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研究：回顾与展望

[摘要]效率与公平关系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热点，特别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重大论断的提出，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成为学术界深刻关怀的重大命题。学术界大多集中于学理依据、演进历程、基本原则、价值意蕴等，已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但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高度的前瞻性研究和比较研究还有欠缺、历史演进阶段划分还待深化、基本原则阐释与现实结合还待密切、价值意蕴切入视角较为局限等。未来研究应更多站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高度、拓宽学科视野广度、加大多重比较力度、拓展规律阐释深度，应成为学术界的学术自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效率；公平；辩证关系；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3—0012—07

[作者简介]郜志刚，男，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杨刘玥，女，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深刻阐述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其中之一就是“效率与公平”[1]的关系。研究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成为学术界深度关心的重大命题。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本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还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强化高度、以多学科视野拓宽广度、以多重比较加大力度、以规律阐释挖掘深度。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学理依据

国内学术界在探讨效率和公平关系问题时，大多以马克思主义公平效率观为基础、以西方公平与效率理论为借鉴、以中国共产党效率公平思想为来源，这三部分构成了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的主要学理依据。

马克思主义公平效率观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的理论基础。学术界主要立足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三大视域展开研究。第一，马克思通过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规律等内容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要义，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对我国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劳动者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第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深刻剖析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从资本再生产和积累、资本原始积累和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内容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为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共同富裕，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高资本运行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3]第三，马克思通过揭示“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的矛盾困扰，阐发了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方式来提高社会整体效率，要依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分配收入，这体现了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引导更多人自愿参与到生产劳动中去，提高经济效率水平，具有重要启示。[4]

西方效率与公平观对我国正确处理好二者关系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第一，以西方经济学为视角，阐释效率和公平的互补关系，基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从公平规则与“均等分配”“社会平等”与市场缺陷、动态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大化说明两者关系的经济内涵，为我国在对效率与公平进行取舍权衡时提供了选择借鉴。[5]第二，以西方公平效率理论的演化为线索，基于古典经济学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时期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时期四个时期，公平与效率关系理论经历了公平优先阶段、效率优先阶段和平等效率交替理论的形成阶段，学术界以此为依据来分析比较中西方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演化差异。[6]第三，以若干典型国家公平与效率具体结合状态为分析样本，认为西方国家对公平与效率的选择实践是基于不同国家自身的独特特征，这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提供了有益经验教训。[7]还有西方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进行了评价，中国共产党作为平衡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领导力量，肩负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战略性方针政策制定职责，是引领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定海神针”；中国提出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二者关系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文化基因，经济平等理念指导中国在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效率公平的思想精髓，使在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仍具备科学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审慎应对世界挑战的思想理论基础，着力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在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时所出现的二者对立。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式现代化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提供了直接依据。第一，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中国共产党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基于不同历史时期深化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论体系，在维护社会公平、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中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8]第二，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视野，效率与公平关系经历了以公平促效率、以效率促公平、效率与公平更加平衡的探索历程，证明了实现效率与公平辩证统一是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统筹兼顾二者为有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历史依据。[9]第三，基于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交互性社会关系、提出人人享有的分配格局、建设共同体生产活动等现实举措包含我国对物质富足的诉求和对财富公平正义分配的现代化取向，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反思，区别了东西方基于不同生产关系对待经济问题的逻辑差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坚持创新成果的信心与底气。[10]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关于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问题的主要学理依据，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效率公平思想时大多从不同视角围绕其公平正义观展开，但也要着重突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公平与效率的关联性，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基点加强对二者辩证关系的学理性认知，总结得出对中国式现代化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现实指导结论；在研究西方效率公平观时大多依据理论的演化线索展开，但西方理论因其固有的立场，不能作为理论指导更不能作为立论或研究的依据；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效率与公平观念时，我们不仅要以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逻辑演进为依据，而且要具备问题意识，与时俱进，从不同视角看到历史经验及成就对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正确处理且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中蕴含的价值、存在的不足及现实启示。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历史演进

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效率与公平关系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划分主要从历史时段、不同学科、不同政策等视角展开研究。

第一，基于不同历史时段。一是依托百年党史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耕者有其田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平均主义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效率优先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更加注重公平时期探究中国共产党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百年实践历程。[11]二是立足新中国历史，建国初期是“公平优先”阶段，改革开放后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阶段，新时代以来是“更加注重公平”阶段。[12]还有一种观点，把中国共产党对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探索和实践分为五个阶段，即追求绝对公平，实施平均主义政策；坚持效率优先原则，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美好生活。[13]三是以改革开放以来为时间轴，划分为公平与效率相分离、“兼顾公平与效率”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注重效率，维护公平”和“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三个阶段。[14]

第二，基于不同学科审视。一是哲学上，中国共产党公平效率观的历史嬗变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是“公平的贫困”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二个阶段是“贫困的公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确立，第三个阶段是新阶段“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统一”。[15]二是政治经济学上，基于不平等的边际收益分析政府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问题，把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重效率”的经济起飞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公平”的经济成熟阶段、以更加注重公平问题为“高标准”的大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6]三是伦理学上，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遵循的是集体主义社会伦理；改革开放时期打破“平均主义”意识，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伦理理念；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机会公平，发展共享”代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体现的是“包容性增长”的共同体主义伦理思想。[17]

第三，基于不同政策。一是围绕经济政策，基于新中国分配制度的演变，把效率与公平矛盾的形成分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变革收入分配体制生产效率提高、21世纪初收入分配要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三个节点。[18]二是围绕社会政策，改革开放之初，“效率基础上的公平”观是社会公共政策取向选择的必然，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下，公平与效率之统一是我国社会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基本选择。[19]

西方有学者基于“共同体”视角，分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价值体系间的深刻关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转换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以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共同富裕”为始，到邓小平同志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国始终向着经济财富与社会福利间的平衡做出不懈努力，表现出我国在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广阔视野和纲领性战略。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研究从不同视角切入，清楚划分了我国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演进阶段，有针对性地阐释了不同发展时期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差异。但是，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和拓展的当下，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背景下透彻研究不同时期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思路和举措，是目前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历史维度着手，在深入探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逻辑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现实背景，运用辩证发展的思维透视我国在不同时期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实践历程，突出梳理正确处理好二者关系与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相互作用，从而清晰梳理效率与公平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发展脉络。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研究，学术界大多通过追溯人类文明史的代表思想、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展开研究。

第一，基于追溯人类文明史的代表性观点。一是从社会契约思想来看，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从人的自然状态出发，提出人民主权和权利平等的原则，以“公意”思想论述了基于平等的自由观，为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平等与公平的原则下，发挥国家制度和组织手段的作用控制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平衡，构建以公正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启发。[20]二是从自由主义平等观来看，罗尔斯为解决偶然因素给社会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在正义的第二条原则强调了“差别”，即应该在保障社会全员基本利益的前提下着重关注劣势群体，使他们享有真正平等的机会，以此谋求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我国在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过程中坚持差别原则，以先富带动后富缩小区际差异，坚持社会公正的互惠互利规则推动形成彼此合作的良好局面，有益于增强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内生动力，这与罗尔斯提出的正义原则相契合。[21]三是从马克思的公平正义观来看，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平等剥削的实质过程中，立足人的彻底解放形成了分配正义思想，针对社会的分配方式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和在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原则的设想，是对资本主义正义原则的超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与生产相适应的制度原则和分配原则，提高了广大人民的劳动效率，着力避免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创造了前提，这与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一脉相承。[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