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新中国如期消灭绝对贫困的密码

摘要：2020年，中国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灭了绝对贫困。其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中国国情相结合确立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致力于发展文化教育和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战略，采取了多措并举的减贫或扶贫政策：变革所有制及经济政治体制促进社会进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主体性、发展产业提高收入水平、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提升人力资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可行能力，制定了包含收入、教育、健康、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等多维度的贫困标准。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治理相对贫困必须继续坚持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理念、多维贫困的标准、多措并举的制度。

关键词：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多维贫困;全面小康;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2）04-0005-13

2020年中国如期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持续71年努力奋斗终于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庄严承诺——“扫除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1];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唯一一个实现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减贫同步的国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2]。正确评价新中国减贫成就，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减贫经验，提炼其核心理念和重要举措，破解其成功密码，可以为绝对贫困消除后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借鉴，促进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一、在发展理念上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

新中国能如期消灭绝对贫困，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理念上坚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人的全面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一切社会成员的体力和智力都能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4]。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既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可以划等号，只不过共同富裕是对整个社会来说的、全面发展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即个人）来说的。其实现的条件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产品既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又可“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5]538;实现路径是“废除私有制”“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5]684、689。

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大同做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提出来，始于《礼记》。大同社会的特征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6]。即每个人在每个生命阶段都可得到社会关爱，都有合适的工作并尽力为社会做贡献。可见，大同社会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其最基本的特征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只不过更强调社会的和谐、对弱者的关爱。

中国共产党在确定新中国的发展理念时将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理想结合起来，突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毛泽东提出，新中国应该扫除文盲和发展医药卫生事业[7]1083;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办技术夜校、办学校，让农民学习技术和文化，应解决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和虽有劳动力但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的困难[8]450-465。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最大优越性和本质体现[9]110-111、364。江泽民提出，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和一切工作都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0]294。胡锦涛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1]621。习近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2]。

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是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因此，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落后的大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才能逐渐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毛泽东预计，建成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需要五十年的时间[8]390;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至少要一百多年时间[13];应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14]。邓小平认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11。江泽民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10]293-294。胡锦涛同志提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11]625。习近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5]9。

为了逐渐消除贫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目标与任务，特别是与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建设目标与任务时，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规划。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提出，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重视人民群众来信，重视卫生、防疫、医疗工作，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8]27-30、88-91、164、176、241。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党中央立即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目的也是为了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和重点发展工业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8]316。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党的八大提出编制第二个五年（1958-1962年）计划的建议。其中民生建设方面建议是，改善职工和农民的物质生活（包括住房）;继续努力扫除文盲，发展小学教育，开展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逐步推行文字改革;进一步开展群众的文化工作，发展新闻、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等事业;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16]。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17]15。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来[10]538-539。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19-20。

总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的发展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而且是能让全体人民共享的发展，为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条件。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战略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理念

新中国能如期消除绝对贫困，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战略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理念。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人口众多，人民不仅普遍贫穷，而且体弱多病（被视为东亚病夫）、文化水平低（成人中文盲率高达80%）。为了改变这一面貌，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前提出了“扫除文盲”“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7]1083“现代化和集体化”“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8]1432、1437的新中国发展战略，1953年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19]443-444，后来又提出了“二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在1980年前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全面实现现代化[20];同时致力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这些发展战略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社会主义工业化可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可提升人的健康（体力）水平，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可提升人的文化技术（智力）水平。

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实现了消灭文盲、消灭流行病和地方病、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能力、人的健康水平和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第一，从工业生产能力及农业生产条件来看，新中国建立时，不能制造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8]329，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重庆、青岛、武汉、广州、辽宁和吉林[21]，而且交通通讯也很落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已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既能生产化纤、棉布等轻工业用品，又能生产飞机、汽车、大型机床等重工业产品，还能生产“两弹一星”等高科技产品。工业的区域布局也比较均衡，内陆各省都有比较大型的工业基地。同时，我国还建立了比较强大的国防体系，不仅海陆空兵种齐全，而且拥有核威慑力;交通邮电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1952-1978年，工业生产总值由142亿元增长到1745亿元，工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20.88%提高到47.88%[22]。全国铁路里程、公路里程、邮路里程、电话用户数，新中国建立之初分别只有2.2万公里、8.1万公里、70.6万公里、21.8万户，到1978年末分别达到5.2万公里、89.0万公里、486万公里、193万户[23]。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极大改善，1949-1978年耕地面积基本保持了稳定，由9788万hm2增长到9939万hm2;但有效灌溉面积大幅度增长，由1593万hm2增长到4497万hm2，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率由16.3%提高到45.25%[24]。有效灌溉面积大幅度增长为粮食单产和总产大幅度增长奠定了基础：1978年的有效灌溉面积、粮食单产、总产分别是1949年的3倍、2.46倍、2.69倍[22]。强大的国防体系为改革开放后国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安全保障;产业门类齐全、区域布局均衡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奠定了基础;比较发达的交通邮电事业，既助力于当时的工业、国防建设，又打破了农村的封闭状态，为停滞的社会注入一股新的兴奋点[25]。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既为改革开放前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本物质保障，又为改革开放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消灭绝对贫困奠定了基础。

第二，从人的健康（营养摄入、疾病）来看。中国已经在1978年前低水平地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满足了全国人口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消灭了血吸虫、性病、麻风、天花、鼠疫、霍乱等恶性传染病，人均预期寿命有了大幅度提高。1949年前，中国经常出现因饥饿导致群体疾病甚至死亡的现象。1949-1978年，中国尽管人均占有粮食增长并不快，但由于采取了凭票限量供应粮食、跨区域调配粮食、从国外进口粮食等措施，除1959-1961年外，人们最基本的口粮需求基本能保障，基本上没有出现因饥饿导致群体疾病甚至死亡的现象，避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营养不良问题。1975-1977年，中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天摄取2439卡路里热量、63.4克蛋白质、38.9克脂肪，虽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远远超过印度的水平[26]。世界银行考察团认为：实行中国制度的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严重的营养不良情况（必然导致早死、体衰、其他的体质缺陷和智力迟钝）几乎已经消除[27]。印度学者森（Amartya Sen）认为，我国人均寿命的增长幅度也远远高于同期的印度。1949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1979年达到了68岁，而印度在1949年略高于40岁，1979年只有54岁。[28]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还可以从死亡率的大幅度降低和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来证明。1949-1978年，人口死亡率、自然出生率分别由20.00‰、36.00‰降为6.25‰、12‰，人口总数由5.4167亿人增长到19.6259亿人[22]。正是由于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导致我国人口大幅度增长，并带来了改革开放后的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后迅速消灭绝对贫困奠定了人口基础。

第三，从人的教育（智力）水平来看。1949-1978年，普通本专科、高中、初中、小学的在校学生分别从12万人、21万人、83万人、2439万人增长到86万人、1553万人、4995万人、14624万人，分别增长了6.17倍、72.95倍、59.18倍、5倍，[22]基本上消灭了成人中的文盲。这为改革开放后迅速消除绝对贫困提供了智力支持。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重视健康和教育，有利于减贫，是符合人均收入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减贫的经验的。因为，当国民财富相对公平地用于改善普惠性福利（例如教育和医疗等）时，即使平均收入不高，国家整体贫困的缓解依然是显著的[29]。而且，健康与教育所体现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显著因素，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作用[30];教育和医疗保健越普及，则越有可能使那些本来会是穷人的人得到更好的机会去克服贫困[31]88;健康方面，营养摄入和疾病对农村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为显著[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