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与规制路径

[摘要]数字资本产生仍然同过往资本形态一样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为基本前提。作为资本发展到新阶段的形态，数字资本的变化又在于自身要素发生重大改变：数据充当最为关键的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其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数字资本在资本增殖的天性驱动下，裹挟数据和数字技术等生产要素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产生深刻影响。祛除数字资本所带来的现实危机，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坚持以人文精神发展和应用技术，转变资本增殖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应用宗旨；坚持政府采取主动姿态，杜绝数字资本的数据滥用不当行为；坚定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数字资本弊病；建立稳健规范的数字平台，遏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资本侵蚀。

[关键词]数字资本；数字技术；数据；社会再生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4—0100—12

[作者简介]李东，男，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沈阳，女，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及实践经验研究”（项目编号：YJSJJ23-B09）阶段性研究成果。

从大历史的宏观角度审视，技术变革不仅导致资本形态的多元化，而且促使资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变化中得到调整。在技术革新的历程中，金融资本受资本逻辑的驱动，从最初推动热能技术的应用，再到逐渐与电力等垄断技术相结合，最终实现与信息技术的协同扩张，从而完成从助推到协同发展的自我更新。随着全球范围内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迅速崛起，金融机构的过剩资本通过风险投资基金这一金融资本的新形态大量流入数字化产业，推动整体产业的数字化升级，进而引发资本主义深刻变革。在这一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下，数字资本成为以数据为核心的资本形态。不仅是数据，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等投资也都被归入数字资本范畴[1]。数据和数字技术等作为其中关键要素，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发挥深远影响，成为数字资本具象化的物形式。然而，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质实体，而是赋予特定物以独特社会性质的生产关系。数字资本家通过新技术基础和平台搭建，对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处理，以精确控制社会再生产过程，并利用数字技术压制劳动者的排斥与抵抗，数字资本本质上是一种依托数字技术实现自身价值增殖的剥削关系。为了遏制数字资本在过度扩张过程中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实际需要，就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如何有效规制数字资本。

一、数字资本得以生成的关键条件

（一）数字资本的存在以劳动者与数字生产资料分离为基本前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货币描述为随着生产力提升和交换活动扩张，从商品世界中独立出来，稳定承担一般等价物功能的商品。货币从商品的自然形态中剥离，成为交换过程中的媒介，并因此获得了一种“似乎先验的权力”[2]。在商品交换中，货币作为普遍中介，被赋予“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3]176的属性。而货币之所以能够转化为资本，在于其能够购买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劳动力；而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存在前提，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一方面，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奠定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基本前提。雇佣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正是因为作为资本的货币购买了一种具有独特使用价值的商品，这种商品即为生产新价值的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具体实现形式便是雇佣劳动。当劳动者不具备对生产资料占有时，不仅使得他们需要通过劳动来获取基本的生活物品，而且意味着他们不能通过劳动直接获得与特定生产资料相关的具体生活资源。相反，劳动者需要先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给资本家获得货币，再用这些货币来交换各种潜在的生活资料。这种依赖以货币为中介的劳动方式，正是雇佣劳动的核心特征。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构成资本存在的必要前提。从资本的初始形态——货币角度来看，拥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与货币所有者进行的交换实际上是简单商品交换，即特定使用价值与货币的交易。当交换完成后，货币会从流通中退出，转变为非货币状态。资本之所以能称之为资本，依赖于它与特定对象进行交换时的表现。资本在同这种对象交换时，不会如货币同一定的商品交换时那样，失去自己的价值规定[3]227。在此，特定对象指的正是那些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所拥有的劳动力。由于劳动者未能占有生产资料，他们需要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货币，从而被迫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入这一体系后，劳动力的投入便能够使交换价值增值，持续推动货币资本的再流通，实现资本增殖。

数字资本生成同样依赖于货币，从而实现劳动者与数字生产资料的分离。在当前阶段，货币表现已不再拘泥于传统实物形态，数字货币成为一种新的货币形态。从“数字”视角来看，数字货币诞生是万物互联时代的自然产物。新兴技术为数字货币产生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和颠覆性技术理念。不论是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的比特币，还是以数据分析、网络效应及互动型商业模式为基础的科技公司推出的加密货币，它们均不可或缺地依赖于先进数字技术体系。作为现代货币形式的极致表现，数字货币的形成建立在数字技术支撑之上，展现技术前沿发展。数字货币的出现标志着货币形式的进一步升级，它完成从传统有形货币到现代无形货币的转变。这一变革使得资本家能够超越传统时间和空间限制，获取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并将其私有化。结果，劳动者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源，不得不再度匍匐在数字资本家脚下，成为数字劳工。劳动者通过出让数字劳动能力以换取对数据等生产要素的生产或加工，从而获得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源。数字货币通过其“无形之形”控制生产者的生产过程，对劳动者的劳动状态产生支配性影响。“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4]91，真实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虚拟空间的繁华表象下，掩藏着数字劳工所承受的他者剥削。数字货币的蓬勃发展也潜藏了虚拟世界劳动者面临的自我剥削。这种货币形式以表面上的平等和崇高遮掩实际的剥削现象。

（二）数据的私人所有及其商品化使用是数字资本不可或缺的条件

类似于“货币本身并非资本”的论断，数据本身也不直接等同于资本。唯有将数据视作增殖手段，其才能成为数字资本。在21世纪初，数据如同“原油”一般，通过提取和加工被多元化利用，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革的重要原料。数据从最初的原材料，经过商品化，到最终成为数字资本，经历三个关键阶段。数据由原材料转化为数字产品的过程，既反映数据价值的逐步显现，也揭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逐渐资本化的轨迹，这一阶段是数字资本初步形成的开端。随着数据产品的进一步商品化，通过交换为资本家带来利润，其演变为一种全新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5]。具有资本属性的数据被资本家牢牢掌控，逐步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体系中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下，数据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新型要素，已经深度融入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等各个环节，展现自身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它既是数字劳动者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休闲及其他社会活动的结果，彰显人的主体性力量，而非与人相异或对立的存在。然而，受资本逻辑的影响，数据的私人占有成为数字资本形成的前提，进而发展成对人的行为方式施行剥削的力量。从数据的生成机制来看，数据展现类似于公共物品的开放性与共享性，其利用方式通常不具有竞争性。然而，数据之所以演变为资本并赋予数字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权力，其根本在于数据归私人所有。数据作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的一种核心资产，由私人所占有，在促使资本新形态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力。数据生成过程实质上涉及数据要素向资本转化。从历史概念视角分析，数据并非源于自然形成的生产要素。当前的数字环境中，利用互联网以及各种移动终端所生成和采集的数据，初步呈现为数字符号形式，不具备直接的经济价值。只有经过进一步的处理和分析，这些数据才可能逐渐转化为具备实际经济价值的资产，在现实中形成经济利益关系。为了使数据能够真正发挥作用，首先需要对其技术特性和社会属性进行强化。这包括通过建立高效的连接机制，将用户和平台以及不同平台之间的数据流畅整合进社会生产网络中。通过这种方式，数据在数字劳动过程中会经历持续收集、深入分析以及广泛应用，从而能够深入挖掘和预测用户行为模式。最终，在数据交换的各个环节中，数据会逐渐获得实际的经济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数字资产家利用生产资料私有制，通过构建现代化网络体系，巩固其经济统治地位，掌握对数据所有权。这一体系的建立为资产阶级提供对数据资源的控制，使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转变为推动资本增殖的主要工具。通过广泛的数据挖掘和采集，将大量原始数据收集起来。例如，云计算技术负责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处理和分析，以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区块链技术则专注于将数据进行系统性整合，确保数据在流通中的透明性和安全性。一旦这些数据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价值链里，它们的内在价值就会迅速上升。同时，新兴的应用场景也会不断地出现，促使数据的附加值持续增长，并被不断开发利用。资本似乎总是如同一个贪婪的掠夺者，对所有可能带来增殖的机会都充满了无尽渴望，只要还存在着一丝可以榨取的资源，不论是一块肉、一条筋还是一滴血，它都不会停止其掠夺行为[4]349。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自始至终都被资本紧密绑定；资本通过控制数据，使其成为生产成果的一部分，进而被资本家独占，形成私人财产。在数字资本家的操作下，基于数字平台的技术应用得以实现对市场的监管以及资本流动的精确调控。这种机制有效降低市场生产和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促使生产过程的效率得到大幅度跃迁和商品能够顺利完成“惊险的跳跃”，进而最终导致剩余价值大幅度积累。因而，在当前的数字资本主义市场中，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密切协作使数据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数据转变为数字资本家用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工具，且在资本逻辑下，数据还被用作实施剥削与压迫的手段。数据的这种作用使得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深刻影响着社会再生产每个环节的运行方式。从资本角度来看，它的作用已经超越单纯信息载体。它不仅被赋予资本所需的特性，而且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起到不可或缺的支持作用。

（三）数字资本的形成依托于技术与资本的联袂共谋

在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资本运动最初是以当时已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现有工艺技术为基础展开的。这一阶段的资本并未对劳动过程及其实施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造。实际上，资本的作用主要是将原有的劳动过程纳入自身的控制范围，使其适应和满足资本运动要求，保持生产过程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资本实现自身增殖。随着劳动生产率大幅度跃迁以及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形态经历深刻变革。不仅改变过去的生产过程及其方式，而且促使资本从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阶段，迈向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得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6]，相较于传统依靠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生产过程更注重通过引入先进技术和优化生产条件以提高生产效率，使资本能够在新的生产环境中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和获得更多利润。资本家通过直接开发和应用科学技术，使得科技发展过程经历重要变革，促使科学技术作为资本生产的直接服务者，为资本增殖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部署使资本在执行职能时，“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4]699。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统治力的不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对技术的实际使用目的和方向施加制约。具体体现在机器和自动化设备的应用形式上，它们作为科技的具象化表现，实际上也反映资本统治力的具体体现和延展。技术进步反而使得资本阶级能够将无产阶级和社会其他成员纳入广泛的技术控制体系中，从而进一步巩固对他们的压制和强化资本对社会的权力覆盖、权力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