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包容视域下的老年人数字鸿沟协同治理：智慧实践与实践智慧

摘要：在深度老龄化与数字智能技术迭代发展的双重驱动下，老年人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数字默认导致社会默认、数字无声导致社会无声、数字排斥导致社会排斥。基于此，应从理论发展的内生逻辑、国内国际相关公共政策的共振逻辑、老年人智慧实践治理的现实逻辑出发，以数字包容为切入点，从政策层面、经济层面、需求层面、教育层面进行协同专项治理。政策层面的数字包容应以“统一”为原则，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具体可及性的统一、域外借鉴性与本土原创性的统一。经济层面的数字包容应以“适老”为面向，做好适老化技术开发、适老化定向服务、适老化精准调研反馈。需求层面的数字包容应以“适配”为支点，做好群体适配、场景适配和安全适配。教育层面的数字包容应以“数字素养”为中心，关注包括数字素养教育框架构建、数字素养教育原旨回归、数字素养教育主体协同等重点工作。数字包容将追求效率的数字技术拉回伦理场域，在技术与伦理的交叉反思与双重构建中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在智慧实践中发挥实践智慧。

关键词：数字包容;数字鸿沟;老年人;数字排斥;数字公平;数字贫困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2）03-0107-13

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加速了智能化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掀起了智慧治理的新实践。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1]。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加速到来。2021年5月11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2]。而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60岁及以上的网民仅占10.6%[3];“94岁老人为激活医保卡，被抱起做人脸识别”“老人因未出示健康码，被地铁、公交拒载”等数字便利“折腾人”的事件也时见报端。深度老龄化与数字智能技术迭代发展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数字鸿沟。老年人作为数字贫困的重要群体，如何抓住数字机遇，跨越数字鸿沟，尽快融入数字社会、参与数字生活、共享数字红利，成为智能时代智慧实践与治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公共议程，也是国家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既有研究或从“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4]等方面对老年人数字鸿沟的构成进行系统分析，或从个人维度、信息技术维度、家庭维度、社会维度对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宏观分析[5]，或从老年人微信使用[6]、信息化就医[7]等微观层面对老年人数字鸿沟情况进行深入剖析，为我们从宏观到微观，系统认知老年人数字鸿沟现状，探索解决路径奠定了可贵的基础。但在数字包容视域下，在技术与伦理的交叉反思与双重构建中对老年人数字鸿沟进行专项治理的研究较少，为相关研究留下了较大的探索空间。

一、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的理论出场逻辑

在老年人数字鸿沟弥合探索中引入强调“过程与行动”的数字包容概念，符合理论发展内生逻辑，符合国内国际相关公共政策的共振逻辑，符合老年人智慧生活实践治理的现实逻辑。

（一）符合从数字鸿沟走向数字包容的理论发展内生逻辑

数字包容（digital inclusion），又称“电子包容”“数字融合”“电子融合”等，在美国电信和信息管理局于2000年10月发布的互联网发展报告《网络的落伍者：走向数字包容》中被首次提出。该报告对数字包容的阐述是 “无论年龄、收入、种族、宗教信仰、残疾与否、性别和地理位置，保证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够获取新兴经济环境中所需要的技术工具和能力”[8]。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统计局以“数字包容”替换了前四次报告中的“数字鸿沟”。可以说，数字包容概念衍生于数字鸿沟的相关研究，是作为数字鸿沟的反向趋势概念被提出的，因此，往往被定义为弥合数字鸿沟的行动和过程[9]。可以说，数字包容的概念与数字鸿沟的内涵和外延呈正相关性。具体而言，数字包容强调技术的接入与使用、强调参与社会活动、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强调突破社会壁垒、强调消减数字鸿沟[10]。从数字鸿沟走向数字包容，意味着方法论的转变，即逻辑起点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走向回应问题、解决问题。可以说，数字包容是解决数字鸿沟的旨归，从数字鸿沟走向数字包容，符合其理论发展的内生逻辑。

（二）符合国内公共政策与国际公共政策的共振逻辑

为了帮助老年人共享数字生活，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2021年3月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又在此基础上，针对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特别提出要“加快信息无障碍建设”。这些治理举措带有明显的数字包容特征，且与国际社会面对数字驱动下的社会转型所做出的政策反应形成共振。2019年6月10日，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发表了首份研究报告，题为《相互依存的数字时代——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报告》（The Age of Digital Interdependence-Report of the UN Secretary-General's High-level Panel on Digital Cooperation）。报告呼吁“建设包容性数字经济和社会，到2030年，确保每个成年人都有能力负担数字网络接入费用及数字化金融和健康服务，建立广泛的多方利益攸关方联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分享‘数字公共产品’和数据”[11];同时，还提出要“支持妇女和边缘化群体实现全面数字包容和数字平等”，“建立和使用国际公认的数字包容性指标”[11]。“数字包容”“数字平等”“数字普惠”“数字合作”“可持续发展”成为报告的重要关键词，智能时代的智慧治理进入公共视野。2021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所开年会的主题是“以社会公正的方式向可持续发展过渡：数字技术对社会发展和所有人福祉的作用”[12]。这一主题的制定最起码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充分显示出对数字包容的重视，强调数字技术的普惠性;二是将数字包容与社会包容结合，强调数字技术的伦理性。如果说数字鸿沟强调的是数字不平等与社会分层，那么数字包容强调的则是普惠性与伦理性。数字鸿沟的逻辑起点在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数字包容的落脚点则在于回应问题、解决问题。

（三）符合老年人智慧实践治理的现实逻辑

美国学者Mark Prensky基于数字技术的介入时期及掌握程度提出了“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与“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13]的概念。Wesley Fryer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字难民”（digital refugees） [14]的概念，以进一步提醒数字技术导致的数字贫困、数字鸿沟与社会分层。国内学者闫慧并未止步于“数字贫困”（the digital poor）与“数字富裕”（the digital rich）的两极化认知，认为在两个极端情况之间还存在“中间阶层”[15]。基于以“数字化意识，信息通信技术的接入和使用，信息内容的获取、利用和创造，数字化信息素质，数字化凝聚力”为核心的“数字化维度”，他将数字化时代社群及其成员划分为“数字精英”“数字富裕”“数字中产”“数字贫困”“数字赤贫”等五个层次。而数字贫困与数字赤贫的界限是“社群成员是否同时遭受数字化的心理缺失（如缺少动机、愿望、兴趣或态度等）、接入ICT的物质条件匮乏以及数字化信息素养的缺位三种贫困现象”[15]。根据这一数字分层评判标准，老年人是数字时代和智慧化社会中毋庸置疑的“数字赤贫”。不论是“数字移民”“数字难民”还是“数字赤贫”，都从数字素养和社会伦理两个层面指出：老年人是数字时代绝对的弱势群体，老年人的数字生存困境是技术与伦理的双重困境。因此，基于社会、经由技术、回归伦理的数字包容与老年人数字鸿沟协同治理具有天然的理论契合，成为构建老年人数字生存路径的重要理论选择之一。

二、数字包容视域下的老年人数字鸿沟表征与原因分析

有学者将数字鸿沟分为四代：第一代主要是拥有者和缺乏者在接入ICT（信息通信技术）方面存在的鸿沟，第二代主要是ICT素养和培训、ICT利用水平方面的鸿沟，第三代主要是ICT接入与利用活动之外的信息资源和知识差异鸿沟，第四代主要是数字化使用带来的社会分化、社会排斥及社会不平等方面的鸿沟[16]。而在智慧实践的过程中，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工作中所面对的困境远比条分缕析的理论分层复杂得多。一是数字鸿沟发展阶段交叉。在中国，数字接入差异阶段、数字技术应用差异阶段、数字技术水平差异阶段、数字技术导致社会分层差异阶段等四个阶段因地域、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多种因素而交叉存在，为数字鸿沟精准、有效治理增添了难度。二是数字鸿沟治理对象情况复杂。不同年龄、教育、健康、地域、经济背景下的老年人，其所需的数字援助内容、支持力度、努力方向都不尽相同。当农村老人还在考虑添置智能手机等智能设备时，城市老人则在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就医、打车、与子女沟通而焦心。对象不同、阶段不一，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笔者尝试对老年人在数字智慧实践中遭遇的挑战进行梳理分析，归纳如下：

（一）数字默认（digital default）导致社会默认（social default）

数字技术与智能化带来的便利和效率使其迅速覆盖并加速渗透经济与生活、社会与服务，社会生活及人类生活方式被默认数字化。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经济社会成本节约和效率至上的执念、业界唯用户是从的妥协、学术界的“促创新偏见”（pro-innovation bias），都加速了数字默认。作为数字弱势群体的老年人被强大的数字洪流裹挟前行，但其“数字化的心理缺失（如缺少动机、愿望、兴趣或态度等）”“接入ICT的物质条件匮乏”“数字化信息素养缺位”[15]等数字劣势极大地影响了其在数字时代生活方式的选择、数字需求的表达、数字红利的共享、公共生活的参与和社会权益的诉求，从而因数字默认导致社会默认。一项老年人利用智能信息技术就医的社会调查显示：54.7%的受访老人并不认为信息技术能为老年人就医带来便利;68.3%的老人仍选择现场排队挂号;79.5%的老年人选择排队支付;甚至还有老人认为，数字化带来了医生开药、药品收费的不透明，“信息化有损老年人就医公平，让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7]。一言概之，在整个社会催动数字发展的同时，作为数字赤贫的老年人，应当享有数字兜底的政策保障和技术支持，要听到数字默认下老年群体的数字呼声和数字诉求，要避免老年人因数字默认走向社会默认。

（二）数字无声（digital silence）导致社会无声（social silence）

数字技术与智能化引发人类存在方式的转变，在社会身份之外还带来数字身份。在数字时代，大家越来越多地通过鼠标和网线连接世界，参与公共生活，提出公共诉求，争取网络话语权，彰显数字影响力。如何在数字世界“发声”，从而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是数字时代的一项重要议题。而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往往处于“无声”“静音”状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老年人利用数字技术参与公共生活较少;二是老年人利用数字技术直接表达公共诉求较少，往往由调研学者、政府部门代为传达;三是老年人的数字影响力指数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老年人数字设备接入不足，缺乏表达公共诉求的平台;二是数字素养低，阻碍了老年人及时有效表达公共诉求;三是远离经济生活中心，老年人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带来了数字身份的边缘化，而数字身份的边缘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其社会身份的边缘化，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三）数字排斥（digital exclusion）导致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

老年人的数字排斥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是因数字市场开发忽视而导致的数字经济排斥。不论是以智能手机、电脑为代表的智能设备，抑或是以生活学习APP、游戏为代表的智能软件，又或是以微信、QQ为代表的社交软件，数字市场开发的重点对象永远是年轻人而非老年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部分老年人因经济能力不足，更愿意把钱优先用于基本生存，而非数字生存。其二，就支出意愿而言，尽管有研究显示，中国老人往往有一定的储蓄，但其更愿意将钱用于“健康”“子女生活贴补”等事项，部分老人甚至认为玩智能手机是“不务正业”。而且，相较于为自己添置智能设备或为智能生活付费，他们更愿意为儿孙的智能生活需要付费。这一点在中国老人中，尤为明显。跟国外老人希望通过掌握智能技术、开展数字连接来实现生活独立[17]不同，中国老人更希望通过智能技术来弥合数字代沟，获得与社会尤其是家人的亲密连接、情感连接。这一点也表现在老年人对智能设备社交功能的执着。以微信功能喜好为例，面对微信三大支付功能——微信红包、面对面付款、微信转账，老年人独独对社交功能最强的微信红包情有独钟，熟练掌握者达到53%，而微信转账、面对面付款则分别有69%、76%的人不会用[6]。随着智能生活的迅速推进，老年人虽然开始意识到智能设备和智能素养的重要性，但是在添置智能设备时仍以实惠为主，因此智能手机厂家在开发老年人智能手机时往往以价廉物美为销售突破口;而在智能素养提升的投资上，以信息化教育投入心理预期为例，59.01%的老年人能接受每月最高不超过99元的投入金额，13.66%的老年人能接受每月最高不超过199元的投入金额，3.11%的老年人能接受每月最高不超过299元的投入金额，0.62%的老年人能接受每月最高不超过399元的投入金额[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