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硬核”论

摘要：麦克法夸尔的“铁三角”理论触及了“中国问题”的精要之处，却暴露出几处理论瑕疵，绝不能再因袭照搬。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内部孕育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三要素组成的“文化硬核”。三者作为文化的组织性、制度性和理论性载体，一脉同源且相互支撑，已成为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定常量”和相对西式道路的“独立变量”。除了既有的单体特性外，协同效应又赋能“文化硬核”以整体特性，如战略稳定性、精神感召性、交互耦合性、开放灵活性、自我完善性等，并相应地展现出举旗定向、凝心聚力、驱动发展、规避风险和纠偏纠错等功能，对于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铁三角；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硬核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4）02-0102-14

哈佛学者麦克法夸尔斯人已去，却留下一个颇有影响的“铁三角”理论①。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政治结构都是由三个基本元素构成，即由政府机构、意识形态、维持社会秩序的法律及强权部门构成一个三角结构。就中国的“铁三角”而言，麦克法夸尔指出三角的最上方（顶点）是政治领袖，三角的一边是政府机构（中国是依靠党的机构来运转的），另一边是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思想使中国共产党有信心获得一种能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权力），处在三角底边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及强权部门，在中国则是军队。简而言之，其理论模型可以归结为以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法律及强权部门（军队）为三边的“铁三角”。

虽然麦氏“铁三角”理论指出了“中国问题”的精要之处，却至少仍存在三处理论瑕疵：一是西方偏见性。该理论认为“三角的最上方是政治领袖”，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西方解读视角。政治领袖的影响力固然非常重要，甚至具有创造历史的主导作用，但仍然属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大范畴。在中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与权威，领袖也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事实上，随着政治改革的推进，加之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二是历史局限性。“铁三角”理论提出至今已经超过20年，关键概念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推进，指导思想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几经拓展，已经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还将不断丰富和完善。三是概念偏指性。即“铁三角”概念偏重于突出三个要素的“稳定性关系”，而未能精准体现其“核心性地位”。这些理论瑕疵一方面提醒我们绝不能再继续因袭旧论，另一方面也为新概念、新理论的出场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着力阐释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硬核”论不是停留于麦氏的“铁三角”理论，而是尝试作进一步的创新性拓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消除了上述几个不易察觉而极为紧要的理论瑕疵。

一、何谓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硬核”

既然谓之“文化硬核”，就必须满足三个基本前提。第一是要具有明确的文化属性，强调的是其最深沉、较稳固、可传承的文化特性，而不是浅表化、多变性、易断裂的外部因素，即“文化性”。第二是要“硬”，即必须足够坚强有力、百折不挠，即“硬质性”。第三必须是事物（本文指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一旦失去这个核心，事物将不复存在，或者不再成其为该事物 ，即“核心性”。

从历史纵向来看，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洗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已走过了辉煌的百年之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文化政治学的视角来看，所有这一切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式现代化孕育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要素组成的“文化硬核”，谓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硬核”。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范式类似，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硬核”与“铁三角”概念有着明显不同。第一，注重发挥民主集中和集体智慧的作用，将领袖个体与党的组织有机融为一体。第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推进和理论拓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所以，这里明确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日趋完备的制度体系，不仅涵盖了“法律”和“军警”机制，同时也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其他内涵丰富的体制机制，因此，这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替“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及强权部门（军队）”。如此一来，不仅内涵上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品性，外延上也更为严谨周全。

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硬核”何以必然存在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硬核”，尽管谓其“硬”核，但仍是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并没有脱离“文化软实力”范畴。软实力难以被直观体察和真切把握，观察和分析其结构“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代替”[1]。那么，“文化硬核”之说从何而来？难道是一种幻想或者臆断？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可以从思想实验的逻辑推理、中国式现代化自身发展和国际比较视角三方面予以确证。

从事物发展的一般性原理来看，任何事物都有核心。一切事物的存在、发展、变化及其消亡都是由核心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由不同维度因素（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构成的“五位一体”式复杂系统，也有一个核心。对一个国家而言，“核心”按照“习惯—传统—文化”的一般事物的演进路线，久而久之就会沉淀成更加稳固的“文化内核”。当然，这种抽象的逻辑推理截至目前还仅停留于一种纯粹的“思想实验”层面，其真实性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和印证。

从中国式现代化自身发展来看，“软实力”概念自从问世以来，之所以在学界、政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是因为其形象、传神地概括了思想、文化、精神、情感、制度、话语权、国家形象等影响力的“柔软”共性。但同时，容易被世人所忽略的却是“实力”二字的本质。实际上，这种“柔性”的“实力”如果没有强大的内核，不可能源源不断地生发出来。文化硬核的存在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非凡成就的必要条件，不可或缺。

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尽管中国目前整体实力不如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非凡成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之路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另一种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唯一神话”。相较于西方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时间短、成就大、效率高的独特优势。如果说没有某些过人之处，上述优异表现绝不会凭空出现。也就是说，其背后一定有一种强大的驱动力在发挥作用，必然存在某种特殊的、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文化硬核”力量，中国才可能在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后来居上，展现出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和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式现代化也才能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而显扬于世。纵观大国兴衰史，“文化硬核”的存在是其兴盛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相对于西方式现代化保持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

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硬核”要素何以确指

从逻辑上来说，“文化硬核”的组成要素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它就不会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那什么又是满足上述三个基本前提（即文化性、硬质性、核心性）不可或缺的元素呢？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分别作为文化的理论性载体、制度性载体和组织性载体，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硬核”的组成要素。

（一）理论核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并迅速在中国落地生根、抽枝散叶、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在实现自身“中国化”的同时，也在“化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在“马化中”和“中化马”的良性互动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因为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了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一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2]，所以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此就不一样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世界”，更加重要的是彻底地“改变世界”。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解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释放了巨大的精神能量、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3]“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决定“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理论根源，这已经在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自觉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进程中“得到最高的证明”[4]。

（二）制度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更自觉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成就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脉络清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浅表到深化、从模仿到超越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100多年历程中，作出了两次重大历史的选择：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怎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又快又好发展，这是继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又一重大选择。如何在一个十几亿人口规模的泱泱大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翻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找不到明确答案。虽然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模仿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较快发展，但在后期这种模式却暴露出水土不服的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要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谓封闭僵化的老路，是指改革开放前那种高度集中、僵化封闭的道路，其缺点是政府掌握资源、计划调控经济、忽视市场规律、经济缺乏活力、发展速度缓慢。所谓改旗易帜的邪路，则是指丢掉科学社会主义，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老路”不会使中国繁荣富强，“邪路”只会葬送社会主义，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发展中国的唯一正确选择。

2.只有更自觉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成就中国式现代化

从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100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8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5]今天复盘历史就会更加清醒：果真按照当时某些“公知”的想法，即中国走向“全盘西化”又会怎么样呢？其最大的可能就是苏联的结局，其最好的结果无非成为今日之美国。但当真变得如美国一样，也难以逃脱频繁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鳄性不断吞噬人性的悲剧，以及国际霸权导致的战争，种种“西方病”除了给少数利益集团和极少数人带来巨额利润外，还给世界带来什么呢？霸凌、霸道、霸权之下充斥着动乱、贫困和绝望。自私寡义、丧失道义、多行不义必然一步步将资本主义制度送进自掘的坟墓。历史和现实清楚地表明，只有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成就中国式现代化。

（三）组织核心：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核心，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要素。这种不可或缺性是由中国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能动性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