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结构与理路探析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时代最新理论成果。从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问题域、方法论及世界意义切入，深入探讨这一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和理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新时代历史条件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时代要求；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要求以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而“结合”的方法论则阐释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机制及“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并从解决世界困境视角剖析为人类文明发展所作出的新贡献等，有助于我们从更宏阔的历史纵深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性视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性特征。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使命；“两个结合”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我们党领导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作为其方法论原则的“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实际上强调和重新界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作用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为根脉）。这对新时代开发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振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阶段的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看，其不仅是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思想表达，成为武装人民头脑、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和行为指南，还为新时代“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1]提供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尤其在历史自信自觉和主动精神建构方面其作用极为突出，成为时代精神的文化思想精华，更是回答世界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问题的思想指引。鉴于此，理清其逻辑结构进行理路探析，以深入把握这一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及具体要求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新时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认为，在时代意义上哲学与历史之间存在张力。他曾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基于当时德国的发展指出：“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2]并认为这种张力是由时代本身既存的各种不同因素尤其是物质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即“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3]，否则就会造成“时代错乱”（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匹配）。而为了避免“时代错乱”发生，就需要强调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协调性。这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同样也体现在社会和个人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和优越性，就在于我们党始终重视基于实践创新的理论创造和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4]即修文是一种能力，而盛世修文的能力则更为强大和亟须。这对于我们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既然精神生产是伴随着物质生产而产生的结果，那么作为新时代精神生产成果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新时代物质生产提升及基于此的时代精神凝结和时代要求彰显。

（一）新时代物质生产条件的巨大提升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新时代观念上层建筑重要内容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新时代十年中国经济实力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尤其是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从具体的量上看，这十年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城镇化率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跃升：经济总量“由2012年的53.9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14.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1.3%上升到超过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300美元上升到1.2万美元，超过了全球人均GDP的平均水平，已接近世界银行给出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经济结构之“第一产业占比从2012年的9.4%下降到2021年的7.3%，第三产业占比从2012年的45.3%上升到2021年的53.3%。第二产业从2012年的45.3%下降达到2021年的39.4%，从2016年开始基本稳定在39%左右。”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2.6%上升为 2021年的64.7%，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同时，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全员劳动生产率“从2012年的72917元/人提高到2021年的146380元/人，10年间将全员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5]一句话，新时代十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也正由于这一巨变，新时代中国的强烈精神需求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而其中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来看待14亿人口规模的工业化，或者在思想文化上如何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拓展的伟大成就及未来宏伟擘画？这是今天文化思想领域亟须解决的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十年的伟大成就尤其是经济成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物质基础和时代要求的体现。同时，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需要新的文化思想指引。

（二）新时代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精神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新精神。这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要矛盾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上彻底摆脱了匮乏而迈入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而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是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统一。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6]因此，基于新时代十年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需求日益旺盛。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是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精神层面需求的践诺。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这一性质和内容要求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有机统一。“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亦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要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也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第三，满足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人的发展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保证自己生命需要的物质富足，二是保证自己人格（作为人）尊严需要的精神富有。为了免于物质匮乏，人们会将更多的注意力趋向追求物质富足；而为了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人们更会关注自己的精神需求。就个体发展而言，一个人不仅要有物质追求，同时还必须有精神追求，两者缺一不可。只有物质和精神相得益彰才是人的模样。从社会进步层面讲，一个稳定的社会，既要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富足，更要大力倡导人们追求精神富有。如果全社会将注意力过于倾向追求物质富足，定会形成一个“尔虞我诈”极不稳定的社会；而一个稳定祥和的社会需要有足够程度的精神富有作支撑。从古到今，人们追求的“大同”“小康”实质上就是物质和精神高度富裕的社会。从二者的关系层面讲，物质富足非常重要，但精神富有更为重要，没有精神富有就不可能出现物质富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因为追求物质富足不仅仅是满足生存的需要，还是人本质的打开方式或者活着意义的精神体现。新时代中国，在彻底告别了物质匮乏后，人的发展将会更加关注精神追求以使自我的丰富性得到彰显。同时，随着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通过文化思想塑造中国的世界形象从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诉求也正在日益增强。概言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满足了多种历史性的需求并成为这种需求的历史性产物。

二、“新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问题域

问题导向是新时代的显著特征。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体系总是围绕着该时代的问题关切而展开。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直接动因和动力就是新时代面临的作为上层建筑重要内容的文化思想建设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主要内容的“九个坚持”“两个结合”“五个部署”“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均是对新时代文化思想建设问题的解答。鉴于此，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而“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新的历史起点”意在表明只有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节点，才能提出“新的文化使命”从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任务，即“新的历史起点”所具有的时代要求；而“新的文化使命”内容则规划和擘画了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基于时代要求的具体任务和宏伟愿景，体现了新时代文化思想建设的鲜明历史责任感。“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问题域并由此展开，即推动什么样的文化繁荣及如何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及如何建设、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及如何建设，涉及性质、方法和世界意义等。根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推动文化繁荣主要聚焦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建设文化强国主要聚焦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要聚焦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特性，即通过推动文化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赓续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体。

（一）推动文化繁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

文化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具有“灵魂”地位和作用，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五位一体”中，文化建设是重要内容，并为其他领域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推动什么样的文化繁荣？如何推动？繁荣的面向何在？第一个问题关涉性质和价值取向，第二个问题聚焦于方法或途径，第三个问题是文化繁荣的定位。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这里的文化繁荣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文化繁荣（对文化繁荣的各种误解）。同时，这个问题还内含了文化繁荣的人民价值取向（区别于其他文化繁荣），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是为了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因此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还要“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和“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6]的文化品格。概言之，文化繁荣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七个着力”对此予以明确解答。文化繁荣首先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1]。这实际上为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确立了价值导向、内容创新（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键）和战略路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分别强调过。如针对价值导向，他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7]针对创新内容，他指出，“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8]。针对战略路径，他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7]同时，他还强调了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需要打造一支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文化人才队伍等。就第三个问题而言，主要是指“三个面向”，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这“三个面向”的定位是文化繁荣的基本指向，对应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与世界各文明体交流互鉴，以发展完善自己、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二）建设文化强国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种综合实力的表达，内含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各方面的强大。国家综合实力既包含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也包含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文化思想建设属于国家综合实力中的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在要求。一是伴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需求日趋强烈，同时，基于满足这种强烈需求，甄别和批驳各种错误思潮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是其应有之义（确保人民群众的思想不被带偏）。因为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各种歪曲、抹黑、妖魔化中国的言论层出不穷，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严峻，“文化冷战”“政治转基因”工程和“颜色革命”或明或暗涌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依然艰巨。这就必须切实提高自身文化软实力，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文化生产力和扩大文化的对外影响力。我们必须既积极主动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又有效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二是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如何展现新时代中国的外部新形象已成为当前国家重要议事日程。伴随着世界百年大变局，世界文化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趋势，为我们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有利契机。我们可以利用世界大变局这个契机，基于中国的伟大成就来阐释西方之乱和中国之治的制度根源，以获得世界上更多国家的认可，从而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三是基于中国奇迹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西方任何理论对此无能为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这实际上回答了新时代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及如何建设的问题。前者是性质，后者是方法路径。就性质而言，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路径而言，就是“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即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扩大影响力。文化强国建设是全方位的事业，“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核心就在于这个“强”字。因此，文化强国不论在推动文化繁荣方面还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