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逻辑

[摘要]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在理论逻辑上，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资本批判逻辑为理论基石，以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发展为理论镜鉴，以现代化反思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涵演绎为理论升华；在历史逻辑上，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现代化在中国的伟大飞跃；在实践逻辑上，中国式现代化全景式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渐进式展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主体框架”的实践演进，特写式映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运行模式”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资本批判逻辑；现代化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2—0005—09

[作者简介]洪向华，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意识形态；解超，女，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梦珂，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现代化作为一个包罗宏富、多阶段、多层次的历史过程，在广义上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1]但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各国现代化模式表现为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刻板形象。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发展版图中的“后起之秀”，其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版。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不仅有着特定的生发逻辑，同时也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固有思维，展现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崭新画卷。

一、理论逻辑：资本批判逻辑视域下对现代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的不断发展，既吸收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内核，又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镜鉴，不仅从理论层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化的积极扬弃，还进一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未来发展向度的深刻反思。

（一）理论基石：基于资本批判逻辑揭秘未来社会发展向度

资本逻辑是马克思解析现代社会的锁钥。马克思在揭开资本的神秘“面纱”时，并没有停留在以伦理学线索为主导的单纯道德批判，也不沉溺于以经济学线索展开的对资本社会的“客观”阐释，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通过揭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资本逻辑对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具有推动性作用。资本作为投入生产过程中的物化的社会关系力量，其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以强大的生产变革和世界市场建构能力不断摧毁着“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2]，打破狭隘封闭的农业生产形态，创造出与以往文明形态存在本质性差异的“神话”，进一步生成与促进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进程，使得“民族市场”向“世界市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转化。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资本一方面在不断变革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突破限制自身的本性使其成为最具革命性和创新性的力量，推动着现代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演进，不可遏止地实现了自身的增值。另一方面，资本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破坏了一切阻碍人类利用自然、发展生产力、追求美好生活的限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3]在本质意义上促进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由此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变革。因此，在此意义上，资本逻辑是造就世界历史性的现代化文明进程之“钥”。

资本逻辑蕴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多重矛盾与弊端。资本作为一种“匿名”的权威，在带来现代化革命的同时，也在不断挖掉现代化发展的墙角。资本在令人类物质生活获得极大改观的同时，也造就了生活世界的抽象化，促使人的精神存在和社会存在受到物欲的戕害时发生畸变，进一步使得久经禁锢的欲望随同资本的扩张性喷薄而出，看不见的手牵引着经济生活中的竞赛，商品逐渐成为世俗生活中的神，人逐步沦为资本的奴隶。同时，资本逻辑中蕴含着的自我增值和无节制扩张的本性，使得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特殊的以太”“普照的光”笼罩之下，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都被编织在资本逻辑体系周围，形成了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社会存在体系，资本也就成为其他一切发展逻辑的主导。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也就指明了资本主义为何将一切统领管辖在资本的同一性逻辑之中，致使差异性变成同质性，丰富性变成单一性，将生产力的发展变为了现代文明发展之“锁”，进一步禁锢了现代化的发展。

基于资本批判逻辑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现实展望。马克思立足于资本批判逻辑设想未来社会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生方式局限性，进一步提出了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任务。一方面，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被推翻后，所有联合起来的诸个体才能真正彻底地占有全部生产力，进而在真正共同体中实现单个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真正的共同体”是对“完全的个体”的复归。马克思指出，正是在劳动这一“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中，人才能够将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而对于资本主义阶段，人自身作为一种特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却被异化为一种“异己”的、与自身相对立的活动，使得个人受外在社会生存条件的控制，而“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5]进而使“个体”的本质变成一种仅仅维持自身生活的手段。因此，马克思预言，未来社会一定是在摆脱了“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局面，能够使每个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理论镜鉴：基于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与发展

启蒙理性作为一个多维度的现代性课题，其不仅为近现代社会发展奠定了一套全新宇宙论、生存论和价值论，同时也开创了一种理性与资本相结合的崭新的世界秩序，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20世纪以来，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启蒙理性自身蕴含的自我分裂因素不断彰显，其主导的现代性设计矛盾重重，人们在感受启蒙理性的光亮的同时也逐渐觉察到启蒙理性的阴影，价值理性的遮蔽、工具理性的张扬、反思理性思潮的出现以及“现代性问题”的凸显等，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反面镜鉴。[6]

启蒙理性的深入发展拉开了现代社会的帷幕。17、18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破除迷信、批判蒙昧主义自然成为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使命。启蒙思想家们将理性主义作为共同的理论基础与谋求人类幸福的工具，并将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活动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向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宗教权威发起挑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一个向着新时期过渡的时代。精神已经与这个绵延至今的世界决裂，不再坚持它迄今的实存和表象活动，而是打算把这些东西掩埋在过去，并着手进行自我改造”[7]，在这一过程中，人逐渐打破宗教的桎梏，摆脱对自然的恐惧，获得自由与独立以及人身和思想的解放，从而形成了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积极力量。

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并影响现代生活的演进。工具理性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强调效果最大化的概念。马克斯·韦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以“现代的铁笼”作比，指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了价值理性的失落与人的物化。一方面，其效用至上原则使得人们把使用效果和功利目的当成衡量工作成就大小和社会行为合理与否的唯一标准，忽略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犹如生产线上的标准产品一样，处于科层体制中的人，受到组织内部秩序的宰制，只能成为顺从适应、循规蹈矩地运转的‘秩序人’。”另一方面，卢卡奇指出，工具理性使“合理的机械化”和“可计算性”渗透入人的意识形态之中，使得“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8]，带来了价值上的非理性的后果。这种高度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悖论与冲突，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出现危机的根源，同样也揭开了西方现代化走向片面化的迷雾。

基于现代性批判对现代化的反思。启蒙理性的现代性方案使得西方社会乃至世界都陷入巨大的社会危机之中，极权主义、强权政治、生态危机、世界大战等局部或全球性灾难全面动摇了启蒙运动所构筑的理性至上的现代性概念，击垮了启蒙理想的合法性根基，使得启蒙理性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便不断遭到愈加严厉的批判与质疑。例如，后现代主义以其反叛性的话语与思维主张向启蒙神话与资本主义制度开出了精准一枪，一方面批判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强调只有打破“前现代”与“现代”“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的秩序框架，才能激活种族、宗教、性别、职业等具有特殊性质的多元身份话语，主张推翻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现代性秩序；另一方面，又反对主体主义的二元论世界观造成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强调人类作为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要融入整个生态系统之中。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从整体上消解与打破了启蒙理性的桎梏，进一步促进人们对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性反思。但由于其本身延续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批判和改变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仅仅是文化与辞藻上的新花样，所以其无法真正找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路径。

（三）理论升华：基于现代化反思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涵演绎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现代性发展新道路，不仅体现出其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坚守，同时也实现了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不仅要在思想溯源中追问超越的必然性，还要在现代化视野内寻求超越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进一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理论内涵与难能可贵之处，形成独具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性，构筑起资本逻辑与劳动逻辑融合的国家治理伦理意蕴。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具有霸权性的增殖逻辑，其通过利用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购买劳动力，以契约的虚假正义掩盖剥削的非正义[9]，从而形成一种以私有制下的剥削与对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对立性关系。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从根本上与资本增殖逻辑划清了界限。一方面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原则，在公平正义理念指导下以保护劳动者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最大限度释放资本与劳动良性互动的生机与活力，推动构建善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旨归，倡导在解决资本与劳动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立性问题中拓展对文明的现代新共识，在效率与公平相协调中形成公平、自由、幸福的劳动状态，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人的物化”本质，倡导构建“实实在在的人民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共产主义未来发展向度时，指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基础与前提，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10]，指明了人要在扬弃“虚幻的共同体”维度下超越在市民社会中的抽象化、原子化个人的状态，在普遍联合的基础上获得自己的自由。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11]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将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在推动社会发展、确证自身存在的过程中，将人的价值回归与破解现实问题相结合，力图在实现人的物质与精神共富中促进人的价值觉醒，为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提供价值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在资本主义逻辑下，生态环境始终与发展经济相生相克，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和服从资本追求利润的消费观导致了资本主义榨取自然剩余价值创造财富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使资本主义现代化陷入物的世界增值与人的世界贬值的困境。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合理吸收西方现代化的有益经验，在本质维度上通过反击资本逻辑统御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消弭“人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对立，强调在整体性思维的主导下形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整体观，构筑起人与自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得益彰的有机生命关系，在共生共荣共存中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