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文明倡议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厚重文明特性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应时而来，统筹把握人类发展大势，以思想真理之光照亮了人类文明前行之路。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明领域的时代方案，其生发于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之中，立足百年变局的现实需要，践行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其内涵的“四个倡导”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人类文明之问的科学解答。这一倡议以“一带一路”为实践载体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求人类文明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全球文明倡议是对西方现代文明逻辑的超越，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性、现实性、人民性、前瞻性、真理性、进步性的文明特性，呼吁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亟须携手应对关乎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挑战，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全球文明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文化思想有着极其厚重的文明属性，这里所谓“文明”既是形容词，标示的是普遍进步性、人类道义性，又是名词，标示的是人类社会向前演化进步的客观状态与事实。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1]。这一倡议从文化、文明的角度推动人类文明“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2]，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明领域的继承与弘扬，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破解人类冲突的智慧与方案。一定程度上讲，全球文明倡议是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深刻领会和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键主题。系统把握全球文明倡议的生成逻辑、现实背景、价值内涵、理论要义、实践载体、世界意义，对于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底蕴：全球文明倡议的内在依据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3]313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大势，深刻地把握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具有时间上的承续性。全球文明倡议内含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要义，其生发过程是对这一思想历史性特质的重要呈现。它以习近平历次会议、讲话为载体，内涵于党的各种路线、方针、政策之中。本文将全球文明倡议的形成脉络概括为萌芽、发展、成熟三个阶段。

全球文明倡议的萌芽形成阶段。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了“中华文明史、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4]，凸显了全球文明倡议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并成为其形成原点。2014年，习近平多次立足于各国文化渊源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从各国的文化“个性”中寻求合作的“共性”，以期实现文明“相互促进、相映生辉”的美好愿景。譬如，以“黄河长江”和“卢瓦尔—罗讷水系”、“中国诸子百家”和“法国思想家”推动中法文明交流[5]，以“东西方文化重要发祥地和杰出代表”推动中欧文明对话[6]，以“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7]。并于同年清晰地指出文明“多彩、平等、包容”的三种本质[8]258-259，以此构成了全球文明倡议第三个倡导形成的理论根源。2015年，从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强调“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9]，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3]522，为全球文明倡议提供了目标指向和价值遵循。2016年，中国多次召开文明对话大会，建立文明伙伴关系，加强各国间的人文交流。同年11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国会的演讲中指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10]表明全球文明倡议已初显雏形。

全球文明倡议的初步发展阶段。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1]46的重大倡议。同年，习近平主席指明“文明交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之一，并打造“一带一路”等文明交流平台[12]。全球文明倡议正日臻完善。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概括出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11]441。“一带一路”倡议也被赋予“文明之路”的内涵[13]，为全球文明倡议提供了根本遵循。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11]470，指明文明交流互鉴是全球文明倡议的生命源泉。2020年，“构建人文共同体”[14]为全球文明倡议提供了丰富滋养。2021年，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文明多样性”，指出“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15]460，并于同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16]。作为全球三大倡议的开篇之作，全球发展倡议凝练于人类社会的基本追求之上，为全球文明倡议提供了多边主义的发展理路。

全球文明倡议的光华绽放阶段。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世界发出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7]63的呼吁，赋予了全球文明倡议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伟大使命。同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18]。作为全球三大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18]的安全观为推进全球文明倡议创造稳定的环境条件。202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全球文明倡议”[1]。自此，全球三大倡议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固柱石。同年10月，“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表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大同”等理念带向世界舞台。同年12月，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的首届“良渚论坛”召开，开启了中外文明对话交流的新篇章，全球文明倡议在全世界绽放光华。

二、回答时代之问：全球文明倡议的现实背景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7]20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顺应时代大势、解决现实需要的科学理论。全球文明倡议诞生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实逻辑，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致力于重塑文明秩序、平衡时代矛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现实性特质的充分彰显。

（一）世界之变呼吁全球文明倡议的出场

世界失序的本质是文明的失序，需要一种包容性的文明新范式重塑秩序。世界之变，变在秩序，其经由国际秩序变化导致世界由“有序”的良性状态走向“失序”的混乱状态。世界秩序所关切的是“全人类”的模式与倾向，理应是一种奉行“和平”与“稳定”的客观图景。但不可否认，世界秩序含有一定的大国行为体的主观安排。主要体现在，大国的利益和权利分配受到影响时，往往会打破现有的秩序，建立一种服务于本国利益的新秩序。在世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全球产业链正向东方国家重塑，随之而来是“东方文明”的崛起和西方“个体本位”的没落。然而，作为国际秩序权力塑造者的西方大国，其资本扩张逻辑绝不会允许霸权主义主导下的“中心—边缘”的西式文明秩序松动。近年来，传统安全态势回迁，究其根源，是西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的沉渣泛起，是后殖民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引发的文明冲突与失序，是为追求“世界市场”不惜牺牲共同和平所引发的“发展”与“和平”矛盾的呈现。国际社会需要一种包容、平等的新文明范式，以廓清西方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的迷思，以文明交流促进合作治理。

（二）全球文明倡议探寻文明传承之道

科技发展推动文明进步，但基于对科技的反思，寻求一种平衡“科技理性”和“道德价值”的文明方案已然成为时代议题。文明与科技的关系紧密相连，科技推动文明的发展，文明是科技传承的载体。从一定意义上说，如何实现文明的存续，就是如何把握文明与科学的关系。科技革命推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人类的控物能力得到了提升，物质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均是科技所带来的直观、具象的结果。但是，基于物质文明之上的精神文明似乎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部分个体物欲的高扬。一方面，物欲逐渐跳脱物质基础的范畴，成为人类社会的精神追求，物质利益成为衡量标准。换言之，现代科技使本是基础的物质文明向上层建筑发展，欲变为更高的价值目标[19]400-404。另一方面，物质欲望追求的科技理性至上正逐渐侵蚀个体的道德责任，影响自然资源与人类社会的安全共契。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安全问题就是利益取代理性，漠视价值规范——广义上的精神文明——的行为，影响人类文明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切人类共同福祉和崇高追求，是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径。新的文明方案应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遵循，合理平衡“理性”和“价值”“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实现人类文明的代际传承。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治标还要治本。只有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发展和谐友善的国家关系，开展和睦开放的文明交流，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问题，实现核能的持久安全和发展。”[8]255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内核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3]314，文明与文化始终与人民密不可分，人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主体，也是中华文明的发展性主体。全球文明倡议承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逻辑，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7]63作为文明内核，彰显了这一思想的人民性特质。

（一）全球文明倡议旨在推动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体系

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构建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契合的文明体系，以促进全球文明和谐发展。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20]97。实践是使人成为自我创造的主体性存在的活动，没有实践，也就没有“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更不必谈文明。因而，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应当是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体系。首先，全球文明倡议旨在谋求和平安全的文明交流环境。世界的不稳定性来源于不同文明的矛盾，文明是安全和发展的升华。全球文明倡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和合”文化融于世界文明交流之中，主张万事万物之于一体，力促“不同”文明以“合”的途径达至“和”的境界。其次，全球文明倡议旨在树立公平、正义的文明交流原则。公平与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价值理念。全球文明倡议关注弱势文明的发展需求，主张各国在追求自身文化发展的同时，承认并尊重世界文明和发展模式多样性的现实，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扩张和霸权，始终践行“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17]60的原则。最后，全球文明倡议旨在实现民主、自由的文明交流关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认为文明与本能的冲突是永恒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消除本能才能确立，这种“本能”就是人的“物欲”“体欲”“爱欲”等欲望[19]383，而“自由”与“民主”也属于人类本能追求的范畴。这种消极悲观的态度无疑将文明塑造为一种“不适”的文明，与人的快乐原则形成一种对立逻辑。全球文明倡议以民主和自由作为文明交流的终极关怀，但并非意味着完全释放人的欲望，走向绝对的自由，而是要将其控制在合理性范畴之内。体现在文明交流层面，民主就是反对搞唯我独尊、歧视或排斥其他文明的相处方式，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21]的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自由也是各国无论经济实力强弱、文化发展能力大小，都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价值观和文化发展模式的权利。

（二）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塑造“包容—互鉴—共生”的文明秩序，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球文明倡议实现了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从内在价值根源上寻求解决文明冲突的方案。“文明冲突”一词源于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使人们从一种悲观走向另一种悲观，即从悲观的国家范式走向悲观的文明范式”[22]，其论证了国际冲突的根源在于文明的冲突，并指明了文明秩序的重要性[23]135-142，184-186。而亨廷顿作为一名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自然是从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立场阐释文明秩序的建构，即便看到多样文明共存的秩序前景，却依然以“西方中心论”逻辑对待文明差异性，认为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23]284。这一异己性逻辑，对于西方大国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极具“丛林法则”“大国博弈论”色彩，人类文明凸显冲突困境。价值是文明的内质，世界上文明冲突的根源就在于价值出发点的不同，过于关注个体价值就会导致文明关怀各异。西方“普世价值”即如此，“自由、平等、博爱”的外衣之下，实则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本体体现。这种将西方的“个性”包装为世界的“共性”、将价值主体看作抽象的“人”而非现实的人，认为非西方国家应当符合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种族色彩的价值，是一种为谋求私利的排他性、强制性的价值，旨在以西方文明代替其他文明。与之相反，全球文明倡议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将人类文明建立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上，将文明价值主体设定为生产实践之上的现实的人，“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24]，体现了人类最深层次、最普遍的向往和追求，力求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凝聚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塑造“包容—互鉴—共生”的文明秩序，实现多元文明共存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