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区公共价值创造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推进

摘要：智慧社区并非“智能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简单物理叠加，而是基于两者互动融合的一种社会性建构，涉及社区业态创新、跨界融合及价值重构等社会属性议题。智慧社区各方行动者在参与“智慧化”建设过程中源于传统、利益、角色、理性及自身定位等多方面博弈，部分地衍生出过度技术化倾向、公共价值关怀匮乏、技术治理异化等问题。公共价值作为一种社区治理创新范式，它推崇公共利益重塑和集体偏好表达。围绕智慧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属性不足问题，公共价值创造可以合理平衡治理绩效和价值生产的关系，树立公共意识，坚持公共利益导向，从单一追求技术物理空间改善转向兼顾社会关系营造、行为习惯培养和道德伦理塑造，打造一个异质多元良性的社会治理空间。

关键词：智慧社区；公共价值；价值认同；社会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2-0114-11

智慧社区指通过有意识地利用信息技术与手段，在社区构建起线上线下、系统内外的网络联系、智能关系和信息互通体系，推动居民生活与工作环境的智能化、智慧化。智慧社区是我国目前以及未来城市社区发展的重要实践形式和转型方向。根据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已有290个地方政府开展“智慧城市”试点工作，推动越来越多的基层社区实现了政务信息、公共服务、社会治安、交通管理、商业运行等生产生活事项的智能化、感知化、物联化。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于智慧社区的探讨主要遵循“技术+治理”“技术+服务”的“工具主义”研究路径[1]，从技术创新、功能拓展、服务延伸和设施铺装等视角切入，涉及智慧社区的建设标准、信息管理、应用推广、服务供给和主体参与等内容。王京春等指出现代信息传感、传输、存储、挖掘、决策技术为社区治理的智慧化提供了多功能支撑和治理方式创新[2]。借助智能“算法”对基层社会问题逐一“化简”，可以实现社会治理的清晰化、智慧化、高效化和模式化[3]。智慧社区借助信息集成技术，优化整合不同空间的系统资源，可以提供在线化、虚拟化、网络化、多元化等“虚实结合”的智慧型治理[4]。智慧社区利用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实时打造信息传递和智能分析系统，极大地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和服务效能，确保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持续稳步提升[5]。

除此之外，部分学者指出智慧社区建设除表现为显著的技术创新和供给效能提升外还具有社会建构意义，蕴含治理价值和社会认同的丰富内容。1997年首届世界智慧社区论坛指出，智慧社区应包括智慧居民、智慧管理、智慧流程、智慧环境和智慧生活等内容，并非单一关注信息技术创新升级[6]。孟天广和赵娟指出任何技术都是社会与文化融合互动的产物，是政治与制度匹配发展的工具[7]。一项具体的技术创新不是单纯由经济规律或技术变革推演所决定，还要受到社会选择的积极影响[8]。“智慧社区”作为一个汇聚、吸收了现代智能技术的集合体，它明显超越于一般的技术应用与技术创新，涉及文化、社会和基层政治等诸多因素。正如斯科特所言，“与技术复杂性相伴的是结构复杂性和（或）执行者复杂性（专业化）”[9]。智慧社区需要平衡技术应用与历史传统、制度环境三者的关系[10]，其终极目标是超越“技术”层面的智能化，追求“人”的智慧化[11]。

总之，当前学者对智慧社区背后的深层社会价值和人文环境营造问题关注还不够。社区公共价值创造既注重让技术发挥其最大优势，又可以照顾到智慧社区自身的公共属性，激发多元主体的合作热情，妥善处理技术、行动者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一个充满多样化、异质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智慧社区内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有其自身利益与价值追求，其间的多样化的认同互异问题往往对治理绩效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公共价值引导下的智慧社区建设将以社区居民的内在需求、共同的价值认同为出发点，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和集体性偏好，整体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强化社区共同体建设。

二、当前智慧社区实践中公共价值缺失的困境分析

数字信息技术在社区治理中虽然具有强大的技术生产、信息传递和数据分析再造能力，但也不能忽视蕴含于社区治理中的社会价值体系因素，关注组织、制度、文化和环境对技术治理的反作用影响。智慧社区中项目选择、平台体系、终端设备与行动主体间存在着复杂的价值层级和因果联系，[12]其中一些非常规和非确定性问题的解决往往不能简单依靠“理性-技术”寻求突破。当智能技术难以实现或满足社区居民集体偏好时，将存在脱离社区发展本质的可能，漂浮于公共利益之上，面临公共价值缺失难题。

（一）效率推崇与社会资本缺失

社会资本是指社区中的社会网络、文化信念、风俗习惯、信任承诺等社会性元素[13]。社会资本可以引导社区居民对社区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有效激发社区活力，是成熟智慧社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但是智慧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不断持续积累，这与数字时代诸多领域中所追求的“立竿见影”形成鲜明对比。在实践中，一些智慧社区建设比较注重管理技术和资源配置方面的效能化，追求社区物理空间智能感应升级、居民生活智慧服务、政务管理数字流程等，但往往忽略对社区“共同体社会”本质的重视和挖掘。社区的历史传统、文化样貌和邻里交往等社会属性资本，经常在智慧社区建设选项中被忽视，代之以现代感十足的技术模块。一是智慧社区作为基于数据共享、物理集成而构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与公共服务载体，推崇技术显性治理的路径思维，将社会治理等同于决策、生产、维护、服务、监管等“智慧化”流程，忽视了蕴含其间的社会资本、价值认同、公平公正等因素的“潜移默化”作用。[14]例如，智慧社区云端治理系统的多维构建，虽然可以将跨区域、跨部门的居民个体信息统一采集、整合到一个云端系统进行数据分析与应用，但是现实中隐藏于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隔阂并非技术所能打通，还需要依赖于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的深层次增进。二是部分智慧社区仅将“智慧化”目标停留于满足区域空间范围内社区居民的精准化服务供给，以及升级政府在城市基层的公共服务数字信息化应用水平，但并未与智慧居民、智慧生活和智慧发展等“软环境”进行深度绑定。常恩予和甄峰通过对江苏省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中智慧社区实践内容的梳理发现，智慧社区实践工作重点集中于社区管理、服务、设施和物质环境改善方面，而对社区社会文化、社会资本培育部分的关注则严重不足[15]。

（二）流程主导与居民参与不高

当前许多城市的智慧社区建设一般是政府基于社会治理创新自上而下的闭环式推动，或者房地产企业、物业公司、科技企业等出于科技产品创新、开拓市场、技术推广和商业服务而设计建设[16]。社区居民、基层工作人员及其他社会主体一般作为被动参与对象，并未赋予表达智慧社区规划意愿、智慧空间改造的“主角”机会。互联网技术公司主导的智慧社区建设，其运作逻辑主要是围绕技术创新和市场资本跨界重组而进行的智慧尝试，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和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方面更多是促进业务拓展的附加选项。这反映在许多智慧社区建设方案施行后，社区数据的存储、流动、管理和应用只存在于运营企业后台或政府信息管理部门中，而作为主体的社区居民对本社区的智慧社区建设概况所知甚少。智慧社区居民成为资本市场精准定位的被动消费者和信息智能技术在社区创新应用中的尝试者，而不是作为地域自治主体行使积极的社区建设者的权利。一是智慧化建设虽然引导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重心从单一线下方式开始向“线上+线下”方式慢慢转移，但是居民群体的差异性、体验感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影响着居民群体的参与率和支持度。例如，老年群体受身体机能下降的影响平常多聚焦于社区线下文体活动，在智能终端使用和网络活动开展方面比较被动；而青年群体思维比较活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可以成为智慧社区建设的积极推动者。如果两个群体的集体偏好不能合理兼顾，那么将在更大范围内影响智慧社区建设共识的达成。二是在智慧社区建设内容方面，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网上社区居委会和智慧物业服务管理的覆盖率相对较高，而社区医疗、社区教育、智慧养老、智能家居等与居民生活亲密接触的领域往往因使用费贵、可操作性差、效能感不强等因素而覆盖率较低。可以说，当前许多智慧社区建设还未深度融入社区治理结构优化、社区公共诉求化解之中，更未赋予居民智慧社区建设的主体地位。

（三）“算法”逻辑与智慧体验不足

在技术的“化简”与“计算”作用下，智慧社区内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被“物化”和“清晰化”，变成一个个智能的“程序”“数据”“算法”“网格”和“部件”[17]，导致社区居民逐渐缺失主动参与智慧社区建设的能力和积极性。如，个别城市在智慧社区建设中采取“统一部署、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统一标准”的原则，推动物业管理、楼宇改造、居家养老、安防监控等智慧服务项目升级，其规格和形制具有高度一致性，但忽略了社区类型的繁杂性与多样性。因为每个社区资源禀赋、硬件条件、文化聚集等要素都是不同的，智慧社区建设绝难用标准的算法、简单的公式、统一的流程来处理。许多社区“智慧产品”都是科技企业或建设单位基于自身认知设计想象出来的，多数缺乏坚实的社会实践调查。一些智慧社区重点聚焦于技术升级、成本管控、科学设计、理念创新等目标，但缺乏对社区工作和居民生活实际情况的了解，出现技术逻辑与社区生活逻辑的相抵触。一些智慧社区仅仅提供智慧便民信息服务，缺少对社区居民群体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的终端体验考虑，导致对居民的吸引力有限。甚至，一些智慧社区借助“智慧”手段分析居民个体生活习性规律，并对居民个体行为施加隐蔽的干预或进行商业化应用，[18]出现智慧“需求”对居民“需要”的替代，更是背离了智慧社区建设的初衷。

（四）技治主义与社会价值缺失

现代社区治理绩效的衡量非常注重社区居民集体偏好的张扬和公共利益的表达[19]。然而，近年来部分城市智慧社区却存在着对社会公共价值问题的回避，盲目陷入对“技术治理”的偏执追求。一些智慧社区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物业公司、互联网企业、信息技术企业等以资本、技术逻辑和政府以治理逻辑植入的地域重构空间，并未完全体现出其社会善治优势[20]。如果智慧社区建设主要是基于政府政策偏好和技术应用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进数字社会治理项目建设，那么对“竞争”“效率”“成本”等经济属性的强调将远高于“信任”“规范”“关系”“合作”等社会属性因素，导致大量信息技术资源投入偏离增进社区公共利益的轨道。现实中，一些智慧社区项目的规划初衷，只是考虑使用最低成本、最优流程达成既定服务目标来选择智慧技术供应商；一些社区推行“智慧网格”“智慧治理”的出发点往往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提升社区管理水平的目的，并无益于真正促进社区协作关系的智慧化。智慧社区建设中的设计规划、信息管理、物业管理、服务供给等信息化、数据化并不是智慧社区的全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互动的社会空间打造、公共精神培育才是智慧社区的核心。

（五）成本控制与设施分布失衡

社区智慧化提升了资源整合效率、居民诉求响应速度和处置标准化程度，但有人在实践调研中发现更多智慧社区仍停留在“传统社区+互联网”的初始阶段，以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网上社区居委会、线上线下结合的社区便民服务信息发布等为主要模式。在理念上，智慧社区依然延续原有管理逻辑，遵循科层制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缺少数字治理中的扁平化、多层级和系统性思维。王迪指出，所谓“智慧”之处主要建立在“互联网+人工服务”的数据信息传递基础之上，智慧社区只是实现了“自动化”地分拣内容和发布命令，而未全面实现“智能化”地解决需求与满足相匹配的问题[21]。这是因为无论是政府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的智慧社区建设实践，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信息设备投入和数据互联互通设施。一些房地产公司、物业公司、智慧科技企业等市场化主体主导的智慧社区，虽然能够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为居民提供优质的智慧生活体验和智慧商业服务，但往往需要政府、居民承担相对较高的使用体验费用，且一般只存在于新建社区或中高端社区，而老旧社区以及保障房社区等边缘化社区居民则获益有限。

三、智慧社区公共价值创造的理论阐释和基本构成

智慧社区治理不仅是一个技术创新与应用问题，还涉及价值追求、理念创新和思想引领等问题。现代社区治理的复杂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并不能完全依靠“理性-技术”方案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22]。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参与性、信任和公正等社会公共价值目标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念追求[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