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出场的认识论思考

摘要：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面论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与西式现代化不一样的现代化理念和形态深入人心。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不是一厢情愿的理论冲动，我们必须深入到哲学认识论的层面才能真正把握它的出场。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是对单向度的、具有强烈西方中心论色彩的西式现代化的突破。西式现代化观念的形成与西方思想家长久以来的、充满偏见的意识形态打造密不可分。然而，西式现代化的排他性、暴力性及唯物质性等内在缺陷决定了它不是现代化的理想形态，它最终必然会被其他现代化形态所取代。中国式现代化由于有效避免了西式现代化的弊端，同时紧密立足中国国情，因此它能够成就为一种更合理、更完美、更高级的现代化新形态。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西式现代化；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1-0005-08

现代化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一个国家拒绝走现代化道路，这个国家注定是没有希望的。然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应该只有一种形态，也就是人们通常所抱定的西式现代化道路。完全照搬照抄西式现代化道路，一个国家同样也是没有希望的。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亦步亦趋、邯郸学步般地跟在西式现代化道路后面走，肯定没有出路。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高度，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与西式现代化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且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16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念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崭新的、与西式现代化不同的概念从此深入人心。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提出不是闲来无事的概念游戏，它的出场有着原则性的思想高度。中国学者必须深入到哲学认识论的层面才能把握这一理念出场的语境。

一、西式现代化观念的谱系演进

在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提出之前，尽管人们也提到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现代化，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非常浓重的西方底色，因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从属于西式现代化，并不能够构成一种独立的现代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长久以来，人们对于现代化模式的理解只有一种形态，也就是西式现代化。人们总是按照西式现代化模式来规划和设计本国的发展路径和上层建筑。

人类之所以会形成单一的西式现代化的理解，其背后有着深层的意识形态根源。西方思想史上主要有三个人物为西式现代化这一单一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或舆论基础。这三个人分别是黑格尔、马克斯·韦伯和弗兰西斯·福山。

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后期代表人物，由他肇始的西方中心主义为西式现代化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黑格尔依据他的僵硬的三一体推论（即正题-反题-合题）框架，在对事物的理解上，贯穿了一种极其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他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遵循从东方向西方迈进这一固定的发展模式。任何事物只要到了西方社会，它们的发展就趋于完美。因而，西方社会的一切东西都堪称典范，而非西方社会的东西则与幼稚、野蛮、低级甚至黑暗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黑格尔在无数场合赤裸裸地表达了他对非西方社会的鄙夷以及对西方社会的无限吹捧。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教条般地简化为童年阶段（东方社会）-青壮年阶段（希腊罗马社会）-老年阶段（日耳曼社会即西方社会）。而且做了这样的评析，“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2]106在黑格尔的观念中，非洲文明由于还停留在极其蒙昧的自然阶段，因而没有资格纳入历史的范畴；至于东方文明，因为那是历史的早年阶段，因此也是不值一提的，所以黑格尔说，“在结论上，我们再把印度和中国作一番比较，我们只看到中国的特色是一种毫无想象的‘理智’、一种在确定的现实中间没有诗意的生活；同时在印度世界里，可以说是没有一个能够被看作是现实的和确定不易的——凡事凡物没有不是在认识之初，就被想象所歪曲，变为和理智的意识所见的恰巧相反。”[2]164随着黑格尔主义的泛滥，西方中心主义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为西式现代化的固定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在理论上拒绝了非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

马克斯·韦伯紧随黑格尔西方中心主义的步伐，进一步在理论上论证了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可能性。韦伯的这种想法在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做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当他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直接勾连时，就表明，只有西方社会才有资格走上现代化道路，而非西方社会则不具备这种可能性，因为后者缺乏新教这一基督教信仰传统。因此，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3]141新教是基督教的一种新形态，它是16世纪左右的路德和加尔文等人所掀起的宗教改革之后的产物。韦伯认为，新教是建立在一种理性基础上的基督教，它主张禁欲主义，因而它是一种理性主义宗教。新教的禁欲主义或理性主义主要体现为两大维度：勤劳和节俭。勤劳必须成为新教徒的首要伦理，因为懒散的人一定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勤劳就意味着可以致富，这种伦理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然而，如何保住勤劳创造出来的财富，则要求我们节俭，否则财富终将失去，而新教恰恰又特别强调节俭这种美德。资本主义正因为新教提供的节俭美德，因此能够不断积累财富以扩大再生产。最后韦伯得出这样的结论：得益于西方社会的新教信仰，使得近代社会产生了一种新形态的资本主义，即理性资本主义。所以韦伯说，“西方在近代还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在其它地方还从未出现过，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在其它地方只略有迹象而已。”[3]11西方国家由于有新教伦理的支撑，所以西方国家能够走上理性化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非西方国家由于缺乏新教传统，因而它们注定与资本主义无缘。因为缺乏新教传统，就意味着缺乏理性传统，而资本主义是建基在理性主义之上的。经过韦伯这番“完美的”论证，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的可能性同样被剥夺。为了论证非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传统的阙如，韦伯像黑格尔一样，不遗余力地贬低东方的一切，“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在印度，固然有马基雅维里的前驱，但所有的印度思想政治都缺乏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相比拟的系统方法，并且不具有各种理性的概念。”[3]5东方的历史和政治是如此初级，东方的艺术、法律、自然科学甚至宗教教义等等，无一不是这样的状态。所有的东西只有到了西方社会，才能达到它的理性化的层次。由于韦伯的巨大学术影响力，他的主张在全球流布，很多人都成了韦伯这种观点的忠实信徒。哈耶克的观点就是韦伯思想催生出来的产物之一，它通过将西方现代化定义为通往自由之路，而将东方等其他民族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定义为通往奴役之路这一极其简化的二元论概括，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

苏东剧变之后，以弗兰西斯·福山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抓住苏东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这一契机，兴风作浪，在国际学术舞台上重新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西方中心主义逆流。然而，福山的东西一点都不新鲜，他只不过是黑格尔主义的现代翻版。福山老调重弹黑格尔、韦伯等人那一套古板的东西，再一次大肆鼓吹和粉饰西式现代化。福山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印证了黑格尔理论的正确性：历史必然在西方社会终结。福山欢欣鼓舞地呐喊，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早就向我们指明了现代化的终点，而这个终点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现实以苏东剧变的事实证明了黑格尔眼光的深邃。福山特别强调，“历史的终结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它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最终将通向何处。”[4]348与黑格尔如出一辙，福山同样认为西方制度是尽善尽美的制度，它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所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最高典范。所以福山不吝溢美之词评价道，“我论述了作为一种政体的自由民主制，随着它在近几十年内战胜与之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最近的共产主义，关于其合法性的突出共识，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不仅如此，我在文中还表明，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此前的政体形式因其严重缺陷和不合理最终会招致崩溃，与此相反，如我所表明的那样，自由民主则不存在这些基本的内在矛盾。这并不是说，今天那些稳定的民主国家，如美国、法国或瑞士，就没有不公正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作为现代民主的两大基础原则——自由和平等——未能完全贯彻的结果，而不是这些原则本身的缺陷。尽管今天的一些国家可能没有形成稳定的自由民主，甚至一些国家倒退为其他更为原始形态的统治形态，比如神权政治或军事独裁，但是，自由民主的理想则已尽善尽美。”[4]1正是带着对西方制度的盲目崇拜，福山对其他民族表现了极度的反感、鄙夷和偏见。福山认为，由于体制的缺陷，中国模式不可能顺利实现现代化，所以他说，“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国模式是难以持续的。”[4]4印度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与威权制的中国相比，印度也因类似的差距而受阻。”[4]5也就是说，在福山看来，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通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现代化，凡是偏离这一目标的现代化，最终都会因其内在缺陷而夭折。因此，向西式现代化看齐，是世界各民族的不二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式现代化观念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众多西方学者多年来意识形态打造的结果。从黑格尔、韦伯到福山，西方学者近两百年一以贯之的鼓吹和宣传，西式现代化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人们再也难以想象西式现代化之后还有其他类型的现代化。在这样顽固的意识形态语境下，要冲破西式现代化的樊篱和框架，提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观念，是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的。

二、西式现代化的内在缺陷

尽管经过黑格尔、韦伯和福山等人的理论包装，西式现代化在理论上貌似显得完美无缺。然而，西式现代化在现实中所引发的重重矛盾，使得人们不断质疑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性，并进而追溯西式现代化理论上的内在悖论。确实，当我们仔细审视西式现代化的理论和现实时，我们会发现这一现代化存在诸多缺陷。

首先，西式现代化是充满排他性的现代化。西式现代化的排他性主要体现在它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上。在理论上，无论是黑格尔、韦伯还是福山，其西式现代化理论不约而同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他们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倨傲态度，肆意贬低、侮辱非西方民族的文明道路。在黑格尔那里，只有西式现代化才是自由的充分展开和实现，至于其他民族的文明道路，则完全是与自由背道而驰的。韦伯尽管在言辞上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表现出对非西方文明的强烈憎恶，但他依然是排斥非西方文明的。当他将新教定义为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并将西方现代化定义为一种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时候，这种排他性已经彰显无遗。新教是理性的宗教，意味着其他民族的宗教是非理性的宗教。理性的宗教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非理性的宗教不可能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从而，非西方民族不可能走上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福山为了满足新自由主义世界的口味，他的现代化理论秉承了黑格尔随意裁剪事实的风格，同样大肆贬低非西方文明道路的重要性。在现实上，西式现代化道路的排他性更加明显，这种现代化是完全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现代化。西式现代化在现实中的排他性主要体现为两个向度：不惜牺牲第三世界民族的利益以满足发达国家的发展；不惜牺牲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以满足少数精英的利益。因此，西式现代化是极其狭隘的现代化，它必定导致世界走向严重的两极分化，因而这种现代化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西式现代化是充满暴力性的现代化。尽管黑格尔、韦伯和福山等人试图淡化西式现代化的原罪色彩，将西式现代化与自由、理性和和平等字眼联系起来，但西式现代化的暴力性无法洗刷。与黑格尔等人粉饰西式现代化的做法相反，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式现代化完全建立在血淋淋的原始积累的基础上，“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关税保护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5]西式现代化的暴力性是多维的，具体来讲主要呈现为两个维度：一是尽情地盘剥自然；二是尽情地盘剥人。对自然的盘剥使得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自然主义的东西在西式现代化的冲击下已经消失殆尽。对人的盘剥使得人的存在意义被完全漠视，人道主义在这个世界上变得极其暗淡。正是基于西式现代化暴力性后果的考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反西式现代化的共产主义理想，并对未来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原则要求，“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6]185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想冲破西式现代化的樊篱，给人类规划一条新的文明道路，这种新文明试图将西式现代化褫夺的东西重新还给人类，它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高度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