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是依托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所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形态，主要体现在民主政权建设、军事斗争、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继承和发展，对新中国成立后党从局部执政转向全面执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这一时期的探索实践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启示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坚定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关键词]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历史经验；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2—0062—07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创建至1949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历经28年的浴血奋战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党在长期的革命考验中、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成长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党实现全国范围执政之前，曾经有过苏维埃时期、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其中延安时期是指从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落脚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前委从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继续革命事业。近13年的跨度，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前期，这一时期局部执政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对于新时代的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一、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基本情况

（一）局部执政的概况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范围主要是指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亦称边区），可以具体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伴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并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包括晋察冀、山东、华中等十多块儿根据地；另一类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党领导创建、并得以留存下的革命根据地，比如长征过程中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即后来发展成为的陕甘宁边区。各个根据地的人口从最初的约150万人发展到近一亿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最初的5万余人壮大到近120万人。解放战争前期，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基础上，在解放区陆续建立起人民民主政府，为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人民民主专政做了充分准备。

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有着大量生动的体现。一是在民主政权建设方面。明确提出各个根据地的政权是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权利；设置了各级参议会作为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设置了民主政府和法院分别作为行政、司法机关，制定颁布实施了参议会组织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婚姻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初步显现了法治思维。二是在军事斗争方面。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充分发动并组织起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发明了“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经典战法，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使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力地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敌后战场逐步成为抗日的主战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成长为抗日的中坚力量。三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为了克服抗日民主根据地面临的经济困难，1939年2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之后全党探索出要坚持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在全军范围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抗战后期的边区大多实现了“耕三余一”1，部分甚至实现了“耕一余一”。此外，在根据地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普遍减租减息，提升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四是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根据地积极进行干部教育和人才培养，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卫生学校、延安自然科学院等机构，对于提高干部和各类人才的政治文化素质做出重要贡献，各类机构依托党报党刊等宣传舆论平台充分发挥作用，同时还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文艺演出等，使延安成为广大革命者心驰神往的“圣地”。

（二）局部执政的鲜明特点

党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的实践，整体大背景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着重体现为抗日战争及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但挽救民族危亡是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在反侵略、反独裁的斗争中，为最大限度组织动员起广泛的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对峙后再次合作。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社会基础、执政方式、能力效力方面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也赋予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鲜明特点。

1.执政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这一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同时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力于解决主要矛盾，但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国共两党党情不同，实力不同，对形势的认知和判断不同，因而在抗日战争中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而政权上则更是存在三类：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国民党政权、汉奸伪政权。分别存在并表现于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种不相同的地方及情势：沦陷区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国统区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抗日民主根据地则是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针对此种复杂局面，在沦陷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1]；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广泛团结各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党组织、政权机构、军队组织和群众团体。可贵的是，党的局部执政实践使抗日根据地呈现出的崭新面貌，使国人在对比中形成了全新的客观的认知，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分别考察了重庆和延安之后，感慨道“中国的希望在延安”[2]，李公朴先生赞叹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象征着光明灿烂的前景。”[3]

2.执政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抗战时期就中国的阶级状况而言，占绝大多数的群体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人口成分的主要构成；与之相对应的少数群体则包括了无产阶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同是少数的情况下，两个群体之间矛盾尖锐，且呈现出尖锐对立态势。在此背景下，以工人阶级即当时中国社会的无产者为阶级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自然要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即尽量争取并团结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体。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4]，在后来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实践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阶级上看，抗日民主政权逐渐覆盖了工人、农民（雇农、贫农、中农）、小资产阶级，后来还发展了认同认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开明富农、地主、资本家等；从党派上看，抗日民主政权逐渐覆盖了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从民族上看，抗日民主政权规定边区的各民族居民一律平等。正是执政的社会基础不断拓展，为党的民主政权建设凝聚起了磅礴力量。

3.执政的中心任务是抗日救国和民主建国。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延安时期党的首要主题都是围绕抗日救国这一主线，无论是政权建设，还是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队建设，都是率先服务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一目标。此外，民主建国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又一重要主题，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旗帜鲜明提出了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指明了全民族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国家发展的走向。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积极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奋斗，通过重庆谈判，使国民党迫于时局暂时承认了“和平建国”方针，但却积极筹备部署兵力企图发动内战以巩固其一党专制。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军事上予以有效应对，还在政权建设、财政工作、土地改革、民主建设等方面予以探索，主要体现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上。1946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揭开了解放区土地立法的序幕，到1947年下半年已有2/3的解放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刘少奇同志主持下的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都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广大农民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各解放区针对基层党组织中客观存在的问题开展了整党运动，其基本内容是“三查三整”1，使党同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切实加强了根据地基层党组织工作，也进一步巩固了基层政权建设。

二、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重大成就

（一）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并率领红军队伍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后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率领红军落脚陕北，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期间毛泽东同志充分显现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领导才能。伴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方针，但初期共产国际对此不甚理解且不甚放心，尤其是王明自共产国际回国后，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对中央工作横加指责，最终任弼时等赴共产国际汇报相关情况后，由王稼祥带回并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应当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5]经过延安整风，党内进一步清除了“左”倾、右倾错误的影响，在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全党空前一致地认知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思想上，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6]党的七大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毛泽东思想也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继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政策

党在延安的局部执政始终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前进方向，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取得丰硕成果。一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在局部地区取得成功，成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模型。在局部执政中不断完善的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根据地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典型范式，广泛地影响了全国各地。二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为新中国建立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做了重要准备。党在延安时期的经济政策，也是从统一战线方针出发，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同时注重保护并发展民族工商业，充分调动了不同阶级和群体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三是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成为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导方针。这种文化超越了阶级属性，不单纯局限于无产阶级文化，更是理清了同国民党统治下封建专制文化的根本性区别，集中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独裁专制、反对封建糟粕。

（三）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干部和各类人才

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探索实践，使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区域成为一方革命热土。边区建设的盛况吸引了诸多群体前来参观考察，其中有民主人士，有爱国华侨，甚至一部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另外，还有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在感召和吸引下大批量来到延安，追求进步与光明，投身到边区建设和革命实践中，将爱国之志转化为报国之行，为边区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党还创办了数十所培养各类人才和干部的学校，比如1937年1月跟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的红军大学，即之后的抗大，其学员最初是由红军队伍的中高级干部，而后期也扩招了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这些毕业生们也陆续成长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骨干力量。此外，还通过各种渠道着重培养了一批管理人员和科技人才。“华北地区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在1936年、1937年参加工作的学生，就是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了，而且搞得很好”。[7]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的成长壮大对抗战胜利、边区建设、接管城市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进行了人才储备及培养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