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分析

摘要：从叙事基础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现代化思想为源初语境，以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现代化思想为直接来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本土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有其独特的话语叙事逻辑，对其进行全面的话语叙事分析，可以总结出其叙事主线为“以人民为中心”，叙事主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叙事结构为历时与共时的时空叙事、一般与特殊的比较叙事、宏大与微观的方法叙事。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对于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的指导、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特质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叙事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3-0010-11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1]45-46。话语，从广义来看，指的是语言内容所表达的意义。叙事，包含叙事者、受众、话语、时间、特征、频率、视角、语态、方法、功能等多方面内容，以文字语言、视觉语言、听觉语言等形式为主要表达方式，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话语是叙事的一种载体，叙事借助言辞表达出来。话语叙事通过向受众传达主题的意义，能够使叙事者的思想、理念、观点广泛传达给国内外受众。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道路、价值取向、领导力量、主体力量、内涵、本质属性、对外战略等的话语表达，是涉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基础、叙事逻辑、叙事意义等多方面内容的叙事体系。运用现代化的相关叙事资料，采用文字语言的叙事方式，从话语叙事角度阐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表达的基础、逻辑及意义，可以为理解其话语叙事体系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基础

从话语和叙事等要素出发，对社会历史、叙事者的著作和文字档案等相关材料进行分析，就是叙事研究。现代化话语，是指现代化相关历史事实、价值蕴含、表征框架等要素在媒介中所呈现出的综合叙事范式。受历史背景、政治倾向、观察视角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叙事者关于现代化的叙事重点有差异，但传递出的相关价值蕴含都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奠定了基础。通过研究相关话语叙事资料，可以从中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现代化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现代化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积蓄了力量。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现代化思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源初语境

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提过现代化这一概念，但在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实践当中，他们对现代社会有着深刻的体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现代化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动力、价值取向、领导力量、主体力量等话语叙事的源初语境。

东方国家发展模式具有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相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现代化，俄国极有可能跳出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2]。那时，俄国农村公社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公社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惟一的国家”[3]，并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这种国内外条件，使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走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完善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4]279。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出发，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

科技使人类社会实现了巨大进步，在实现现代化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大工业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进步，为适应现代大生产的需要，现代科学技术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成为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力量。列宁重视发展现代大工业，推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注重普及知识文化，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他强调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掌握了大工业，掌握了大工业产品，……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5]列宁非常重视俄国电气化工程，他还强调只有全体人民在文化上提高，俄国现代化实践才具备智力支撑。针对俄国文盲遍地的情况，列宁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他指出：“只有给一切子弟受免费的和义务的教育，才能使人民至少局部地免除现时的愚昧状态。”[6]

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7]。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是自由的，理想状态是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异化劳动使人只能畸形片面地发展，“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8]人的发展应是全面的发展。他认为现代国家的生成与发展的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由一个个“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相互联系、交往、实践中有机组成的，国家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也同样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力量。列宁指出，“不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在理论上根本违背共产主义”[4]474，强调决不能忽视党的领导作用。为了改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新生政权的国家机关，解决官僚主义等严重的问题，列宁遵循“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

人民群众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表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9]，人民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更替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切都要依靠民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人民的主体性，指出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并不是从来如此的，它是人们为了自身需求而进行变革和调整的结果。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必须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列宁注重强化群众主人翁意识，号召人们“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惜和保护土地、粮食、工厂、工具、产品和运输设备，所有这一切从现在起都完全是你们的、即全民的财产了”[10]。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列宁在活跃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方面，挖掘劳动群众的潜力。

总之，在叙事溯源中，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初始表达与哲学机理，是中国式现代化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实现共同富裕、人的现代化为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等话语叙事的源初语境。

（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现代化思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直接来源

党在不同的叙事背景和实践环境中始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设的重要性，形成了丰富的现代化思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工业化”“四个现代化”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毛泽东认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是现代化的最大阻碍因素，中国就是因为工业落后才会被侵略，工业化是取得独立的重要保证。对此，毛泽东提出“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将工业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工作，提出系统的国家工业化政策。1939年面对根据地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党“自己动手”，抓工业建设，扩大其投资比例，使工业能够自给自足，促进了经济发展。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目的是“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11]。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阐述了工人阶级的任务，提出了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两化”目标。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国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占比极少，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方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民主主义工业的发展。落后、贫穷、物质基础差是新中国的客观现实。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制定了“两步走”战略；借鉴苏联建设经验，开始制订“五年计划”，把建设目标阶段化；提出了注重系统性协调性发展的现代化原则，周恩来强调“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12]；毛泽东也一贯强调“两条腿走路”、统筹兼顾；制定了自力更生的路线，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13]；但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一条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访问日、美后，估计现代化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故而选择了“小康”来表述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目标。他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是‘小康之家’。”[14]237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对现代化步骤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三步走”战略。邓小平在看到世界知识经济的巨大能量和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实际情况后，把科学技术作为现代化动力。他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5]375因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5]377。邓小平非常赞同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科技在推动现代化中的首要地位。邓小平准确研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把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现代化对外战略，并指出其意义，即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奉行和平的方针，“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16]。此外，针对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的议论，邓小平总结以往经验，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话语。

自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面对“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江泽民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7]将现代化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20世纪90年代，按照“三步走”战略的规划，第一步任务超前完成，进入第二步，这期间人民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基于新的发展情况，江泽民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并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强化了对现代化目标、战略部署的认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江泽民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现代化的驱动作用，提出发展教育和科学是百年大计，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江泽民认为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竞争，强调要把人力开发落到实处，挖掘人才资源，并指出了具体的实施途径，即推进教育创新，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化建设者。在邓小平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尊重世界多样性、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对外战略。

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话语，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内涵。胡锦涛继续把科技、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摆在现代化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了对现代化发展动力的理解。他重视把创新融入现代化发展各领域，首次把二者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指出了创新在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1世纪初，胡锦涛从求和平谋发展的世界大势出发，指出中国要和平崛起。之后，胡锦涛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提倡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现代化对外关系的处理定调。

历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现代化思想，详细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具体步骤、发展动力、对外战略等，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不断丰富，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直接来源。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本土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表达。

在天下观方面，重民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理智慧的体现。《尚书》中“民惟邦本”的政治意识，孔子“为政以德”的治国原则，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代表性观点。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治国策略，认为人民是组成国家的根本，将人民提高到了政治生活的首要地位。荀子对“君舟民水”关系的经典论述，强调民众力量的两面性，认为民众既能使国家繁荣昌盛，也能使国家颠覆。中国式现代化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本质要求，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需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再认识。

在国际观方面，儒家经典著作《礼记》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美好大同愿景，以及通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实现公天下的路径，《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蕴含的“和而不同”中国智慧，以及“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礼之用，和为贵”“以和邦国”“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理念，反映了古人对太平盛世、丰衣足食理想社会形态的向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尚和合、求大同的代表性观点。而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其本质要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其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