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特性、优势转化与守正创新

[摘要]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战略实践，这一战略实践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鲜明特质与战略优势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顺应了“十四五”时期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发展，极大拓展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外延，也为我们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指明了前进方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特性；优势转化；守正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4—0005—15

[作者简介]沈建波，男，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党校副校长，法学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打破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的妄言，展现了人类现代化的新图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抓手，进而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深谙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及其实践之道，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发展奇迹。

一、深刻认识和把握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特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国家治理的变迁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从“治理”到“治理现代化”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阐释了“统治”的本质，即依靠暴力来维系国家秩序及其政权。伴随着国家政权建立以后逐渐稳定，国家统治开始向国家管理转型，即“国家政权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对各种投入要素的优化组合和高效利用以实现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等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120世纪80年代，国家管理开始向国家治理转型，这也是为了更好适应全球治理变革的发展需要，单纯的国家管理则难以融入全球治理变局，国家管理代替不了社会治理，国家的强治力量也无法代替社会各种治理力量，治理的主体开始由“一元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型，即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有机融合起来，更加凸显了多元主体适应现代化变革的“共建共治共享”理念逐步形成。“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时代形势和条件变化、具体国情和发展水平变化，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制定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客观实际、富有感召力的发展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而奋斗。”2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实践，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和清醒把握，这是由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决定的，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既简单明了又寓意深远。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简单明了是指其所指向的内容和目标简洁明快、通俗易懂，即新时代“中国之治”的目标就是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近代以来的中国，历经战乱、叠经动荡、饱受屈辱，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不懈奋斗的理想，重新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昂扬屹立是中华民族心理深处的深切呼唤。这是复兴的召唤，也是历史的呼唤，更是人民的期盼，它所产生的强大的全民族性的热望与追求，至今仍在源源不断地产生着磅礴的复兴伟力。“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恰恰用高度形象化的方式凝练了这种源自全国各族人民内心深处的理想追求和深切呼唤，既体现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又符合实践发展的新要求，它不仅拓展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内涵和实践外延，更明确了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知所从来，才能明其将往。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更大的历史坐标，把握其深刻的历史逻辑。中华民族的深厚历史底蕴注定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探索之路，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与发展阶段性相结合，指向焕发着不一样光彩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无论富国或穷国，无论强国或弱国，也无论大国或小国……这些曾经出现过的兴衰，有的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有的已经灰飞烟灭、彻底梦碎，有的还在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人类现代化的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特质与价值意蕴的现代化实践，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它是稳步迈进全面的、高品质的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明确不确定性中最大的确定性。“两个确立”是新时代最重大政治成果、最宝贵历史经验、最客观实践结论，是党和人民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主要体现在把准政治方向、主导社会治理等方面。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作用不但体现在执掌国家政权，更体现在持续有效地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坚持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发挥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各领域、全过程、全环节，确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在纷繁的形势面前，在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变革的激荡之下，要沿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开展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而完成这些使命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排除很多阻力，应对很多挑战。面对这些风险挑战，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在众多的不确定性中发现确定性，在复杂的不确定性中建构确定性，更好适应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让发展的步伐走得更坚实、更有力量、更见神采、更显底气。

第二，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任何实践都是主体性实践的回归。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我们党所从事的全部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局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1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理所当然应当是全体中国人民，而不是社会中的某一部分、某一阶层或某个集团。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它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以往的治理范式，能够汇聚起最广大人民最广泛的支持、能够最大限度地汲取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而呈现出波澜壮阔的伟大景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实现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十四亿乃至更多人口的国度中实现共同富裕，在为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实现东方大国的和平发展，因而是全新的事业、全新的探索、全新的实践。“圆新梦，走新路，离不开改革创新，而人民群众是改革创新的主体。”2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3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征程中，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不但已经建成了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创造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而且必将在迈向未来的道路上开新风、出新策、创新业，推动“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坚毅前行。

第三，立足国家战略推进创新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认为，事物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在一定的条件下对事物获得的正确认识具有相对性，随着时间地点的推移，认识也必将随之向前推移。坚持创新转型，能够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正确战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主观地随意改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它也将丧失其必然性、合理性，而为新的发展战略所取代。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4能否制定一个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战略，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的影响极为重大。当今世界，经济、技术的竞争愈加激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跟上时代潮流，不被历史所淘汰，或者想不断发展，处于世界前列，必须要有一个符合本国国情、适应时代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面向的却是更长远的百年，体现了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邃认识和科学判断，需要正确处理好长远性和当下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原则性和灵活性这三对关系，着力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性，坚定扛起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我们的“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

第四，保持国家战略实施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1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战略体系都应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其本质特征、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全面性、战略性，才能为战略实践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引。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战略的特征，它们相互联系、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其鲜明特质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同步变迁和有意识演进，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的战略构建。发展是应对困难的最好武器。正因为发展战略研究制定的是中长期发展规划，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涉及的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发展战略一旦制定就要保持其稳定性。当然，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战略的实施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也会不断地进行调整。这些特性要求在与时俱进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用系统观念、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统筹谋划、分类指导、周密组织，使各层次、各方面、各要素系统系统贯通起来，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范式。

第五，全面推进走向善治的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2。但是，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3，即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何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不同的路径选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全面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这一国家战略并对其进行功能定位，这是因为法治需要前进方向，党的领导是法治的根本保证。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法治保障，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恣意横行”5。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使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6未来，需要将法治中国建设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当作中国“宪法”中的“根本法”确定下来，这就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给国家、社会、人民一种稳定的期待，更好适应国家和社会治理变革的新要求，构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7这一论断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选择上的科学认识和高度自觉，即选择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如何选择国家治理体系，并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现实一旦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离开了具体可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条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会成为空中楼阁、镜月水花。因此，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历史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国家治理之道，把它所蕴含的能力、潜力尽可能地激发出来，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