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安全治理：态势分析与路径选择

摘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来看，各国以太空力量为基础的权力互动在凸显少数大国权力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大国安全竞争关系。太空力量易于非对称反制，相互确保脆弱有利于增强太空国家间的危机稳定性。太空力量具有典型的高科技集成特征，技术突袭或颠覆性发展有利于增强太空国家间的军备竞赛稳定性。太空力量以信息沟通等方式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加深各国间的依赖关系，太空领域的共建共享有利于克服安全治理中的集体困境。由于太空力量的战略性意义和全球性实质，各国太空安全互动在增强大国间战略稳定性的同时，也会因技术变革、主体增多、观念多元导致诸多不确定性，两者的交互作用对于太空国际安全治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太空安全治理面临诸多路径选择。国际社会应从太空权力结构的现实出发，联合抵制太空单一霸权，强化太空探索利用命运与共的特征，推动太空治理朝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方向发展，最终助推太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太空力量；权力结构；太空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3-0021-14

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196，“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147。无政府但并非无秩序的国际体系同样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世界交往现实形式。近代航海技术的发展推动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越过大西洋殖民新大陆，绕过好望角到东方寻找香料和财富。“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1]190所有这一切，不仅带来了西欧列强的“大国崛起”，更具世界意义的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推动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化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随着航海技术、电动机车、铁路通信、航空技术的发展成熟，各国利用这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自身力量，以这些新兴力量作为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不但大大扩展了国际交往的空间和范围，也大大增强了各自的权力优势。20世纪中叶，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其自身特有的“瞬间全球”物理功效将人类活动拓展到外层空间，同时也赋予太空国家新的权力来源，从而引起国家间权力的此消彼长。各主要太空国家争先恐后地发展太空力量，增强自身太空权力，以维护和拓展其国家利益，导致各国在太空这一全球公域的安全利益博弈日益激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2]在国际体系加速演变的今天，立足世界各国航天技术发展的实际水平，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关注各国太空力量竞相发展导致的太空安全发展态势及太空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探索思考如何促进其从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良性发展，是一个事关全球安全治理现实进程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太空安全领域的战略稳定性

从体系层面来看，由于太空力量对于一个国家多个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太空国家对于太空系统依赖程度都很高。太空国家之间因相互确保脆弱，任何一方先发制人的攻击，同样会遭到对方报复性打击而造成严重损失，因此，两国即使因其他原因陷入危机，也不太会打太空战，危机稳定性较高。航天技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集成的典型代表之一，一国调整、发展某一特定技术，对方没必要针尖对麦芒地也发展该项技术，可以通过其他方面的技术发展进行应对化解，这种情况下军备竞赛稳定性较高。加之进入航天国家俱乐部的门槛高，具有单独航天发射能力的国家并不太多，“小集团”决策有利于阻止奥尔森所说因主体众多，都想“搭便车”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的情况发生。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增强体系层面的战略稳定性。

（一）相互确保脆弱增强危机稳定性

从国际体系层面来看，太空权力互动中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是一种相互依赖关系较强的多极权力结构，这种结构对于作为单元的太空主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太空大国之间逐步形成多极权力制衡，非太空国家与太空国家之间则呈现交织的单向依赖关系。“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对太空的依赖与利用变得如此普遍，可以说地球上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与太空密不可分。正是由于太空巨大的战略作用、价值与影响，引发国际上激烈的太空竞争与对抗，太空安全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战略热点问题。”[3]太空力量作为一种战略性力量，往往被太空国家运用于安全互动中，成为国家安全能力的倍增器。但与此同时，由于“太空系统复杂、容易受损，运动有规律、容易被攻击，费用昂贵、快速响应和维修补给能力受限等原因”[4]，它与生俱来的缺陷是对攻击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这使得太空力量强弱不同的对手都具有非对称的反制能力。

一般来说，太空力量越强大的国家对太空系统依赖性越强，对手攻其弱点的机会越多，这样，双方之间就出现了所谓的脆弱性差距。乍一看去，脆弱性差距会诱发对手不对称的先发制人打击，降低危机稳定性。但如果把这种太空领域的对抗放到整个国际体系中来看，太空大国强大的国家安全能力，使得弱国不会主动利用脆弱性差距攻击它，脆弱性差距对危机稳定性的影响往往并不大。倒是太空弱国在遭到强国攻击时，可以进行非对称反制，从而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

在太空力量的实际运用中，在轨太空系统提供越来越强大的信息支援能力，这使其成为太空大国在信息化战争中获得压倒性优势的战略枢纽。自从在轨航天器被用于安全对抗以来，各种对其进行反击的反卫武器研发就不曾真正停止过。从1962年美国将“奈基-宙斯”反导武器系统转为反卫星“505号”计划，到1963年5月成功击中目标，再到用“雷神”反卫系统代替“奈基-宙斯”系统，美国反卫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与此同时，苏联共轨式反卫系统也研制成功。太空国家通过反卫系统确保相互摧毁，印证了太空系统轨道相对固定等天然脆弱性存在，使得安全相关决策者对此决策相对审慎。对于太空力量弱甚至非太空国家而言，攻击对方卫星与地面设施联系的上下行通信链路，是一种更合算的非对称反制手段。2009年伊朗为制止欧洲通信卫星组织传播攻击伊朗政府利益的信息，曾干扰其“热鸟”6/8W6和“欧鸟”9A/2两颗卫星的通信链路。在市场上花几十美元就可以购买卫星信号干扰器的今天，相互确保脆弱的非对称制衡使得太空力量安全运用大打折扣，太空攻防关系更易变换。

在太空攻防对抗中，太空系统地面设施也很容易成为对手攻击的目标。“地面段是确保太空系统运作的关键节点。失去了地面段就必然意味着失去了空间段。”[5]123当然，考虑到对太空系统地面设施的攻击往往意味着对一国领土或海外基地的攻击，必然遭到被侵入方的强烈反击，因此，这种情况下的危机稳定性其实是比较高的。另外，考虑到太空力量建设和运用往往会将太空系统与网络系统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复杂庞大的太空网络信息系统，这为隐匿的、难以归因的网络攻击提供了缺口和机会，大大加剧了太空系统的脆弱性。“‘网络攻击’正日益成为人们对太空系统担忧的一大主因。网络攻击事实上可能会有多种形式，影响整个太空与控制系统的众多组成部分。”[5]122从近年各国相互指责对方网络攻击己方太空系统却往往无法归因实证的情况来看，不仅是太空国家之间，甚至在太空国家与非太空国家之间，这种脆弱性也是触手可及的，由此，太空领域的以强凌弱更易遭到对方反制，有关安全决策更需三思而后行，危机稳定性相对较高。

（二）技术集成增强军备竞赛稳定性

作为太空力量技术基础的航天技术是现代高科技集成的代表之一。航天技术不是一项单一的技术，而是很多技术特别是前沿技术的集成运用，这也是太空权力结构中相互增强作用特征形成的技术根源。在国家安全互动中，航天技术作为诸多高新技术的集大成者，它的发展会给安全相关方施加安全压力，相应地对方也会通过发展航天技术来抵消或防御这种安全压力和威胁。由此，双方可能会陷入军备竞赛。“一种军备行为是否会引起对手的反应并导致军备竞赛，这个状态也被称作军备竞赛稳定性。”[6]83但考虑到航天技术是很多高新技术集成这一特征，安全相关方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并不一定会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进行回应，从而使得军备竞赛稳定性相对较高。“在某个军备格局下，如果一个国家发展军备的某个行为很容易引起对手扩充军备，那么，这种情况被称作军备竞赛稳定性很低；如果一个国家发展军备的某个行为不容易引起对手扩充军备，那么，这种情况被称作军备竞赛稳定性很高。”[6]83

在太空权力结构中，太空国家发展军用太空力量给非太空国家带来很大的安全威胁，但由于航天技术作为现代高新技术的集大成者，非太空国家一时无法通过对应地发展航天技术来应对，太空军备竞赛无从谈起。不过，非太空国家必然会充分利用太空国家对太空系统的高度依赖性和脆弱性进行非对称反制，以减少这种安全威胁。显然，这种非对称制衡策略实施中的军备发展已不属于太空军备竞赛范畴的问题。因此，我们下面重点考虑两个太空国家之间各自发展军用航天技术是否一定导致太空军备竞赛的情况。假定两个太空国家拥有足够多的经济政治资源和相对成熟的技术基础调整和发展特定航天技术，并且都是为了保护不冲突的安全目标。当一国发展某种特定军用航天技术对另一个国家造成安全压力和威胁时，对方不一定也发展相类似的航天技术直接应对，而是在综合评估这种压力与威胁的基础上，可能考虑采取代价相对较小，但实际反制作用更大的应对方案。

譬如，冷战后，美国大力发展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提高战略核武器对抗优势的同时，因卫星轨道比弹道导弹轨迹更为固定，实际上也大大加强了美国的反卫星技术能力，这当然对同为太空大国的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安全威胁。2008年美国从其“伊利湖号”发射“标准-3”攻击在轨报废卫星，再次证明其在反导技术日益成熟的基础上改进完善的反卫技术已形成充足的实战能力。俄罗斯在对美国提高反卫技术这一公开推进太空武器化做法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并没有采取和对手一一对应的手段与美方展开太空军备竞赛，而是从效费比的角度考虑扬长避短，断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多重反制措施，进行更为有力的反击。俄罗斯通过换装先进的RS-24型“亚尔斯”洲际导弹，以及研发携带10～15枚分导式核弹头的RS-28“萨尔玛特”洲际战略导弹，发展应对美方防导系统的突防能力，加快研发部署藤蔓和冻土卫星星座，建立天地联合战略预警系统，研发系统代号为“普罗米修斯”的S-500防空防天导弹系统，以及海基暴风雨防空防天导弹系统，进行非对称的综合反威慑反制。

（三）共建共享有利于克服集体困境

由于发展太空力量的“门槛”较高，能迈入太空俱乐部的国家数目并不多，“小集团”决策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维护太空和平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太空领域一些国家在霸权野心驱使下推动太空武器化，肆意抢夺太空特定资源，人为制造大量太空碎片污染太空环境。在对这种恶劣行径进行遏制以及对太空碎片进行清除时，一些参加者既不愿意付出“得罪”霸权国以及支付额外太空资金加大技术投入的代价，又想获得太空安全与自由探索利用的“公共利益”，这种普遍存在的“搭便车”心理往往导致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在一个集团范围内，集团收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7]4维护太空环境安全和战略稳定有利于各国自由探索利用太空，以及确保各自合法权益。“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而坐享其成。集团越大，分享收益的人越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的份额就越小……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7]5

世界航天事业发展到今天，有独立太空发射能力的太空国家屈指可数，这个“小集团”各个成员对于太空和平探索利用达成了诸多合作性宣言、协议和法律文书，这些构成了现有外层空间的制度框架体系。这是由于太空国家“小集团的每个成员发现，一旦他为集体利益去行动，他从中获得的收益超过了他为之而付出的成本。这时，个人（体）利益才会与集体利益相一致……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7]7-8。21世纪以来，主要太空国家利用联合国的相关平台，在推进“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PPWT）、“太空活动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TCBM）、“太空活动国际行为准则”（ICOC）、“防止太空军备竞赛”（PAROS）、“不首先部署太空武器”（NFP）、“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LTS）准则磋商和太空资源开发法律规则制定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国际努力，但由于美国等个别国家的有意阻挠，相关国际军控和合作均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一僵持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国际社会对于推进太空国际军控和合作协议有着强烈意愿，另一方面，也表明太空领域“一超多强”仍是最现实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