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对外部环境风险重要论述的深刻意蕴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的重要论述，汲取了马克思主义风险学说的思想精华，传承了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赓续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的优良传统，凝聚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智慧。准确识变论、科学应变论和主动求变论，全面回答了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外部环境风险、怎样应对外部环境风险这一时代课题，指导中国确立外部环境风险“研判—处置—调适”链式防控架构。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实践观点把握外部环境风险，开创性地站在人民立场推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系统建构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外部环境风险防范理论，为党和国家驾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部环境风险;国家安全治理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2）05-0005-08

随着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风险日益积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战胜的“拦路虎”和“绊脚石”。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大党大国领袖的深谋远虑和责任担当，精心谋划应对外部环境风险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强调“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1]，“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2]，“全面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能力”[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的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应对外部环境考验执政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创新成果，意蕴深刻，为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对外部环境风险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密切关注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汲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风险学说的思想精华，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秉承中国共产党妥善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的优良传统，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握外部环境风险，把应对外部环境风险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性工作。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对外部环境风险重要论述的创立和完善。

（一）理论传承：汲取马克思主义风险学说的思想精华

第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风险具有客观实在性。辨识风险，要坚持物质第一性，否则会陷入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产生侥幸心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外部环境风险是我国由大国走向强国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的门槛”，任何时候都不要凭空设想可以“敲锣打鼓、顺顺当当”实现奋斗目标。[5]第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风险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导致各种风险。唯有在实践中化解风险，才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壮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6]第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风险是事物发展的特殊阶段。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现象、过程，都包含着运动的、相互排斥的倾向，人化自然的对象性实践呈现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性”。风险是事物发展的中间环节，有利情况和主动恢复往往寓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类社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但是“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7]党领导人民应对外部环境风险既是“物质角力”，更是“精神对垒”，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不难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风险学说中汲取丰富思想养料，关于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的重要论述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支撑。

（二）文化涵养：弘扬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首先，忧患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禀赋、精神特质。“忧患”一词可以追溯到传统文化经典《周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其中名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仁、治而不忘乱”。忧患意识不同于宿命意识和悲观意识，追求对时势的主动谋划、对未来的积极进取，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延续至今的深厚文化积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警惕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8]其次，忧患意识关注家国与天下，超越了个人利益得失。“君子忧道不忧贫”，古代先贤砥砺忧患意识，不执着于个人境遇，如范仲淹心系万民、忧乐天下。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感叹“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诠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国、忧党、忧民”，要以“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防范外部环境风险。最后，忧患意识主张顺应世界大势，凸显责任与担当。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心存忧患、肩扛重担”，对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作出了准确判断，由于“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中国得以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跨越。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的重要论述受到中华传统文化浸润滋养，饱含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文化基因。

（三）历史赓续：秉承中国共产党防范风险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不畏艰险、爬坡过坎、接续奋斗，敢于应对挑战，勇于克服困难，善于战胜风险，在绝境中突围，在困境中发展，在逆境中奋起，彻底改变中国面貌和中华民族命运。在1921年到1949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对严峻复杂的革命环境，尤其重视防范风险，一再强调“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9]，“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10]。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有效化解重大执政风险，其中不少属于外部环境风险，如抗美援朝战胜外部势力侵扰、破解东欧剧变之际西方“和平演变”阴谋、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冲击。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对外部环境风险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粉碎帝国主义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的幻想，发展核武器破除敌对势力的军事威胁，确立应对外部侵略保卫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底线。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充分认识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性，高超驾驭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局面，提出“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11]，明确在改革开放中化解外部环境风险的战略部署。江泽民同志深刻洞察21世纪头二十年是必须抓住并且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沉着应对“炸馆”“撞机”等重大突发事件，形成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营造有利外部环境的发展理路。胡锦涛同志强调“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严峻的，要把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为中国锚定应对国际挑战、建设和谐世界的实践目标。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并深化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的价值底线、战略部署、发展理路和实践目标。一百年来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外部环境风险，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的重要论述创立与发展的根本前提。

（四）实践升华：凝聚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

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注重把握和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离不开各个时期在不同岗位的实践锤炼，早在地方从政时就提到，要“把内部的和外部的各种有利条件都充分利用起来”，“怕担风险……什么事也干不成”。[12]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向人民宣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1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迎难而上，直面“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新时代党和人民的事业取得全方位、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把防风险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强化党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的思想武装。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各种风险考验必将伴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要时刻准备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全体党员要捍卫“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驾驭风险的执政本领。另一方面，把防风险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统筹发展和安全”被列为“十四五”规划的重点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防范“境外风险”“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强调坚决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高举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旗帜，领导人民积极应对美国围堵中国的霸权行径，立法打击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的乱港反华行为，反制外国捏造涉疆、涉台、涉港等谣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直接孕育和形成关于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的重要论述。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对外部环境风险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只有回应社会现实、切中问题要害，才能引领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科学的辩证思维、深邃的底线思维、宏阔的战略思维把握我国外部环境，对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外部环境风险、怎样处置外部环境风险、如何调适外部环境风险等基本问题进行系统思考，凝练“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3个依次递进、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完整、深入地揭示习近平关于应对外部环境风险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为新时代中国确立外部环境风险“研判—处置—调适”的链式防控架构提供行动指南。

（一）准确识变论：外部环境风险研判

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外部环境风险，这是应对外部环境风险首先要澄明的本体论问题，需要准确研判外部环境风险的根源、层级和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是一元而实在的，诸如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应然与实然等基本范畴对立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当前，人类社会实践的总体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集中爆发，“异己的”“自反性的”资本逻辑使风险成为一种普遍的、涌现的现代社会景观。从现代社会人类的生产方式来看，由现实的个人联结而成的民族国家无差别地遭遇“网络信息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重大威胁。从全球化国际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来看，国际社会权力斗争激化，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失灵，“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贸易和投资争端加剧”。[14]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把风险挑战划定为4个等级：一般重大风险、系统性风险、全局性风险以及战略性和颠覆性错误。我国外部环境出现一般重大风险，如果应对不及时就会传导、叠加、演化为系统性风险，甚至诱发全局性风险和颠覆性危机。外部环境风险的层级分析与操作化定义是应急处置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动荡源”“风险点”“风险领域”“风险综合体”等意蕴深刻的概念。在国际交往中越临近动荡源，风险系数越高，也越容易触发风险点，使外部环境成为显著风险领域，经境外向境内传递、单一向复合升级，最终演变为风险综合体。

（二）科学应变论：外部环境风险处置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新征程上如何处置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外部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其中，“制度是决定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应对不同类型、不同领域风险挑战的最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15]，通过创新具体工作机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越性，务求实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因此，必须科学建构外部环境风险的应急响应和防控工作机制。一是外部环境风险应急响应机制。“加强应急预案管理，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在国家应急响应四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基础上，摸清外部环境风险嵌入应急预案体系的耦合部位，特别是重视应急专家组在风险预警处置中的作用，围绕地缘政治博弈、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国海外劳工安保、大数据跨境流动等具体外部环境风险进行专项评估，做到有效覆盖、有序响应。二是外部环境风险防控协同机制。以“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为指导方略，从“统”的方面构建处置外部环境风险的联席会议机制，从“分”的方面把应急处置措施落实落细到各环节、各部门，避免不协调、有内耗等乱象，营建央地协同、条块整合、区域统筹、官民互动、平战一体的总体处置机制，有效应对涉外重大突发事件。三是外部环境风险防控责任机制。立足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探索基于行政主体的外部环境风险防控责任划分与承担确认机制、全过程履责记录与回溯机制、实际责任认定与执纪问责机制等。四是外部环境风险防控保障机制。“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确保外部环境风险处置“在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强化外部环境风险的应急专业队伍建设，规划海陆空一体化的交通运输“紧急通道”。

（三）主动求变论：外部环境风险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