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路径探索：基于新经济地理“3D”框架的视角

摘要：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是一项实践活动，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新经济地理“3D”理论是指导区域资源开发的科学方针，也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一个新框架和新思路。借鉴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显示当前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还存在着密度差异、距离较远、各地分割等困境。要破解这些困境，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需探索新经济地理“3D”框架下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新路径：提高密度，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集聚化；缩短距离，促进红色文化联系的便捷化；打破分割，推动红色文化产业的一体化。通过采取差异化的开发政策和措施，从而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科学开发。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4）02-0116-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1]。2023年8月，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印发了《用好红色资源 培育时代新人 红色旅游助推铸魂育人行动计划（2023—2025年）》。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大纪念活动为契机，全国各地掀起了开发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热潮。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是一项实践活动，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但是当前学术界对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内涵、价值、功能等的探讨，运用科学理论指导红色文化资源如何开发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此，本文尝试借鉴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3D”（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分割Division）框架理论，阐述“3D”指标要素在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层面的新内涵，分析当前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3D”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经济地理“3D”框架下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路径，为推进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科学开发和红色文化产业的一体化提供理论新支撑和实践思路。

一、新经济地理“3D”框架指标在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层面的新内涵

世界银行在2009 年发布的《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地理“3D”分析框架，即将密度（ Density） 、距离（ Distance） 、分割（ Division） 视为经济地理的三个新特征[2]。其中，密度主要描述经济集聚情况，距离主要衡量空间上的接近程度，分割主要评价经济组织产品的流动状况。密度、距离和分割三个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程度。该报告为描述区域经济地理空间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成为指导区域资源开发的科学指南。

“3D”框架一经提出，便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李燕、贺灿飞团队率先运用“3D”框架理论对长江三角洲的城市经济空间进行了分析[3]。陈肖飞等从“3D”视角提出了江苏省地级市经济空间的优化路径[4]。周正柱基于拓展的新经济地理学“3D+T”框架理论实证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地理特征与市场整合的影响因素[5]。从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学者对“3D”框架的研究主要将其应用于城市或区域经济资源的开发，但运用此框架来指导区域文化资源开发的学术尝试不足。因此，本部分拟借鉴运用新经济地理学“3D”框架理论，结合实际阐释新经济地理的密度、距离和分割等指标在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层面的新内涵。

新经济地理研究中将密度定义为每单位土地上的经济活动强度，密度较高代表其能更好地利用聚合经济效应以增强生产优势[6]。在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中，密度是指红色文化资源的集中程度，是衡量区域红色文化资源分布状况的重要指标。红色文化资源的密度格局与资源集中、产业发展等具有显著联系。一方面，红色文化资源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更容易实现资源的集聚，带来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的集中，有助于实现区域红色文化产业要素的优化配置与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高密度区能有效促进区域红色文化产业的劳动分工、合作与协同创新，最终推动红色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反之，密度较低、红色文化资源分布比较分散的地区不容易形成规模效应，也很难形成红色品牌影响力。

距离在新经济地理学中是指资源、服务、人力、信息等到达某一经济密度区所耗费的成本，体现产出与活动中心距离的负相关关系[7]。在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中，距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空间距离，是由于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状况、交通可达性等差异产生的物理距离。空间距离的大小衡量了红色文化资源到达中心城市的难易程度。一般来说，红色文化资源区的地理位置越靠近中心城市，交通可达性越强，就越能够节省时间和降低成本，促进区域的联系与合作，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二是信息距离，是指在网络社会背景下由于技术手段的落后、可得信息的减少、公共支撑系统的弱化等出现的虚拟距离。在全媒体和数字技术发展的今天，如果由于信息基础设施落后而出现信息闭塞，会导致技术成本、传播成本增加，不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分割是指货币、关税和语言差异对经济交往造成的壁垒，它们限制了市场准入[8]。而在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中，分割主要与社会政治和地理位置相关。行政区划、地方保护、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以及地理空间上的阻隔等都会导致区域分割，筑起红色文化资源相互交流的屏障，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相邻区域扯皮拉筋、互不来往的局面。分割反映了红色文化资源区域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情况，表征着区域红色文化产业一体化的程度。通常来说，分割会阻碍资源要素的聚集，导致开发成本增加，影响区域间比较优势的发挥，从而不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反之，减少分割则可以打破区域交流的边界，削减阻碍联系的壁垒，提升开发的专业化水平，促进文化资源的自由流动以获取规模效益。

密度、距离、分割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具有辩证统一的特征。红色文化资源密度的提高会对旅游群体、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呈现吸引力，从而出现主动流向的趋势和产生集聚效应。同时，降低交通成本可以为资源的集中创造便利条件，促进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区域联系，推动区域红色文化产业的一体化。如果红色文化资源的密度较高，距离也较近，但区域分割严重，那么政府各自为政、人才流动困境、媒介传播受阻、技术应用障碍等问题将会对密度和距离产生负向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密度、距离、分割三个指标都达到均衡，“3D”结构才会保持稳定性，才能从整体上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和科学开发。

总的来说，新经济地理中的“3D”框架，以密度反映红色文化资源的集聚状况，以距离呈现红色文化资源到达中心城市的远近，以分割体现红色文化资源所在城市间的相互交流与联系。密度、距离、分割的度量牢牢抓住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核心要素，可以用来刻画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格局，也为推动区域红色文化产业一体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

二、当前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3D”困境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留存下来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9]。作为开展中共党史教育的最典型的重要教育资源，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开发价值，其“开发热”是赓续红色基因、传承革命精神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不忘历史、确保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这“开发热”的背后，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例如密度差异、距离较远、各地分割等都成为了影响和制约其进一步科学开发与保护的关键因素。

（一）密度差异是红色文化资源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

密度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具有重要意义。与资源分散的地区相比，红色文化资源密度高的地区表现为高度聚集了红色文化的地理、人才、环境、技术等有利因素，更容易接近核心区域并保持密切联系，进而容易提升红色文化资源集中区的规模产业效益。当前，各地红色文化资源存在着明显的密度差异，成为影响其开发的普遍问题。

第一，密度差异导致红色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我国的红色文化资源分布广泛，覆盖的空间范围往往跨越省市区，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具有较大差距。例如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江西等地开展革命活动较多，这些地方的红色文化资源相对丰富，而另一些地区则相对较少。这种分布不均衡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红色文化资源密集的地区，获取人才、技术等资源更为便利，有利于集中开发与利用。相反，红色文化资源密度低的地区则需要从其他地区获取辅助资源，增加了开发成本和难度。

第二，密度差异影响红色文化资源集聚化水平。在红色文化资源密集的地区，各类资源相互配合，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提高集聚化水平。而红色资源分散的地区则可能在资源整合方面存在更多挑战，例如管理机构往往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管理和规划、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因此无法构建起互利共生与协同再生的有效机制等，不利于提高集聚化水平。此外，在红色文化资源密度高的地区，更容易形成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产业，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而红色文化资源密度低的地区则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加剧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二）距离较远是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严重阻碍

距离直接影响着红色文化资源区之间的相互合作、信息流动、人员往来以及资源辐射等各个方面，是与红色文化资源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距离较远会给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带来挑战，阻碍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通常意义上来说，距离远意味着前往这些地方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高的交通成本，这就会影响游客的数量和参与度。此外，距离越远，红色文化资源的宣传和推广难度就越大，形成产业集聚的可能性就越小，因而越不利于加强区域联系。需要注意的是，阻碍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距离不仅包括空间距离，还包括信息距离。

首先，空间距离衡量的是红色文化资源所在地与主要的中心城市之间的物理长度。如果空间距离较远，地处偏僻，再缺乏基本的交通基础设施，必然会增加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成本和降低其对旅游人群的吸引力。事实上，从空间距离来看，由于当年为应对反动势力“围剿”而采取的“以少敌多、以弱胜强”“在夹缝中生存”等革命策略的需要，红色文化资源大多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很多甚至还处于丘陵山区地带。这些地方往往离中心城市的距离较远，进入较难。很多的红色文化资源区不仅没有高铁和飞机场，连出入的公路都不通畅，还缺乏应有的停车场地。有的红色资源区内很多革命遗址年久失修，建筑布局凌乱不堪，基本的排水系统、环卫设施、防洪设施等都不足[10]。还有些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区的餐饮、住宿、交通和旅游等配套设施不完善，红色文化景区的整体环境和服务质量的体验感较差。这些都会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带来实质性的障碍。此外，空间距离远还会导致红色文化资源得不到及时的保护和维护，一些偏远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可能会面临自然和人为的破坏风险。

其次，信息距离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新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信息距离决定了信息传播的有效程度，进而会影响红色文化资源价值的挖掘和创新深度。从信息距离来看，目前很多红色文化资源区也存在信息基础设施差、通信设备不足、网络技术落后等问题，阻碍了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具体表现在：一是开发资金不足，有些信息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设和修缮，设备老旧，根本无法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线上与线下的同频传播，因而影响了开发的深度和传播的广度。二是科技含量不高，目前有少量红色革命基地、红色博物馆已经运用了沙盘模拟、全息投影、高端镜像、三维展示等数字化技术，但仍有大部分展馆由于资金所限只能采取简单的橱窗展示、静态陈列的展览方式，严重滞后于信息时代的科技发展需求。三是技术创新不够，既不能运用各种微博、微信、APP平台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宣传，又不能生产出有创意、有高附加值的文创产品为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服务。

（三）各地分割是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重要制约

分割不利于区域联系，会对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具有负向影响。一方面，分割会使得地区信息闭塞，减少与外界的交流，缺乏创新动力，进而导致区域间差异增大。另一方面，分割也会造成红色文化资源的重复和浪费，产生一些恶性竞争，阻碍区域红色文化产业的一体化。当前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分割有以下几种。

第一，行政区划的分割。由于历史上的特殊原因，我国的一些红色文化资源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形成了地理上的分割。各地领导往往各自为政，很难形成资源共享和战略协作，产业集成度不高。例如湖北大别山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革命遗迹，被称为“千里跃进，将军故乡”。但是该地区跨越三个省份，其中湖北属于我国的中南地区，安徽属于华东地区，河南则是位于中部省份。由于分属于三个不同的行政省区，每个省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理念和开发策略都不同，导致对大别山红色资源的开发很难进行实质上的技术合作和资源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