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杜林假社会主义的批判

[摘要]19世纪70年代，德国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流行，尤其是杜林的错误观点影响了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杜林所谓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因而是假社会主义，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关键词]《反杜林论》；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1—0052—06

[作者简介]姜爱华，女，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展；史国伟，男，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科阐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著作，是我们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了解各种假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恩格斯通过《反杜林论》对以杜林为代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猛烈抨击，坚决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重新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对工人阶级运动的科学指导地位。

一、《反杜林论》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写作背景

（一）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

从19世纪30年代，德国开启了工业化进程。随着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德国经济进入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工人阶级数量不断增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而德意志帝国民主化进程的缓慢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背叛，又进一步加剧了阶级矛盾。

随着德国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数量大幅增长。工业革命改变了阶级现状，增加了工人阶级的数量，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工人阶级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业革命将农村的资源集中到了发达的城市，导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迫流入城市成了雇佣劳动者。第二，来自被淘汰的旧贵族和地主。由于农村资源被掠夺到城市，原先根基在农村的贵族和地主们也由于竞争力的下降，被城市的资产阶级吞并，成为新的无产者。第三，来自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恩格斯认为小资产阶级具有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体现在他们虽然拥有一定的资本，但数量有限。他指出：“市民阶级是社会上最稳定的阶级，现代小资产阶级却是社会上变化最大的阶级；破产已成为小资产阶级当中的经常现象。小资产阶级由于拥有少量资本，按其生活条件来说接近于资产阶级，但是按其存在的不稳定性来说，则接近于无产阶级的地位。”一些小资产阶级也因为竞争不利和市场的饱和而破产，被迫成为无产者。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遭受的剥削日益加重。资产阶级往往选择舒适且拥有广阔土地的郊区建造他们的豪宅，交通的便利以及汽车的发明让他们忽视郊区的遥远，他们也不用时刻看着掐着钟表担心自己会不会迟到，而是坐在与生产车间相对的办公室里监督着那些雇佣劳动者。而工人们只能居住在拥挤的简易的资产家美其名曰为他们建造的工厂周围的棚户区，工人们去往工厂更加便利，资产家用一种简单的高级围栏圈住了工人，工人们还得为此付出一笔不菲的费用，而且如果失业，他们连这样的保障都得不到。资本家不仅在生活条件和工资上剥削工人，还间接性地剥削了工人们的健康，肮脏的生活环境导致各种疾病的传播，工作时间的延长减弱工人的抵抗力，微薄的工资让他们无法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相对于男工，资本家对于只需要支付更少的工资且没有任何势力保护的女工和童工，资本家剥夺了女工的产假，有的女工为了微薄的收入直接在车间分娩，有些婴儿由于缺乏很好的照料便早早夭折，对于童工的剥削就更不必说了，一方面资本借机拼命地攫取财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贫困日益加剧。

德意志帝国在民主化进程上的缓慢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背叛，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1871年普鲁士帝国建立以后，无产阶级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此时的德意志帝国刚刚经历过三次王朝战争，国内和国际的政局都不稳定，政府将战后稳定政局恢复国家运行和促进经济复苏作为当下的重心，因此在经济上竭尽全力地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民主化进程上却显得异常缓慢。首先，德意志帝国是联邦国家，一个各种力量妥协的产物。它首先考虑的是各邦原统治者、普鲁士的霸权以及资产阶级的需要，对当时力量还很弱小的无产阶级的诉求无暇也不屑去顾及。第二，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当时的德国很弱小，无论是在政治上、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不够成熟。第三，德意志帝国是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的产物，带有极其强烈的专制主义色彩和军国主义色彩，是一个用议会装饰的专制国家。普鲁士传统的容克阶级统治扩张到了整个德国，延缓了德国的民主改革进程。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的剥削因而变本加厉。此外，工业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治权力，“把自己装扮成某种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吸引无产阶级的支持，为了他们赢得了大量的议会选票。而资产阶级一踏入议会的大门，就背信弃义，将那些为他们争取权力的工人阶级抛诸脑后。工人阶级将资产阶级抬进了议会却被议会的大门关在了外面。“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降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1]

（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行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为了维护刚刚建立不久的资产阶级的政权，出现了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除了杜林假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外，还出现了拉萨尔主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以施蒂纳创建的无政府主义，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它们之间有一系列中间的社会主义派别，囊括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2]

无政府主义的大肆宣扬对无产阶级运动产生了误导。“消灭国家，实行无政府主义在德国已成为时髦的口头语。”[3]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多次经历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之后，人们对于政府以及资产阶级的不满日益加深，在这种状况下，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悄然而至，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欧洲得到大肆宣传，在一段时间内，这种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典型代表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极端的利己观念和空想性是施蒂纳无政府主义的中心思想，思想上宣扬自我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鼓吹个人绝对自由，政治上藐视一切权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密谋暴动推翻现有国家，经济上主张建立小生产者联盟，保留私有制。无政府主义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大肆宣扬主观唯心主义，通过鼓吹工人自由实质上保护资产阶级自由。施蒂纳的哲学思想被蒲鲁东和他的学生巴枯宁加以吸收和发展，形成了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在西方国家广为传播，对德国后来逐渐进展的工人运动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错误的引导和影响，特别是巴枯宁主义，巴枯宁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先后成立了两大国际组织来对抗马克思主义，1868年成立了有着自己特殊纲领和组织的国际社会主义同盟，甚至一度以欺骗的方式加入到了国际工人协会，在第一国际内部不断宣传自己的主张，增加了第一国际分裂的风险。无政府主义严重损害了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以及国际社会上的传播。

以拉萨尔主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企图蒙蔽无产阶级。拉萨尔主义是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宣扬“自由的人民国家”。拉萨尔将普鲁士王国塑造成一个自由的人民国家，混淆阶层和阶级的概念和界限，反对工人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蒙骗和麻痹工人阶级。拉萨尔将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归结于工人阶级自己本身，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数量大大超越了市场的需求，是因为供求关系的不平衡而导致的工资太低，拉萨尔将这种无耻的原因称之为“铁的工资规律”，从这个角度拉萨尔将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彻底抹掉，形成了一种“受害者有罪论”，他试图将向上帝忏悔的宗教思想传递给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受到无情的剥削，在精神上也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这样从中他也抹去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因为贫困的原因是市场供求关系造成的，而不是一直在剥削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拉萨尔还将对立的两大阶级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变成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将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捏造为对立者，是农民的反动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进一步导致了工人阶级的现状，因此工人阶级应该重新寻找真正的同盟者资产阶级。

（三）杜林错误观点影响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

19世纪70年代，杜林在德国贩卖假社会主义，严重影响到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70年代俾斯麦完成德国统一，掌握了国家权力不再需要杜林，将他抛弃。为了寻找出路，杜林“改信”了社会主义。1875年，为了顺应德国工人普遍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统一的要求，当时的艾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威廉对拉萨尔派一再宽容和忍让，使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大大提高。在俾斯麦大搞“反社会主义法”和两个政党刚刚合并还不稳定的情况下，杜林开始大肆宣传假社会主义，企图蒙蔽工人阶级，破坏工人运动。杜林主义对于德国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造成了错误的引导。

杜林试图用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从根本上抹杀掉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阶级属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作用，以使工人阶级顺从于资本主义的金钱之下，顺从于普鲁士王国的统治之下，将德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以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他将资本主义的本身固有的矛盾以及分配的不平等都归结于是资本主义制度之外的暴力造成的，想以此蒙蔽工人阶级放弃暴力革命。他大力宣扬工资就是工人出卖的全部劳动力来掩盖资本家剥削的实质，他将经济危机的发生归结于人民消费的落后，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天然产物，将资产阶级的缺陷说成是工人阶级造成的，从而导致工人阶级对此感到愧疚最终放弃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性。杜林的假社会主义影响了一大批反马克思主义学者，影响十分广泛。在杜林主义产生以后，影响最大的就是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于杜林大加赞赏，吹捧杜林为“卓越的思想家”“最坚强、最热心的和最勤奋的先驱”。在杜林的影响下，伯恩斯坦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宣言》早已经失效了，在19世纪20年代初创立了歪曲、修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主义，对之后的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另外，由于党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掌握还不深刻，所以杜林的假社会主义对当时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和党员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奥古斯特·倍倍尔对杜林表示很认同，认为杜林的著作是继《资本论》之后的优秀作品之一。在1877年5月27—29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再次在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杜林派利用大会讲坛对恩格斯进行攻击，党代会代表约翰·莫斯特等43人提案，要求停止在《前进报》上刊登恩格斯同杜林论战的文章，这一提案得到了很多党员的赞同。另一位代表尤里乌斯·瓦耳泰希发言说，杜林、马克思、恩格斯对党都是有益的，但恩格斯文章的调子容易弄坏胃口，建议出版小册子而不在报纸上发表。杜林主义对于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为了揭露杜林的假社会主义，捍卫科学社会主义，保护刚刚成立的社会民主党不被引向错误和分离的道路，恩格斯不得不对以杜林为代表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正如恩格斯所说：“这部著作绝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前才最终统一起来的政党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可能，这样做完全是必要的。”[4]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

（一）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的理论前提

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物质生产方式以及交换方式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它们决定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产品分配以及社会阶级或者等级的划分。因此，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变革的原因和方法应该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应该在那个时代的经济变化中寻找，应该在现实的基础上寻找，而不是在某个“天才”的思维中或者在哲学中凭空构建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是这两大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这样，科学社会主义就同拒绝一切政治行动，反对阶级斗争和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主张阶级调和，幻想通过宣传、试验等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唯物史观揭示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指明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领导，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发挥、不依靠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是由于看不到无产阶级及其他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因而把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寄托在个别“天才人物”身上，甚至乞求统治者发善心来帮助其实现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虚幻的、空想的。

恩格斯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矛盾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生产资料、生产本身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社会化，这种有计划地组织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应该归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有，但是资本主义的占有形式是以私人占有为前提的，这些产品全部被资本家占有。就是说，“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5]恩格斯认为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6]资本家将雇佣劳动方式变成了整个生产的基本形式，将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生的雇佣劳动者，此外封建制度的崩溃导致封建主扈从人员以及农民也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导致了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彻底分离，并不断集中在资本家手中。“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7]其二，“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这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8]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了获取利润，资本家的企业内部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生产过程以便于产品生产，具有极强的组织性。但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社会关系的控制，生产者没有办法掌控产品生产规律，自己的产品是否被市场需要，需要的数量是多少，是否能够在市场中完成交易，是否能够获取利润从而转化为扩大生产的资本，资本家没有明确的答案，只能盲目地进行生产，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在这种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推动下，通过增加产品的数量来抢占市场份额，最终造成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危机。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以及改进机器来提高生产率，那就意味着工人们受到的剥削加重以及越来越多的工人被机器所淘汰而成为无产者。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两种表现中不断运动，不断推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矛盾达到了顶点，无产阶级必然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