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要旨与特质：习近平资本观的三维阐释

[摘要]习近平资本观是马克思主义资本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资本观，它的生成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理论赓续看，它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资本思想；从历史来源看，它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人资本观的主脉络；从文化继承看，它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从现实洞视看，它体现了对现实实践中资本无序扩张问题的深刻审思。资本作用系统认识论、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论、资本理论深化研究论，构成了习近平资本观的内容要旨。在资本作用系统认识论方面，习近平资本观认为，资本具有繁荣市场经济、优化人民生活、强化国际竞争、助力科技发展等多重功用价值；在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论方面，习近平资本观既肯定了规范和引导的政治、经济价值，也明确了法律制度保障、主流价值弘扬、利益分配协调、资本领域反腐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等规范和引导的实践路径；在资本理论深化研究论方面，习近平资本观认为，深化研究既要明确着力点，也要注重历史维度与现实关照。这一资本观具有显著的特质，首先，视野特质，具有深远宏阔的战略视野；其次，实践特质，秉持实事求是的实践态度；再次，思维特质，坚持科学严谨的辩证思维；最后，价值特质，体现深厚浓烈的人民情怀。

[关键词]习近平；资本观；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2—0011—07

习近平资本观具有清晰的生成机理、丰富的思想内容以及显著的特质。它是创造性回应新时代资本发展问题的理论表达，为丰富马克思主义资本观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是新时代资本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一、生成之维：习近平资本观的生成机理

习近平资本观的形成与发展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从理论、历史、文化、现实等维度综合把握。

（一）理论赓续：承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资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资本思想是习近平审视现实问题的基本理论指导。习近平资本观的形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资本思想的丰富滋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资本思想理解不够全面，而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以及唯物辩证法。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太古形式是经常发展货币的商业资本”[1]。换言之，资本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语境下的资本进行了全面、理性批判。第一，关于资本剥削剩余劳动的批判。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核心就在于它能增殖。“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2]。资本实现其价值增殖的方式是尽可能多地吸吮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在考察剩余价值生产时，深刻揭露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途径。“资本的增殖，即资本所生产的超过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资本的生产力，包含在被资本占为己有的剩余劳动中。”[3]只要资本存在，其最大限度地剥削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就不会改变。第二，关于资本引发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批判。从资本生成维度看，资本是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是由社会许多成员集体创造。“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4]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集体的产物，对于它的主要创造者——工人阶级而言，却是一种支配与压迫的力量。工人阶级，“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吸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5]。随着资本积累以及扩散，更加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平等。

马克思也阐明了资本的历史作用。一方面，资本这一价值增殖动力机制关系的生成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动力作用，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6]另一方面，资本推动了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资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社会分工以及生产交换需要不断扩大，要突破地域以及民族界限，将各个区域、各个民族置于生产以及交换的普遍联系之中，突破了过去狭隘的地域性历史对交往的限制。

马克思虽然对于资本问题提出了丰富思想，但是在现实实践上，没有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如何运用资本留下具体的实践指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在对苏维埃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后，在深入理解马克思资本观深刻内涵的基础上，他一方面主张，在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利用一切机会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特别是资本的运用。“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在一个破产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7]另一方面，他也主张，要重视对资本的有效调控。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任由资本泛滥，要规定资本的发展范围，这个范围是“十分狭小，十分‘适度’的”[8]。无产阶级政权要始终保持对资本的驾驭权，“将来怎样，这要由我们来决定”[9]。

由上可见，马克思、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资本思想可谓内涵丰富且价值立意深远，对资本有透彻分析，这为习近平资本观的生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二）历史来源：延续中国共产党人资本观的主脉路

习近平资本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它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人资本观的主脉路。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资本的论断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但是从思想主脉路来看，从革命、建设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丰富的关于资本的思想观念。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就认识到要想巩固统一战线，就需要允许一定资本的存在与发展。他强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10]159。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保护工人阶级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0]159。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于民族资本有两大基本观点。一是要注重对私人资本的限制。“就我们的整个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11]二是要保护民族工商业。由于中国经济仍较为落后，所以，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的积极作用。“私人资本主义有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积极性……应当容许它们在战后经济结构的存在与发展。”[12]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对资本相关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刻回答。首先，社会主义可以使用资本。“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13]130其次，对待资本运用要敢闯敢试。他鼓励大家不要怕，要大胆试，要自信。“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13]65江泽民重视资本运用问题，特别是对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有深刻认知。“外资利用得好不好，极为重要。我们的经济早日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有本事利用好外资。”[14]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对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资本组织形式为社会主义所运用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另外，他对资本与所有制没有绝对对应关系也有更加深入认识。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深刻认识到，要想不断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向前发展，必须深化对资本要素的认识与运用。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15]633。胡锦涛也认为，资本要素应给社会带来剩余积累，国家要以此为基础。“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建设和谐社会。”[15]642中国共产党人的资本观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习近平资本观的生成也离不开对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共产党人资本观主脉路的赓续。

（三）文化继承：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

前面论及资本的本质在于价值增殖，它是一种追求价值增殖的商品经济存在形式。它并非仅局限在现代时期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古代社会就有诸如商人资本、高利贷资本等“古老形式”的资本实践。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储藏有丰富博大的与规范和引导资本有关的智慧结晶，成为习近平资本观生成的重要来源。其一，儒家民本思想。孟子曾基于王道主义的政治主张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在儒家价值观中，统治者在社会治理中必须体恤民情，它为习近平资本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精神养分。其二，传统分配正义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贫富有度、均贫富等”的分配正义观。儒家反思兼并土地、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所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在财富分配上提出等级分配以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管仲曾指出“贫富无度则失”（《管子·五辅》）。而墨家、道家对于社会财富分配则有另一重维度理解。他们认为“官无常贵，民无常贱”，不能因为固定的社会阶层而予以适当分配，应该做到“有财者勉以分人”，换言之，富者应该将多余的财富分给穷苦的人，保证穷人能够生存下来。《老子》更是具体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尽管存在不同认知，但是总体来看，都强调要注重分配正义问题。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加剧社会贫富。习近平资本观，其中一大重要方面涉及如何有效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处理好资本与利益分配问题。这一资本观，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分配正义观中的精华部分，摈弃了其不合时宜的部分。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思想精粹是习近平资本观生成不可或缺的精神酵素。

（四）现实洞视：省思现实实践中资本无序扩张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倾听时代声音并找到问题所在。习近平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习近平资本观的提出，也具有强烈的现实逻辑，它也是省思现实实践中资本无序扩张问题的产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对于经济增长以及改善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从经济层面看，资本无序扩张在资产管理、房地产等领域尤为突出。在资产管理领域，不少银行机构的资金以及非银行机构的资金，抑或部分实体企业资金，较大部分都融入资本扩张的进程中；在房地产领域，资本扩张集中表现在，一些企业不断利用高杠杆推动高地价，再利用高地价推动高房价，很多工薪阶层面对高房价，贷款买房，购买力被严重透支，出现大量“房奴”，实体经济受到挤压。从政治层面看，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资本在获取经济利益之后，资本可能会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渗透，甚至会通过贿选、结成利益联盟等方式，影响政权运行，影响党的作风、消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宗旨。从文化层面看，在资本扩张的影响下，我国的文化艺术领域出现过于娱乐化、商业化的倾向。在资本扩张欲望的驱使下，资本通过不断制造娱乐受众的虚假性需求，并运用各种策略来“圈粉”，把这种对娱乐的虚假性需求转化为受众对娱乐的无度需求，从而达到使受众沉沦于娱乐化景观的规训与引导。总之，如何有效应对现实实践中资本无序扩张问题，使资本能够得到有效引导、健康发展，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更好向前发展，这是习近平资本观形成的现实因素。

二、要旨之维：习近平资本观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对于新时代资本问题作了重要论述。资本作用系统认识论、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论、资本理论深化研究论，构成了习近平资本观的内容要旨。

（一）资本作用系统认识论

习近平资本观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作用问题。其一，资本对于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价值。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具有双重性，它作为生产要素，具有一般性；可是又体现生产关系，故而也具有特殊性，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制度架构下，又具有个别性。作为工具、手段属性的资本，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习近平对此有深刻洞察，“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16]。其二，资本对于优化人民生活具有重要价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长期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习近平对于资本优化人民生活问题具有深刻把握。因为资本会将社会中各种资源都投入到市场流通中，继而“便利人民生活”[16]。其三，资本对于强化中国的国际竞争具有重要价值。资本是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资本市场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因此，习近平特别强调，要激发各类资本活力，发挥资本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的作用[19]。其四，资本对于科技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而言，科技强国建设是一大重要任务。科技强国建设，必须重视科技发展。习近平指出：“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条件，发挥好我们的优势，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协同创新，优化创新环境，形成推进创新的强大合力。”[17]因此，资本有益于“促进科技进步”[16]。

（二）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论

习近平对于资本的负面性，也有深刻理解。资本具有显著的逐利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16]。因此，这一资本观，基于对资本的辩证认识，提出了要加强对资本发展的规范和引导。这一资本观对于“为何”“如何”对资本发展进行规范和引导问题，进行了科学而又深刻地回答。

一方面，深刻阐述了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的重要价值。既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6]，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它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16]。特别是对于“共同富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坚持在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等方面应作出持续有效的努力，强调“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18]。资本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约束，它的负面影响就会扩大，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进而影响共同富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