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跨越“卡夫丁峡谷”

[摘要]19世纪资本主义残酷的原始积累引起了马克思的思考，他由此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从动因来讲，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从可能性来讲，是实践唯物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生产力的跃升正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主要方式是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以及和平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避免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难以克服的弊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成功经验，在新自由主义滥觞的今天，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样板。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卡夫丁峡谷；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1—0046—07

[作者简介]郭浩地，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经典命题。在新自由主义滥觞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几乎均以自由主义为指导实现发展。然而，通过新自由主义实现发展的国家，同样面临资本原始积累的弊病，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构想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从研究现状看，这一经典命题再次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成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科学性。《大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一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1] 《中国道路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一文认为率领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定是沿着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的社会主义的道路。[2] 《世界历史·亚细亚现象·中国道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角度看》认为马克思的构想为中国指出了明路，决定了“中国道路”。[3] 整体来讲，学界的关注点在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现代的结合，深刻反映出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两个结合”其中之一。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发掘，梳理了“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起点，道明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哲学原因与可能性，着重于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

二、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之问

（一）“卡夫丁峡谷”思想史考鉴

马克思曾指出：“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及时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或减轻分娩的痛苦。”[4] 作为写进《资本论》的马克思的早期思想，马克思认为人类无法跨越社会发展的阶段，譬如跨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只能循序渐进，逐次发展。但马克思也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痛苦，认为能够缩短或减轻跨越生产力的痛苦。在其早年，马克思或许关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巨大人道主义灾难，认为即使在不能跨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提下，能够通过人为的方式缩短或减轻其痛苦。此处，《资本论》事实上为“卡夫丁峡谷”设想埋下了伏笔。

在晚年，马克思开始思考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晚年针对东欧发展凋敝的境况，在与俄国民粹派学者书信沟通的时期，开始希冀于通过跨越社会的发展阶段方式，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引发的巨大人道主义灾难，直接进入更高的社会阶段，此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思开始成型。但即使到了晚年，马克思再回眸之时，受制彼时未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全球化浪潮虽有端倪但未曾有当今高涨，依然对“卡夫丁峡谷”问题持有谨慎态度，《复信》从初稿到四稿，是有所摇摆的，尤其是第四稿马克思抱病的模糊回答，既没有肯定又没有否定。

马克思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是持久而深入的，对于东方社会的志趣是持久而浓烈的。但是，马克思对于跨越“卡夫丁峡谷”难题始终没有明确的判断，但也并不否认他在19世纪后半叶全球化初现端倪的时候，抱有期待与祝福。其中，马克思直接而集中的论述至少有三次：1877年11月他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2月至3月他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及其正式复信；1882年1月他与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撰写的序言。被后世普遍认为是“卡夫丁峡谷”理论提出的是马克思在《复信》初稿中写道：“一方面，土地公有制是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地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5] 上述话语也成为了“卡夫丁峡谷”难题的重要一手文献。

马克思首次使用该词是在1853年7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东方问题评论”的《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一文里：“如果说这是欧洲的退却，那么这还不是一般的战后的退却，而是可以说通过‘卡夫丁峡谷’”。[6]1856年3—4月马克思在给《人民报》写的评论《小波拿巴法国》中又一次使用了该词。1881年2—3月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的“初稿”和“三稿”中，共四次在“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表述中重复借用了该词。从概念看，跨越卡夫丁峡谷，指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在原有村社土地公有的基础上，通过近代化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从语境看，卡夫丁峡谷意指耻辱之谷，喻指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在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显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发、劳资矛盾尖锐，马克思希望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直接在村社公有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无论其设想是否可行，都体现着马克思本人对人类自我命运与发展的关怀。

（二）生产力落后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根本困境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之前，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缓慢且遵循固定的阶段，严格遵循着由低到高五种社会形态发展态势。但是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袭来，生产力会在外部冲击下快速提高，生产关系也会产生跨越。譬如，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援助，快速建立起了工业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提供了物质基础。随着大航海时代所开启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人类生产力的进步不再严格遵循“民族性”“地域性”“渐次性”，而是深刻展现出“国际性”“世界性”的特征，这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跨越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本人在《复信》初稿中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包含着以下两层含义：其一，马克思认为俄国的生产关系天然是公有制的，可以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机械劳作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其二，马克思认为在19世纪全球化的浪潮中，可以利用全球化引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优秀成果。原文中包含着两层信息：其一，马克思所指的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指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但需要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提升或许可以依赖于经济全球化。其二，马克思认为，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是不能够跨越的，因为人们不能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但是，就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而言，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则有可能实现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跨越。可见，马克思本人认为，落后国家要想实现自身的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不可消弭的途径。但马克思也不否认在19世纪世界所展现出来的显著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大幅提高生产力、跨越生产关系的可能性。

从历史眼光看，俄国农村公社之所以还保留着原始土地公有的形式，就是因为生产力的落后，无法打破原有的生产关系进而产生新的生产关系。而且，俄国农村公社已经出现了解体的因素，马克思将其命名为二重性，一方面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另一方面是房屋园地的私有，后者的私有会渗透并解除前者的公有。那么，该怎么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呢？马克思认为占有并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适用在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东西上，或许能够引导俄国农村公社跨域“卡夫丁峡谷”。此外，列宁也谈到过类似的方案：“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村子，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了。”[7]

综上所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建立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无论这样的方式是直接吸收资本主义世界现存的一切优秀成果，还是自生自发的演进，生产力的前进都是落后国家直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关键一环。或许这也是马克思在“卡夫丁峡谷”理论问题上踌躇不前的根本原因。但马克思在关注生产力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灾难，在踌躇的同时也希冀于通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方式实现生产关系的跨越。

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实践理性思想为跨越“卡夫丁峡谷”提供了思想资源，是中国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哲学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人道思想是动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质是人道主义哲学，其根本目的是解放人、发展人，实现所有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马克思“并不仅仅把人存续自己自然生命以及为此而从事生产的要求，推定为一个考察政治哲学问题的‘客观性前提’，而且与此同时，他也把这个要求所彰显出来的原则，提炼和树立为一种彰显‘人道主义’精神性意蕴的价值关怀，这便是对人的生存权利和必要的物质性生活的敬重与捍卫。”[8]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理论中谈道：“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9] 资本主义打破了自然经济下劳动者、生产资料的同一，致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导致了工人通过劳动创造出自己贫困的怪圈。马克思旨在将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打破资本主义所有制，将人从货币与资本的枷锁中释放出来，将人的物化转变为自然的人化，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实现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故而，马克思所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旨在避免资本主义血腥原始积累的前提下，实现发展与人道的并重。回到“卡夫丁峡谷”问题上来，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继续它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将失去很好的社会主义发展机会，并且要遭受资本主义制度的磨难。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工人的受剥削程度超乎想象，所以马克思以卡夫丁峡谷这一耻辱之谷来指代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也是一种人道主义，在于解放人、发展人，从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过程中抽离出来，让劳动的人占有劳动的产品，让劳动的人享受劳动所创造的财富。马克思本人在“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深思是其人道主义精神的外化，要消灭私有制所创造的劳动的贫困，要征服对自我支配的异己的力量。马克思希望能够规避资本主义发展内在的矛盾、能够使工农免受资本主义制度残酷的剥削，在落后而原始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新的世界，利用发展来关照人本身，又免于使人在社会发展中遭受极大的代价，实现发展与人的和谐。这也是马克思毕其一生的追求与探索，也是马克思提出“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初因。不是黑格尔式的玄思，而是改造世界的号角。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是可能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创见便是社会权力哲学与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不像黑格尔式的哲学根植于教科书之中，试图用一种包罗万象的体系来解释现存世界，也不像费尔巴哈抽象唯物主义那样主张物质的绝对性与物质的第一性。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在承认物质是世界本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具有改变世界的巨大潜力，一切要从人的客观物质实践出发，用实践去检验真理。“人的对象，亦即现实的自然界，只能是人类自身实践的产物”。[10] 从实践出发又回归实践并改造世界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