解释农民的环境保护行动。“过日子”这一概念是理解农民生活逻辑的一个关键词。吴飞从人的基本生活过程阐释了“过日子”的含义。陈辉、何绍辉则把“过日子”作为农民的生活逻辑进行考察，并尝试把“过日子”与农民环境保护行动联系起来。而本文在前者基础上，意图在城乡社会流动的背景下，探讨农民环境保护行动如何适应“过日子”的动态变化过程。“过日子”既是人们基本生活过程的流程式展开，更是在特定时间及生活条件上有选择地行动，具有一定时间周期性、选择限制性和适用普遍性。根据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生活状况，“过日子”可以类型划分为“经济紧张的生活”“经济宽裕的生活”“经济平衡的生活”，从而实际影响到农民环境保护行动的展开。

在探讨环境保护行动与农民日常生活的互动时，以社区为个案的定性研究一直是环境社会学的主流传统。在对农村进行研究的学术传统中，国内外学者通常都采用定性研究获得一手资料，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去理解农民建构并形塑的日常生活世界。本研究主要采用了田野调查法，以一个社区为基础，通过深入D村的生活世界，以无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式搜集资料。访谈对象主要包括村镇干部、优势农民、弱势农民、企业工人和村医务室工作人员等。此外，本研究对农民环境保护行动脉络进行了研究，不仅查阅了媒体报道和相关年份的报纸，还通过《J市市志》《J市年鉴》《J市统计年鉴》等文献资料了解农村工业化的政策背景和历史背景。本研究对访谈资料的采信遵循互为印证原则，在某一受访者处所获资料须得到另一受访者的访谈印证方可采信。豫西北J市D村作为中部省份自然村的典型，具有三个典型性特征：自然环境初始完整性、工业生产粗放性和与农村工业化同时期的农民城市化。此三项特征为研究农民环境保护行动提供了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为理解农民环境保护的实践逻辑提供了机会。据实地田野调查，J市D村自然环境美好，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无工业基础，农民长期困于贫瘠土地之上，生活水平相对较低。2003年，J市金达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厂”）在D村附近建起，并于2004年完工且陆续投产。J市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铜厂属于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一家私营企业，注册资本5000万元，主要生产冰铜、粗铜和硫酸。河南省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显示，铜厂属于省内重点监测的重度污染企业之一。本文基于D村农民对铜厂污染的环境保护行动，区分农民城市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经济生活状态，分析农民在不同阶段环境保护行动中的内部分化及差异化策略，从而解释农民环境保护行动的实践逻辑与表达困境。

二、环境危害凸显与农民集体漠视

2000年以降，工业已经成为J市经济的支柱产业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J市已从农业社会跨入工业化社会。农民在工业下乡背景下被动卷入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由此带来经济收入差异和外生性社会成本的增加，加速了农民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伊始，为了维系既有的生活或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农民在不同空间中探寻更好的生存之路。

（一）城市化与经济紧张的生活

工业化的发展加速了农民的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化早期，迫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压力，部分农民逐渐转入城市或者就近在铜厂上班，开始了兼顾农业生产的工业劳动。打工致富是这个时期的流行词汇，代表农民对于工业可以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期待。但农村工业发展初期，使用的工业技术水平较低、相应的资金没有到位，铜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工资较低、不缴纳社保且可以随时停工的农民来维持。应当看到，间歇性生产且劳动报酬低廉的铜厂无法满足农民对致富的渴望，部分农民很快就对其丧失了信心，转而向城市流动。

农民由农村进入城市，改变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空间，经济生活较为紧张，陷入“过紧日子”的状态。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为了享受城市的便捷生活而逃离颓败的农村，重建社会支持网络十分艰辛。离开熟悉的农村环境，进入到陌生的城市环境之中，农民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来适应城市生活。面对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农民需要不断跟上城市文化的步伐，方有建立新社会网络的可能。但是，环境陌生、缺少人脉等制约着农民的就业选择，他们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寻找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城市化初期处于适应阶段，农民为在城市中立足，经济生活紧张，都在“过紧日子”。二是不断增大的社会性生存压力迫使农民向外流动谋生计，农民在城市中却面临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一方面，土地的产出并未明显增加，农作物的单价也保持在十分稳定的水平；另一方面，孩子教育成本增加、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上升，房屋改造建设成本增加，使得农民虽身在农村却感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生活压力。怀揣着打工致富的梦想初入城市，面对居住、餐饮、医疗、出行等远高于农村的生活消费，农民自顾不暇。所以，到城市中谋生的农民肩负重担，除重大节日、婚丧嫁娶外很少返乡居住。与此同时，就近在铜厂上班的农民则更是早出晚归、无暇他顾。城市化初期，对于生存拮据的农民来说，解决生存问题是最为紧迫的任务。一定程度的污染，只要是不直接危及生命，也是可以接受的。在“过紧日子”的经济生活状态下，经济发展的考量优于环境保护的考量，环境问题并未得到重视。

（二）环保意识缺乏：应激型环境保护行动

在城市化初期，农民首先为在城市中扎根而无暇他顾，过着“紧日子”。与此同时，铜厂自投产以后，商业资本不断积累，厂区规模日益扩张，废弃物排放量迅速增加，对村庄环境的危害十分严重。2004—2014年，农民对于铜厂的环境污染只能用“感觉”来形容。农民感觉“厂里冒出来的烟要把人呛死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烂气道”“风跟烟都快分不清了”；紧接着，农民通过植物的生存状态、客观的空气和土壤变化状况来感知环境恶化程度：“靠近厂区那边的树都死了”“一阵烟吹过来，村里的植物叶子都落了”“厂下面的山路都被灰尘积满了，一脚下去一个脚印”。农民自幼生活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之中，穿梭在丛林与山丘之中，从来没有将“环境”视为一个客体，而是将其视为与自身息息相关的主观状态。面对环境问题的出现，农民只能基于日常生活经验来观测环境的变化，并通过具体的事件表现出对环境危害的愤慨，却缺乏必要的精力和系统的理论知识来建立环境保护的理由，从而无法形成有组织的保护行动。“厂里突然冒上来一股烟，我家地里的小麦直接就死了。我去找铜厂赔，铜厂就按照收成把钱赔了”。可见，在不太敏感的环境意识下，农民只有在切身利益遭到铜厂侵害时，才会向其讨要说法。在这个阶段，农民对“污染”并无深刻认识，而仅称之为“危害”。环境危害只是铜厂入驻后的表现，并未直接触发农民的环境保护行动。导致农民环境保护行动的关键因素是作为“有危害性”的铜厂侵蚀地方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可见，城市化初期的农民环境保护行动，是农民在缺乏环境保护意识情况下所展开的应激型环境保护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