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的规范与引导

[摘要]马克思对资本的辩证评析是中国式现代化规范和引导资本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探索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贯穿着对资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发展。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既实现了对资本力量的“用其所长”，又保证了资本运行始终处于社会主义力量的规范和引导下发挥正效应，始终保证人民是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受益者。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积累了宝贵的规范和引导资本的经验，主要包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资本；规范；引导

[中图分类号]F124；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2—0027—07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复制品，也不是苏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衍生品，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对资本的规范和引导。中国共产党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历史证明，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健康发展，用资本力量之所长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此为基础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客观规律又符合人民需要的现实的正确选择。

一、马克思对资本的辩证评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2]如果将资本具体化，那资本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利”[3]31-32，就是不断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无止境过程，更是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天然是逐利的，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逻辑统摄下的资本却成为“万恶之源”，马克思以科学的态度对此进行了辩证评析。

（一）揭露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的丑恶面

首先，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的产生逻辑做出了最本质的揭示，即“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297。一方面，对国内的土地和劳动力，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和资源，迫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工人，从而扩大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家的利润。同时，城市手工业者也遭到同样的剥夺，他们被迫成为工厂工人，被迫处于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尽管面对剥削和虐待、工时长但工资低等不公平的对待，但为获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不得不拼命地工作。另一方面，面对海外的巨大财富资源，殖民地掠夺成为另一种重要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率先通过工业革命迈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通过战争和殖民，掠夺其他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获取了巨额的财富。奴隶贸易也是原始积累的一部分，欧洲国家从非洲大陆绑架和贩卖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作为奴隶，为自己的生产体系提供廉价劳动力。这种掠夺性的殖民主义引发大量的暴力和不公正，给原住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资本逻辑支撑的发展就是依靠血腥和暴力，血和肮脏的东西遍布其全身。

其次，对资本生产过程的批判。资本的生产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增殖过程。在资本生产逻辑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导致人的异化、资本的物化以及剥削与奴役无产阶级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进入劳动市场寻求一位资本家购买其劳动力，看似是工人在自由地选择资本家，而面对庞大的劳动力基数，为求到一份糊口的工作，工人只能一再地降低自身需求。事实上，工人在进入自由市场伊始，就处于看似自由而实际上不受任何保护的状态之中。工人被资本家雇佣后，资本就“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5]306。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工人成为资本家可以任意操作的提线木偶，资本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去扩大超出工人自身价值的价值，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降低生产成本等方式攫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起初所讲的“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6]，换来的是工人没有选择的权利。资本家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是资本家和货币储藏者所共有的”[7]179。在资本逻辑统摄下，持续地剥削和压迫、长时间处于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中最终导致工人身患重疾或过劳而死。资本在无限和不间断的资本积累中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值，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原罪是一致的。

最后，对资本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导的工业化所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而导致的工人生活环境持续恶化的现状，进行了持续关注。一方面，资本追求增殖和无限扩张的本性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危机和生态恶化。自然界作为一个可以无限压榨剩余价值的“有用物”被纳入生产过程中，成为资本家谋取利益、满足其需要的手段和工具。自然界中储备的自然资源被资本家不加限制地开采、掠夺，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高消费品被消耗。过度的开采和消耗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的失衡。相比于对环境的破坏，其对生态环境的“养护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7]。燃烧煤炭产生的大量浓烟污染着空气，冶金、染坊产生的废水、废渣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到河中，造成河水“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浑浊不堪了”[8]。不单单资本控制的工业领域是这样，在农业领域也是如此。“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4]234另一方面，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导致底层生活环境的恶劣，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具体分析了煤矿、冶金等各行业工人们遭受的恶劣工作环境的情况，如磨工面对着大量灰尘状的、极细微的、有尖锐棱角的金属屑的迫害，冶金和玻璃制品工人面临着高温的危害，采矿工人每天都在狭小、黑暗、潮湿的地下巷道里工作，患上肺部疾病已经司空见惯。此外，居住地的水源和空气污染也极其严重，甚至工人们只能吃质量很差的马铃薯，肉经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鲜活的事实证明，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生产“不是为工人健康着想，而是为便利产品生产着想的环境下进行”[9]。

（二）对资本的文明作用的肯定

在批判资本黑暗面的同时，马克思也揭示了资本的文明一面，即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因素的创造[10]。

第一，资本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推动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1]资本的拓展撬动了中世纪神学的地基，为拨开宗教迷信的迷雾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启新的理性生活创造了物质基础。从马克思对资本的揭示看，资本打开了人类发展的闸门，使得人类获得了远超于传统的丰富的需要。这种日益丰富的需要不仅是衣、食、住、行等方面数量与质量上的提升，更使得人“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12]。此外，资本还利用机器等先进工具代替人类的劳动，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为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加和社会关系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二，资本对孕育新的社会形态起到推动作用，促进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资本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落后发展到先进、由分散的区域性到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世界历史。资本创造了一个新的、与之前“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3]90的社会阶段完全不同的新阶段。人类开始摆脱了对自然的崇拜，在面对自然时人类将其视作真正的人的对象。人类开始摆脱封建制度严苛的等级制度和特权，“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13]，哪怕依然是被别人统治着，然而“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14]200、更能被接受了。相对于奴隶制、农奴制，资本极大地促进了人的政治解放、独立发展，但其催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又造成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所以马克思指出：“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9]406资本主义本身不可能支配这个“魔鬼”，唯有寄希望于新的社会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对资本认识的突破

回顾党的百年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力量，借此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与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实践，“理解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15]。中国共产党在规范和引导资本力量的实践中，既实现了对资本力量的“用其所长”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有效地控制了资本的无序扩张，使资本始终处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导控范畴之内。

（一）对资本的节制

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就对资本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李大钊认为，资本是“指那些能够生出使用费的东西”[16]，应当“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17]。陈独秀看重资本的促进作用，认为资本是一种经济力量，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东西”，提出“资本归公”“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18]的构想。这也为之后中国共产党探索利用和控制资本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在党纲中明确提出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党的三大（1923年）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成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在孙中山主持下的召开、新三民主义的产生、第一次国共合作，“民生主义”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节制资本”，要“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毛泽东在早期革命实践中，提出要利用好资本的力量来搞发展；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提出“在苏维埃法律范围之内，尽量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也要“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做到“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19]130；瓦窑堡会议后鲜明地提出“保护和鼓励民族资本的发展”[19]160；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20]。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资本的认识还处于起始阶段，总体上是以节制资本为主，同时也认识到需要利用资本的革命性。将具有一定革命性的资本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将有助于革命和民生的民族资本加以保护和鼓励，将阻挠革命、迫害民众的官僚资本给予消灭，将其他私人资本给予节制，进而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助力革命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利用资本的探索为后来能够平稳地实现对资本的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对资本的改造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贡献和为快速恢复国民经济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开始鼓励并扶持有利于国民生计的民族资本企业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一方面，鼓励发展有利于国民生计的私营企业，促使其在合法规范、为国为民的道路上发展，对其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态度；另一方面，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和哄抬物价等恶劣资本行为，防止资本破坏经济秩序和初生的国家政权。进入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反思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国有化和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强制集体化的教训，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金融业的改造，采用“四马分肥”等和平赎买的政策实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全部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这不仅实现了在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赎买构想”变成现实。完成“三大改造”后，毛泽东提出：“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21]党的八大后，毛泽东提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2]在这一时期，由于资金的严重短缺、市场供求关系紧张、技术水平和技术人才极度缺乏，以及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等诸多国内外情况影响，致使此时的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行政计划而展开，必须集中有限的资金、资源，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1957年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资本=资本主义”的观点盛行，在这一阶段资本被教条地对待，盲目批判资本为“万恶之源”。总之，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保留一小部分私有制，实现了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实现迅速发展，工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被动卷入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到主动改造资本的转变，实现了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完成对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对资本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也为改革开放后探索资本在计划与市场良性互动中的强大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