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形态的民主集中制

[摘要]列宁在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对民主集中制的探索日趋深入，并延伸至经济管理形态而发挥出重要作用。面对俄国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的现实国情，要求布尔什维克必须解决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迫切需要掌握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法以及亟待提升干部队伍文化教育的素养。在此背景下，列宁通过对集体领导制度、分工负责制度、检查监督制度的运用，实践探索将民主集中制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管理的制度路径。对于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管理现代化而言，坚持民主集中制，有助于保障经济建设与管理思想行动的守正创新、实现经济建设与管理工作方法的整体推进、保证经济建设与管理本领能力的显著提高，故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列宁；民主集中制；经济建设与管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中图分类号]A82；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4—0090—10

[作者简介]孙宁，男，法学博士，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北京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兵团第十四师党委党校副校长（援疆），研究方向：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李福凌，男，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后，列宁根据布尔什维克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变迁，以及自身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其多种形式，分别在政党组织、国家政权及经济管理领域内，对民主集中制的理念进行了深化延展，并将其内容转化为正式的制度性规范。由此，根据列宁在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得出的民主集中制思想，自然地发展成为三种不同的实践形式：首先，作为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领导体制而存在；其次，表现为国家结构和制度的一部分；最后，在经济组织管理中得到拓展应用。这三种形态虽然相互关联，但各有其重点。在对这些形态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讨论中，学界的诸多研究成果，仍聚焦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研究。同时有学者业已关注到国家结构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1并展开研究，但关于经济管理形态的民主集中制的研究仍然有待拓展。基于此，本文尝试以经济管理形态的民主集中制作为研究视角，管窥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管理的探索路径，揭示其内在关联。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管理现代化进程中，坚定不移地重视民主集中制的指导地位，持续深化其治理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列宁将民主集中制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管理的现实考量

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布尔什维克党完成了使民众信服其纲领和策略的正当性，以及“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1的任务之后，取得执政地位并成为俄国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迎来了其发展的历史转折时刻，进入“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2，即组织着手具有过渡特征的经济建设和管理任务。此时，列宁深刻地洞察到，要想“管理俄国”绝非易事，期间所要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必须对策略有深入的理解方能克服困难。为了实施有效地管理，不仅需要掌握说服的能力，还需精通组织运作技能。因而，列宁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面对存在着的诸多层面的现实难题与挑战，便自然要通过贯彻运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去加以解决。

（一）从“直接过渡”变为“间接过渡”，要解决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俄国，由于其经济文化水平落后，如何组织管理和发展国家经济，成为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思考的迫切问题。实际上，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同落后俄国特殊国情之间存在矛盾，使得列宁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管理的设想上，其思想认识过程与实践探索进程并不同步。一方面，从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开始，列宁相继在其《远方来信》《四月提纲》《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有步骤、系统性、具体化地阐述、捍卫和发展他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直接过渡”思想，主张立即向由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进行过渡，以实现其对生产全过程和产品分配的监管。且十月革命胜利后，因为忙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没有过多时间和精力对组织管理国家经济进行深入理论思考，列宁就基本上延续“直接过渡”的思想并付诸实践。1918年7月，在苏维埃政权面临战争威胁的关键时刻，列宁提出了他的主张，他认为应当“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全国所有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使生产最大限度集中起来”3，最大限度地组织、动员人民，通过“发挥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和英勇精神”4来支援前线。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通过把有限的国家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确实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摆脱了国内困境，同时也让列宁发现了借助于国家强制直接组织国家生产与分配，在经济上快速超越发达国家的可行之道。另一方面，当国内战争结束，国家政权恢复和平稳定的态势时，这种战时共产主义举措的“直接过渡”思想，同民众生活继续极度贫困的现实相悖，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危机逐渐引发政治危机，并直接导致喀琅施塔得海军发生暴乱。此时，立足俄国实际，列宁意识到“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5，并开始重新思考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进行“间接过渡”。通过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受国家调节的商业和小工业、活跃工农业间的流转等方式，展开其对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探索。1921年10月14日，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文章中，列宁提出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来纠正过去存在着的若干误区，同时积极探索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中，如何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大厦并避免重蹈覆辙。事实上，在探索阶段不犯错误是不现实的，思想理论同经济管理的实际相结合，必须经过对理论认识的不断修正。问题是如何能够规避可以预见的错误，尽量减少错误带来的消极影响。列宁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所以能应对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并实现从“直接过渡”到“间接过渡”思想理论的有效转换，其前提抑或就是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框架内展开对思想理论的不断修正，始终确保思想理论围绕时代要求、人民诉求和现实需要而发展。

（二）从“革命斗争”转而“和平建设”，要掌握科学合理灵活的工作方法

实际上，取得执政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囿于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的思维，需要在管理实践中及时调适以转变工作方式。对于经济管理而言，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党内依然存在留恋旧的工作方法的思想，“以为经济任务用同样的办法也能完成”1，从而出现“试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结果就是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时期靠热情、强攻、英雄主义所取得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的这个优点，“现在成了我们最危险的缺点”2。一方面，列宁极为关心工作方法如何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问题。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提出，“要管理国家，要建设国家，就应当拥有具备管理技术、治国经验和经济经验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我们只有从旧阶级中才能找到”3；同样地，实现共产主义建设的目标，关键在于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知识，而这些知识必须以服务更广泛群众为目的。而获取这些技术和科学知识，往往需要借鉴和吸收资产阶级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认为必须善于把资本主义制度下负责簿记、监督、登记、计算和核算等实际工作的职员转变为国家职员，通过吸引更多工人和农民参与工业和国民经济的管理，培养他们管理大型企业和组织大规模生产的实际操作能力。而这些目的的实现，则必须通过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来“确实保证社会主义事业获得完全的胜利，排除一切后退的可能”4。于是，“党的组织应当尽量设法帮助工会和劳动部门把所有熟练工人登记起来，以便吸引他们参加生产工作，要像过去和现在为军队配备指挥人员那样始终不渝地、严格地进行这项工作”5。这一过程，实际上体现出既民主又集中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管理的工作方法，既要借助革命热情，又要考虑个人利益。这是因为，“只有工农群众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愿地和诚挚地进行合作，共同对富人、骗子、懒汉和流氓实行计算和监督”6，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和不良影响。而要开展组织计算和监督的工作，则需要通过组织竞赛的方式，逐步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因为，组织竞赛的目的不仅在于实施民主集中制，更在于探索适合俄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改进之策，并力求其最优和最具经济效益的解决方案。此外，还需将国家经济的主要部门同个人利益紧密联系起来，确保其在制度设计中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为此列宁给予了更为具体的措施，就是要“必须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制”7，而“在那些无法实行计件工资的工种中，实行奖励制”8，更好地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9。可见，科学民主的工作方法的实现，就是要通过布尔什维克党的有计划地组织和领导，将一切有利于经济管理工作的人才吸收进来，同时创造出生动活泼的政治氛围。唯有如此，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三）从“物质贫困”聚焦“文化贫困”，要提升干部队伍文化教育的素养

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对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系统性分析。他特别强调了文化变革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一个极为关键的位置。在列宁看来，相较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转变，文化领域的革新更为深刻，这一过程特别体现在价值理念、伦理道德和传统习俗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是一种更为根本和复杂的变化过程。这种变革不仅触及社会的深层次结构，而且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更多的风险与挑战。一方面，“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1。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不用说无产阶级的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2。伴随管理任务的提出，列宁逐步意识到，人民群众在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实践中存在其局限性，就是在塑造新型社会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尚未完全转变，未能完全摆脱旧社会所遗留的负面影响。他们还处于一种类似于深陷泥潭的状态。在1922年，俄国国民教育统计处发布了一项关于1920年国民文化水平的统计数据，揭示了当时国民识字率的具体情况。数据显示，在每1000名成年男性中，仅有409人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而在每1000名成年女性中，这一数字进一步降低至244人。综合来看，整体的识字率在每1000名国民中仅为319人。这些数据不仅揭示了当时俄国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状况，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发展中存在的显著性别差异。对此，列宁深刻指出，这表明为了达到西欧一般文明国家的标准，我们还有大量基础性、必不可少的工作必须完成。并且由此而明确认识到“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3。此外，文化素养的不足同样在国家机关和布尔什维克党内部显现。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普通民众中，也普遍存在于那些负责国家管理和政策制定的关键部门和组织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普遍缺乏管理知识和本领，他们“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是完全不适合做一个管理人员”4，虽然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的知识”5，因而并“不善于当组织者和管理者”6。这表明，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升不仅是社会大众的需求，也是国家治理和党的建设亟须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列宁倡导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主张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来管理国家经济，而非仅依靠群众直接参与。并且提倡必须培养和提升经济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技能，确保他们能够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方法，有效地指导和调控国家经济活动，强调必须确保政治教育委员会的所有活动都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展开。消除文盲现象固然是基础，但仅仅提高识字率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人们具备反对拖拉和腐败行为的文化意识和能力。这是因为，随着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时间的延长，列宁越发关注到经济机构中“存在着官僚主义、拖拉作风、纪律涣散，我们正在反对这种纪律涣散和官僚主义，必须同这些不良现象作战”7。对于干部队伍文化教育素养的重视，恰是列宁晚年尝试从更深层面去探寻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管理的关键所在，因为再先进的制度，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才能执行。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若要发挥出其治理的优势和效能，就直接同负责管理国家的领导干部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本领相关联。于是乎，干部教育队伍文化的素养，实际上直接决定了民主集中制运行效能所能够达到的上限，决定了民主集中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