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及其文明史意义

摘要：立足于现代化语境来探讨中国的制度优势及其文明史意义，内含着一种突破时代和地域局限，从人类文明史的宏大视域来检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及其历史意义的意图。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是指通过在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实践而沉淀下来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关于现代化的模式与制度。它们包括：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其他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具有重要的文明史意义，它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的“民本”“独立自强”“其命维新”“和合”“大同”等制度理念和制度精神，从制度文明的维度诠释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制度优势；中华文明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6-0088-13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努力推进“两个结合”，积极探索、不断实践，不仅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发展成就，而且建立和完善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建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制度优势，这些制度优势不仅证明了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明显提高，而且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定、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整体的制度优势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文明史意义。所谓文明史意义，就是指对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也就是说，它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制度优势的形成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各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不同，所以，中国现代化建设在各个时代所表现的内容、方式和意义都有所不同，当然，进行制度建构的内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当代中国关于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经常有“中国式+”的话语表达，如“中国式离婚”“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等等，用来表达“xx事件”“xx活动”的中国特色，更深层的指向是这些事件、活动背后的中国模式、中国制度。“事实上，进入近代以来，我们不断地被输入一系列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政治制度与学术概念，包括西方式的现代化理念。而在面临如何将那些概念中国化、个性化时，‘中国式+’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路径……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都是我们在面临要不要现代化，要怎样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建设现代化等现实政治问题时进行话语建构的产物”[1]。这就是说，“中国式+”是一种话语策略，它包含了一种对西方的文化、概念和制度如何植入中国的考量甚至担忧。

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制度优势确立的历史，我们不能不追溯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人物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初步构想。那里已有了体现与早期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建构。学术界把1840年到1949年这一历史时段称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阶段。这个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亦可以被称为“中国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阶段”。“中国早期现代化，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过程涵盖了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这100多年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2]本文更愿意把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一段时期称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和刺激下开启的中国早期现代化，是以“洋务”“维新”“革命”为标志一步一步走向深入的。史景迁曾说：“《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纸条约，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商业与社会观。”[3]其意思是此时一些现代元素已在社会蔓延。

针对这一过程，梁启超把它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了描述：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所描述的从国门打开到国门大开的历史过程正是早期现代化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的历史场景。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基于“刺激-反应”模式而被强制启动的特点。

中国早期现代化还没有形成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只是在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形下被动地和粗线条地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和某些制度。中华民族只有摆脱半殖民地状态，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后，才能驾驭自己的现代化，形成真正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与制度。

孙中山是探索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先驱，他的贡献在于突破了现代化的单一框架，探索了一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价值观念全面革新的现代化道路。在这种全面现代化的蓝图中，政治现代化又被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首要地位。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4]

首先，孙中山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形成一个“集中人民力量来为人民办事”的合法权威，以摆脱中央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无力状态。其次，孙中山设计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形的行政机构并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构想。“五权”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纠察权。再次，孙中山还提出了“全民政治”的概念。他认为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主权在民”的新型国家政权。此外，还提出了一些经济现代化的措施。

孙中山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希望在经济上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又不完全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他希望在取法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时，又可避免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流弊，开辟一条“中国式”的资产阶级现代化的道路。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他所构想的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过于理想化，根本没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孙中山也没有完成现代化之中国模式的建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开始寻求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告终。”[5]120

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和把握，致力于铲除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救亡图存和实现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道路。同时，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异常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明确地提出了“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现代化目标，他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6]“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7]1437从1959年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8]。后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与现代化目标相配套，我国也加强了各方面的制度建设。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多党合作制度则有利于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在这些制度的保障下，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明确提出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以此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量力而行，侧重于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党的十二大在沿用“四个现代化”提法的同时，提出要建设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不仅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拓展到文化建设，而且进一步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方案。党的十七大则明确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

与此相对应，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我国改革在农村率先突破，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全面铺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党坚决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体制改革，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制定新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取消农业税，不断推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党的十八大在做出“第一个百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庄严承诺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提出了要“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的要求。在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概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系统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及世界历史意义，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9]64党的二十大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本质要求，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10]1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

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实践和探索历程看，从“工业化”“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以及贯穿其中的制度建设，再现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透过这个画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就是一部从发展方略到道路选择，再到中国模式、中国制度优势形成和确立的历史，更是一部从学习、模仿到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确立的历史。

二、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制度优势

所谓“整体制度优势”，是指在“全面”“宏观”意义上，制度体系所发挥出来的治理优势，也就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所确立的优势。我们可以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与本质要求的说明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阐述来说明。

（一）党的全面领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