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导向与实践要求

摘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源头活水，是理解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重要的方法论指南。具体而言，“中国之问”的实质是“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应这一问题必须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及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自信；“人民之问”的实质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回应这一问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朝着更为实质的方向前进；“世界之问”的实质是“如何深入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应这一问题必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之问”的实质是“如何深入推进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回应这一问题必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中国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问题导向；实践要求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4-0001-10

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蕴的一个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它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特点和中国实际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赓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理论清醒与实践自觉。在此背景下，“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攻克许多难题和办成许多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四大问题导向。目前，理论界对“四问”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尚缺乏较为明确的辨析和阐释。

一、回答中国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一词是一个基于特定地理空间而形成的具有一定文化属性和政权属性的专有名词，也就是说，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大致有一个文化文明的维度，也有一个政权政体的维度。数千年来，“文化的中国”和“政治的中国”总是表现为一种相互影响、彼此成就的关系，二者共同熔铸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意识以及中华文明的创新创造的整体过程中。在历史的逻辑中，“文化的中国”始终传承和表征的是一种有利于中华民族进行族群认同、文脉传承、文化再造的集体心理意识；“政治的中国”尽管变革的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解放的政治上层建筑，但其始终照应着越千年而不朽的文明智慧和民族精神。“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

在近代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处境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努力中，当时国内各种政治代表力量始终难以扛起救国保民的责任，唯有中国共产党真正担起了再造中国、更新道统的历史重任，这便是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旧邦新命”的历史境况。当然，这个“新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南和以社会主义为道路指引对中国进行政治再造，而不是无原则地复制和照搬古旧经验。所以，在近世以来世界历史的语境中，所谓“中国问题”首先指向的是“历史的中国”如何转变为“现代的中国”这一关键问题，这是我们谈论“中国之问”的基本背景。

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之问、中国之路、中国之治的政治力量担当。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而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同时，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再到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历史飞跃。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清醒与自觉，勇于纠正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犯的“左”的错误、勇于破除阻碍新时期中国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推动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从而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全部理论和实践工作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2]8

在当代中国，所谓“中国之问”，在本质上是生身中国、心系中国、助力中国的因素与力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是否自信”以及“如何自信”的问题。在关系“中国之问”的所有因素与力量中，中国共产党是最稳定、最可靠、最持久的政治力量和领导力量，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史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风华、决胜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之际对“中国之问”各类问题的系统和科学回答。其中，如何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如何发挥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显然是左右问题的关键，是理解和阐释“中国之治”的政治密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原因在于，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下，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的主动和自觉、以政治的坚定与清醒在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使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因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任何偏离、否定或颠覆这一道路的认识和实践都应予以防范和克服，这是确保民族复兴进程不被干扰和破坏的思想和行动要求。

二、回答世界之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在世界历史时代，所谓“世界之问”，实质上指的就是当今世界各国和各个民族如何寻求并恪守一种共同的相处之道问题，即人类如何超越阶级、种族、信仰、文化、制度、发展程度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以最大诚意谋求和平相处、寻求合作共处、实现合力发展的最大公约数问题。放眼人类历史，这一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有，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要真正认识和化解这一问题，需要我们构建起一套有利于人类和平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共同价值和行为规范，特别是我们自己首先要以礼敬心态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这显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的中国”发生关联的深层次原因。

历史地看，古代中国尽管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之中，但是，中国古人很早就对人与禽兽、人与自身欲念、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等问题进行了原则高度的探讨。按照学者的梳理，中国古人的天下观大致有四种历史类型：西周王朝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主要以司马迁的《史记》和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为依据，其核心是维护周王朝的等级化统治秩序，但是也包含着一定的礼乐规范和法治要求。孔子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颇具理想主义和复古主义色彩，其核心是要以恢复一种以德治为内核的“周礼”，但是，受时代限制，孔子的天下观念显然不包括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汉唐的天下观。这是一种以册封和朝贡为基本形式的等级制天下观，其包含着以中原的汉文化来“经纬人文，化成天下”的教化意识。元、清两朝的天下观。这是一种兼顾汉唐专制君主官僚制和内亚边疆帝国的“大中国”模式，“内外一统”是这一模式的最大特点，尽管此一时期也存在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但是，就官方文字的整全性、地理版图的广袤性和经略中国的自觉性而言，此两朝对建构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中国认同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无论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如何丰富，它毕竟依附于农业经济、皇权等级制乃至于某种文化中心主义框架之上，因而，传统天下观显然需要结合现代民主和法治原则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的天下观其实也蕴含和表征着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主要是通过对“天道”之内涵与要求的探讨而彰显的。按照冯友兰先生的阐释，传统的“天”有五种含义：一是与地相对的“物质之天”；二是人格化的皇天上帝，此乃“主宰之天”；三是具有命定论色彩的“命运之天”；四是代表四时更替的“自然之天”；五是作为宇宙之最高原理的“义理之天”[4]。这五类观念大致能够涵盖中国古人对所谓“天道轮回”的宇宙生成论理解以及对天道与人道之关系的客观把握。此处，冯先生所指的第一类和第四类更多是自然之天，而第二、第三、第五种更多是人文之天，这两类天道观念大致可以代表传统中国天人观的基本样式，当然，这二者绝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呼应、彼此成就的合一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老子所谓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5]、“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6]、“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7]其实说的都是以和谐自存的自然天道来比照和规约人文之道的重要性。到了孔子这里，这种人文之道的色彩显然得到高度重视和放大，这体现了人为天地立心且成就自我和安顿天下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味道思想。在孔子这里，这种人道秩序表现为君子之德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8]、社会交往层面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9]和为政层面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0]。

更为重要的是，以道家和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和士人阶层并没有止步于对天人关系的朴素唯物主义探讨，而是将天人和谐的重点放在主体自我的心性修养以及由家庭而社会而国家而天下的转化逻辑中。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1]实际上，自秦汉以降，尽管传统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也频繁遭遇过来自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侵扰与征服，但是，每当通过防御性反抗和征讨而安定天下时，天下国家意识和天人感应观念总是在第一时间被统治者宣传和推广，这是大一统的中华文明得以保持持久生命力和连续性的一个内在基因。

经由漫长而深刻的文化滋养，特别是在经历不计其数的天灾与人祸之后，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安定和谐的天下秩序和大同社会的追求。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先生见解颇为深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天下观念，而非国家观念，这是一种社会理想，无关政治，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某种契合[12]。钱穆先生所强调的这种契合性其实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思想——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有着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强调由生产和交往活动而得以可能的世界历史的“铁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以唯物主义逻辑来理解历史由地域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以及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历史时代得以可能的历史必然性。从一种较为“残酷”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3]559-560同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各国和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也会彼此影响，这其实隐含着对前工业化时代所形成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对工业文明负效应的批判与消解功能的承认。对这一点的承认其实恰恰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世界历史辩证法则的某种认可与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