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

摘要：乡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关系着乡村振兴的绩效水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仍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和挑战。要从总体原则、思想统揽、主体支撑、经济基础、服务保障、文化传承六个维度推进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使乡村群众真正拥有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凝聚乡村振兴强大的文化驱动力。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文化;现代性;转型

中图分类号：G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2）-0120-09

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并将它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1]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中华农耕文明根植于乡土，千百年来孕育滋长的乡土文化悠远而温润，不仅保留了历史的宝贵记忆，还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吐故纳新。斐迪南·滕尼斯（1999）认为，在乡村这个共同体内，基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长期互动和相互统一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并维系着人们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2]乡村文化与乡土情感的共生共建、乡约德治价值的存在，推动农村社会的良性运转，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充足的精神支持。如何进一步推进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提升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贡献度，让文化“软实力”成为乡村振兴的“硬支撑”，这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需要认真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问题。[3]

一、乡村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核心意义

（一）回溯既往——乡村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宝贵根脉

乡村振兴要全面推进，乡村文化价值必须释放。以农耕开国的中华民族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宁静致远”的人生态度、“道法自然”的生活方式，创造了敬天法祖、守望相助、崇德向善、仁义忠孝的中国文化。乡村文化是千年文化传承的根本，而儒家文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已经逐渐渗入中华血脉之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牢固积淀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中，乡村文化所体现的生活方式、节庆习俗、宗教观念、道德情操、思维逻辑等正是儒家文化的充分反映，乡村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乡村文化的精髓始终扎根于辽阔的乡村大地。乡村不仅构筑了农民的精神家园，也留存了珍贵而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步，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髓和空间记忆，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乡村文化在东西南北的差异是各类乡村人文资源的重要成因，人们用智慧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出了形态各异的乡村文化，比如除夕夜守岁、清明节祭祖、端午划龙舟、中秋赏明月、元宵闹花灯、重阳节登高等民俗活动;打腰鼓、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曲艺活动;糖人、蜡染、香包、草编、陶器等手工技艺等。乡村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主要传承地，承载着很多人的美好乡愁，具有无法替代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乡村文化是让乡愁“诗意栖居”的美好家园，推进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就是留住记忆乡愁，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

（二）立足当下——乡村文化是乡村发展的坚实保障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力量“聚能环”，推动乡村文化与时俱进的转化，乡村才能呈现出蓬勃生机。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能创造民风淳朴的人文环境。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推动乡村制定完善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道德行为准则，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引导村民孝老爱亲、勤俭持家，做到家庭和睦、邻里和谐。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倡导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营造民风淳朴的浓厚氛围。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乡村振兴更容易形成有序的农业生产经营行为，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是直接决定乡村振兴最终成效的根本。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有助于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水平、劳动技术技能的提高，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持。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能形成重信守诺的市场环境。[4]诚信是重要的经济资源、精神文化资源，可以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提高市场运作效率。继承发扬中华民族重信守诺的传统美德，弘扬诚信理念、诚信文化，通过抓典型、树楷模的方式，让农民群众学有目标，行有示范。强化农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集体意识、主人翁意识，助力公平有序市场环境的创建。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能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挖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依托当地文化特色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拉动衣食住行的消费需求，促进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改变过去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乡村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为乡村经济注入不竭动力。

（三）观照未来——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为乡村振兴提供创新源泉和持久动力，进而决定着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不仅能使村容村貌增靓色、焕新颜，还将更大程度强化乡村社会的引领力和塑造力，充分发挥文化的育人功能，改变部分落后的农村地区存在的小农意识、封建迷信、陈规陋习等，破除农村闭塞的文化与经济格局的掣肘，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乡村文化现代性转型是重塑乡村发展理想的精神引擎，将原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情感、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与现代生产生活相适应，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发挥其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现实功能。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树立为农民认可追求的发展理想，擘画乡村振兴灿烂图景，把提供有机农产品、新鲜空气、静谧田园等生态产品，提供农耕文化、乡愁等精神产品，共同作为乡村发展理想的文化内容，能有效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其文化内涵与特质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它所具有的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等在今后乡村社会进步中必将充分印证。各地区的实践证明，乡村文化建设作为重要抓手，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支撑动力，重视乡村文化建设的地方，其经济也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推动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把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乡风文明、生态居住等工作有机结合，就能从根本上塑造新农村的精神面貌。

二、乡村文化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受到的碰撞

（一）闭固保守封锁与城乡融合一体的碰撞

城乡文化冲突指城市化进程中两种文化因差异而引起的文化隔阂与矛盾，城乡文化的差异来自于人类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裂变。农村与城市有不同的地域、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必然有不同质的文化，在城乡一体化中，农村文化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来自城市文化的碰撞和冲击。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城乡居民在户籍、身份、待遇、权利、义务等方面的人为分割。城镇化进程加快后，城乡关系由壁垒森严演变为摩擦与冲突。文明是现代城市的迷人气质，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乡村文化则被错误看作低俗粗鄙的象征而步入边缘。冲突中的城乡文化双方，“乡”的外延已从“乡村”扩展到“都市外乡人”，不仅造成了城乡不同分区的文化阻隔，而且引发了城市社会的城乡文化在交往过程中内在要素的不兼容。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交往面大，多注重个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乡村交往地域范围狭窄，交往空间封闭性较强，血缘观念更加浓重。城市因地缘优势、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发展成为文化中心，城市文化的核心理念也迅速向县域及乡村扩散。乡村由于历史和地理交通环境的因素，其发展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城乡居民由于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处世态度、人生追求、生活方式的显著区别，心理鸿沟、利益冲突、目标分歧在所难免。在城市中心主义语境下，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偏见、排斥，让其日益边缘化的现实显露无遗。

（二）传统道德价值与外来文化观念的碰撞

中国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冲击下，农村文化中重仁爱、重家庭、重血缘、重乡土的优良传统慢慢被消磨，[5]市场化、城市化深刻地影响着乡村社会，传统农耕经济被工业文明解构，随之而来的西方各种文化观念也造成了乡村道德伦理的衰落以及农民在精神观念上的进退失据，乡村传统文化难以发挥对乡村社会发展的情感归属和支撑作用。乡村腐朽文化与资本文化错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选择”甚嚣尘上，农村较多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被颠覆，功利主义开始盛行，好逸恶劳心态逐渐滋生，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乡村社会道德失范多有体现，理想信念缺位，对马克思主义认知模糊、情感淡漠，社会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趋于功利化、世俗化。法律意识淡薄，“惧法厌讼”现象较为严重。[6]对事物的美丑善恶缺乏鲜明的标准与界限，认识上模糊不清，盲目追随网络上的审丑文化，道德敏感和伦理责任意识趋向退化。当下乡村秩序被侵蚀最严重的是主流价值观扭曲，这导致金钱成了最高衡量标准，而不注重财富获得过程。自力更生、甘于奉献、开拓进取、勤俭节约等优良传统被淡忘。外来价值观念强烈冲击着乡村社会道德评价体系，乡村文化的内核正遭受着侵蚀。

（三）封建落后意识与科学文明氛围的碰撞

乡村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其中的封建落后意识仍然存在，与乡村振兴视域下的科学文明氛围形成摩擦碰撞。部分村庄的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不健全或者形同虚设，宣传引导规范的力度不够，致使侵害集体利益、邻里纠纷等不良习气和错误行为多有存在。封建迷信之风抬头。少数农民精神空虚无助，一旦遇到农村非法宗教的渗透，极易接受寻求寄托，填补平常文化娱乐活动的空白，影响文明乡风的形成。浪费攀比之风兴盛。农村人情消费名目繁多，消费范围不断延伸，礼金数额一路攀升，人情债的份额越滚越大，让农民不堪重负。“厚葬薄养”问题较为严重。这种歪风陋习不仅浪费人财物力，而且污染社会风气，更会在下一代的家庭伦理教育上出现劣行的“言传身教”作用。不孝之风悄然兴起。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现象普遍，子女不赡养、不孝顺老人的问题比较突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留守老人越来越多，使得留守老人的精神关爱十分缺乏。黄赌毒之风日益滋长。一些城乡结合部的网吧、歌厅、影像厅是低俗内容展现的高发场所，一些经济活跃、市场开放的农村，办理红白喜事邀请的歌舞团用粗俗言语博取村民眼球。农村赌博的情况较为普遍，参与人数较多，赌博金额较大。毒品犯罪向农村地区渗透。一些经济条件宽裕的农民因社会交往复杂等原因沾上毒品，还有一些在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染上毒瘾返乡后，引诱当地农民吸毒、贩毒，助长了毒品犯罪向农村的蔓延。积极推动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乡村传统文化创新转化，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四）集聚畅言议事与公共空间式微的碰撞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场所，是乡村文明振兴的灵魂。传统乡村的树下河边、村前屋后、祠堂庙宇等都是体现乡村秩序的物质空间载体。现代化对乡村的冲击使得公共空间的营造与村民的传统生活习惯相脱离，人们交往频率降低，公共生活缺乏，曾经的集聚畅谈的场面较少出现，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日益缩小。在血缘关系和社会伦理基础上建立的农村社会秩序逐步失效，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淡和松散。传播环境发生深刻变革，互联网、智能手机快速普及，网络成为青年农民获取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渠道，刷短视频越来越受村民热捧。农村娱乐性公共文化活动丰富，但文化层次较低。较多农家文化大院、活动中心较常见的文化活动就是扑克和麻将，或者是室外健身设施，而室内图书借阅、技能培训等文化活动较少。农村基层政权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仍有欠缺，对于村民差异性需求的忽视导致“一刀切”式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与群众需要存在偏差。农民在文化上的需求、管理、评价等方面参与度不够，反馈渠道不畅，缺少有效监督，导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总量“相对过剩”，供给不足与供给无效并存。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维护等方面较缺乏明确的规范和制度，政策措施扶持和考核激励机制不尽完善，影响了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效率，闲置现象较为普遍。

（五）文化赓续维护与主体缺失缺位的碰撞

传统的乡村社会人口流动极小，村庄凝聚力和归属感较强，除了家以外，宗族就是超出家庭的“私”的单位。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村人口结构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不但使中国农村呈现出典型的“空巢化”“空心化”特点，也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农村人力资本质量下降和农村居民内生需求增长困难，直接拉低了农村的创新能力。高质量的文化生活匮乏，内容乏味、形式单一问题较为突出。由于子女长期在外务工求学，农村留守老人从子女那里得到的主要是经济支持，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几乎丧失，因缺乏子女关爱造成乡村认同的主体性降低。[7]较多年轻人对自己的家乡不再有依恋，甚至想方设法脱离农村生活，向往在大城市奋斗打拼，实现更高的人生理想，扎根乡村参与建设的主体力量逐渐减少。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农民的流动、家庭的分离和价值的碎片化等所致，让他们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逐渐丧失。当前较为严重的是我国中西部地区，乡村没落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优秀的乡土文化缺少传承主体，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和意愿不强，乡村传统文化存续、传统文化秩序和传统文化功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