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规律·意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态势演进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解决实际问题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双向互动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纵观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演变历程，其理论成果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规律是“两个结合”“党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意蕴是引领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赋予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和引领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新秩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演进；基本规律；价值意蕴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1—0045—07

[作者简介]王浩东，男，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张正光，男，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党建、思想政治教育。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态势演进是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践，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时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成的新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守正创新的过程。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接续奋斗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不断演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取得重大成就，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重任，根本原因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紧扣时代脉搏，审时度势，使党拥有了强大的真理力量。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判断，对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发展进行深入思考、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为新时期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演进、基本规律和价值意蕴对于当前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蕴。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演进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学理体系，对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理论武器，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根本。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发展历经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即主要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自觉探索，第二阶段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深化实践，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持续创新，第四个阶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新飞跃。这些因时、因所、因势的阶段性特征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又凸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历史经验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不是僵化的教条，“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2]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其阶段性特征和共性特征的逻辑辩证统一。

首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为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审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探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回答了当时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成功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意识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但认识到要结合并不等于结合的好，还需进行经验的积累和调查研究。在革命和建设历史时期，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初步确立、成熟和继续发展。在党的早期实践中，以毛泽东、方志敏等同志为主要代表，坚持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就对当时中国革命的道路、形式和主要力量进行初步探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撰写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理论上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开辟了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期间毛泽东撰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不仅表明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入一个新阶段。但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也不够自觉，党内一度出现了右或“左”的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教条化、神圣化等倾向，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遵义会议实际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为党的军事路线和政治作风的正确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党中央落脚陕北后，在对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以来的经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文章，深刻分析了党内错误思想的认识根源；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和前途，形成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战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及时率领全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道路的探索。这一时期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等文章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这不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守正创新的鲜明示例。

其次，新的飞跃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十七大把这些理论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称这一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和途径，明确提出了要“走自己的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命题，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把生产力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认为社会主义既不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不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基础，提出了“小康社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因此，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方法、目标设定和重要理念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念原则，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推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和研判当今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问题。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成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新阶段我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注重人民的利益和幸福感、强调全面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使得党的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因此，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思想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应用，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石。

最后，新飞跃的理论成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显现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发挥新时代斗争精神，继往开来，勇毅前行，推动党的建设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系统的战略思维，远大的战略眼光，旗帜鲜明地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予以解答。一是新时代如何接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3]新思想在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新的时代特征。同时，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基本要求和目标，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强调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二是新时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思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为基础、党的坚强领导为保证、以人为本理念为宗旨而区别于西方追求的资本逻辑和物质至上的现代化模式，以真实亲诚理念不断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次逻辑支撑，也是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比对而具有显著优势比较优势的根本所在。三是新时代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新思想强调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持续创新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着力顶层设计又注重整体协同发力，注重思想与实践的关联性、耦合性和可行性的辩证统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历史性飞跃。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态势演进规律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4]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开创历史伟业的成功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和百余年党史中总结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5]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掌握了其运行的基本规律，即始终坚持推进“两个结合”和始终保持党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首先，坚持“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核心密码。习近平强调，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如今的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织期，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入考察和思考，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创新的最新成果，“两个结合”不断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版”创造性地转化为本土化的“中国版”。“中国化”不是教条刻板的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简单拼凑和衔接，重点在于详尽系统地“化”中国。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而“两个结合”便是解密这一探索历程的密匙。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即已开始思考如何将其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点。但是，由于当时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对国情的认识也不深刻，因而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右或“左”的错误。遵义会议后，特别是党中央落脚陕北后，经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6]，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同时，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切勿忽视对本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学习和传承，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6]毛泽东也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诞生了《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经验，特别是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强调要紧密结合当时的国内矛盾，以“找到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7]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政策上也进行调整和规划，提出并践行了文化领域的“双百”方针，以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的同时，也注重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1982年，邓小平提出“走中国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重要命题，也赋予了传统文化中“小康”概念新的中国特色。新世纪初始，江泽民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9]并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治国方略。胡锦涛也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同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10]并在传统文化概念“和”的丰富内涵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张。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用来不断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思想主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境界。“有了文化自信，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形成推动文化建设、文化创新的精神动力。”[11]在传统治国理念有关“民为邦本”的理念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