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探析

[摘要]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初步思考集中体现在《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和《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两篇重要讲话脉脉相通，首次集中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历史地位、科学内涵、正确方向、基本目标、方法论等问题，初步回答了在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向何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怎样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四大基本问题。这两篇重要讲话是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标志性成果，将其确定为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较为适宜。两篇重要讲话中的主要观点在改革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为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理论起点；指导思想；系统性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2—0014—07

[作者简介]张伯瀚，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改革理论。

理论起点始终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有其开创、完善、成型的历史过程，也就应当有其产生的理论起点。这里所说的理论起点是针对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而言的，并非从业已形成的思想体系中提炼范畴、概念等意义上的逻辑起点，而是理论的创立者根据时代课题的转变、结合新的实践要求、从既有理论体系中孕育和创造出全新理论的关键节点，是新生理论的原始表述和最初样貌。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是一个科学严谨的思想体系，反映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深邃思考和科学谋划。作为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明确理论起点自然是深化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研究的应有之义，这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关乎如何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本文拟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以下简称“广东讲话”）和《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以下简称“学习讲话”）作进一步挖掘，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问题进行探讨。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起点的确定

（一）两篇重要文献发表的历史背景与基本经过

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离京前往深圳、珠海、佛山、惠州、广州等地考察工作，在考察期间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宣示了党中央推进改革的坚强决心和巨大勇气。2012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以《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标题，对考察的基本过程和讲话要点进行了报道。在广东考察后的第20天，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依然是改革开放，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讲话的要点发表在2013年1月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题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

目前来看，“广东讲话”详细内容的发表最早可追溯到2013年6月出版的《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一书中，这一论述摘编收录了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针对干部作风问题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一讲话也首次被命名为《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4年5月，中央出版了《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一书，“广东讲话”中集中阐述改革问题的内容得以公开发表，涵盖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方向、立场、原则、方法论以及社会体制改革等几个方面。“学习讲话”的部分内容也首次发表在这一论述摘编中，讲话被命名为《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10月，“学习讲话”的要点被收录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题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央出版了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部专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以要点的形式作为开篇之作被收录到该部著作中，被命名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学习讲话”也首次全文公开发表，题为《深化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两篇重要讲话共同聚焦改革，足见党中央对改革开放的高度关注与重视。从内容上看，两篇重要文献联系十分紧密，“广东讲话”奠定了“学习讲话”的总基调，“学习讲话”是对“广东讲话”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广东讲话”中的许多重要判断也在“学习讲话”中得以复现。两篇重要讲话脉脉相通，在时间顺序上前后衔接，在重大观点上相互补充，在理论逻辑上环环相扣，在目标主题上一以贯之，因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研究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文献依据。

（二）两篇重要讲话是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

之所以认为“广东讲话”和“学习讲话”是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改革面临的时代课题看，在两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都特别强调深化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虽然“新时代”这一提法此时还未产生，但众所周知新时代开始于党的十八大，因而这些重要论述都是围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行阐发的，其理论的建构都以这一时代课题为基础，这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回答的第一个时代课题相吻合。第二，从推进改革的现实背景看，习近平在“广东讲话”中明确提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十八大前后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最大实际，化解发展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更是改革理论和政策得以创新的最大的现实依据。第三，从理论内容的承接关系看，习近平在两篇重要讲话中首次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地位、内涵、意义、方向、目标、方法论等构想，这些论述既继承了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有的改革理论，又立足新时代、围绕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提出了推进改革的新构想，初步建构了改革理论的新框架。最后，从理论的创造主体和时间节点看，“广东讲话”和“学习讲话”发生在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并且是十八大后较早的、集中论述全面深化改革问题的文献，因而两篇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的权威和意志，为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

综上，这两篇重要讲话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正式破题”[1]，将其确定为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起点是较为合适的。

二、两篇重要文献反映了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初步思考

在“广东讲话”和“学习讲话”中，习近平第一次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在新时代为什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向何处全面深化改革、怎样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四大基本问题，虽然一些提法在过去也曾使用，但从实际内涵来看，这些论述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突破与创新。

（一）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在“广东讲话”中，习近平首次提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重大判断，鲜明体现着党中央推进改革的问题导向，初步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这一基本问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走过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实践发展……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2]这段论述交代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构成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最为基本的现实依据。

攻坚期和深水区是在改革中逐渐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从风险较低、见效较快的农村地区探索起步，初期的改革表现为受益范围广的帕累托改进，凝聚改革共识较为容易，推进改革也就较为顺畅。在改革由局部探索向全域拓展的过程中，改革牵涉到的利益格局更为复杂，并进一步触及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改革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受到的阻力逐渐增大。到十八大前后，解决改革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具体来看，首先，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刻不容缓。到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生产能力迈入世界先进行列，中国制造成为我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但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十分明显，很多产能严重过剩，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问题十分严重，我国发展受限于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现状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其次，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交织叠加。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差距不断拉大，民众向上流动渠道不畅，相对剥夺感依然强烈，我国社会并未沿着共同富裕的理论设想径直走去。再次，改革要面对的利益格局十分复杂，推进改革的成本逐渐攀升，凝聚共识难度增大，全社会参与改革的热情逐渐淡化，或“左”或右的思潮影响改革进行。最后，干部队伍腐败问题频发，工作中的“四风”问题十分突出，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这些问题已经对改革造成了新的干扰。在“学习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解决我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必须深化改革开放。”[3]（P5）

“攻坚期和深水区”这一论断极具总括性，准确客观地反映出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改革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经不能再回避和掩饰，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人民之问来得猛烈、发人深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问题，将决定改革的走向和策略。一言以蔽之，深化改革必须迎难而上，在攻坚期和深水区有所作为。

（二）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在“广东讲话”中，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学习讲话”中他重申了这一重要论断。这一论断体现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初步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鲜明提出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其中，对“系统性”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最高，例如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反复强调要“不断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系统性是一种全局意义上的指导原则，意在强调工作的逻辑、条理和章法；“整体性”一词的使用频率低于“系统性”，例如提出“城市规划要体现应有的整体性和战略性”，更多见于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的工作要求；而作为单独概念的协同性使用则最少，虽然我们党一贯强调工作中的“协同”，但极少使用“协同性”这一概念，更多使用的是与之有所差别的“协调性”，直到2012年初才首次使用“进一步增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各项政策的协同性”的提法。换言之，在十八大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作为相互独立的概念来使用的，更多见于某一具体领域的改革中，还未上升为一种改革的指导思想。

作为一组完整概念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则是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习近平将这三大概念组织起来，赋予其全新的内涵，进而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理论特色。一方面，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是三个完全并列的概念，三者层层递进，有其内在的层次和逻辑。“系统性”为最高层次的理念，统摄整体性和协同性，强调系统性就是强调改革理论的基本走向，突出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在改革中的核心地位；“整体性”是改革的基本要求，既要体现在改革决策中的整体谋划，也要体现在改革实施中的整体推进，更要体现在改革效果中的整体效应；“协同性”是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具体表现和实现手段，更强调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主动配合，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向前进，更具“合作”的意味。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本来就应当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个系统最本质的特点恰恰就是整体性，而系统的整体性自然要求其中的各要素协同配合，真正实现改革的协同性，也就能为实现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提供坚实保障。所以，习近平提出的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一整套从观念到实施要求的完整理论体系，“三性”核心都在阐释改革的系统性问题，“三性”都可以归为系统性，这就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是一轮系统化的改革。

总之，这组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理论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将围绕这“三性”展开，改革怎么改、改革是否能够实现“全面”和“深化”，都要以“三性”为衡量尺度。

（三）向何处全面深化改革：明确改革的地位、方向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