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党建工作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结晶，其中包括宗教文化的优秀成分。但马克思主义一旦形成，就超越并努力划清与旧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其中包括与各种宗教社会主义的关系。经典作家对此进行了专门系统的论述，要求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划清与形形色色的有神论的界线。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和中央文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专门论述，并形成了具体的规章制度。

[关键词]宗教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共产党的先进性；宗教信仰自由；党员处分条例

[中图分类号]D26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3—0005—08

[作者简介]曾传辉，男，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院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刊》（辑刊）主编，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道教与中国传统医疗文化、当代宗教等。

冷战结束、苏东剧变之后至21世纪10年代中后期，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宗教复苏的热潮。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佛教呈现出迅速扩展的势头。风气所及，一些党员干部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转而相信宗教迷信，也屡见不鲜。这在教徒集中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中表现比较明显，另外近年来查处的党内腐败分子中也纷纷暴露出理想信念丧失，不信马列信鬼神的案例。在2021年之前中纪委通报的71例典型腐败案例中，明确提到具有信仰宗教、从事迷信活动的党员领导干部有14起，近20%，实际情况比这个更严重。例如，中共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中共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等花巨资大搞迷信活动，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中共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迷信佛教，甘肃省林业厅原厅长马光明受伊斯兰教极端思想严重侵蚀等，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台上大讲马列，台下大搞迷信活动，求神拜佛，这样的贪官屡见不鲜。这些贪官的世界观出了问题，理想信念丧失，不仅事关党员党风问题，而且事关我们党的纪律和规矩，事关我们党的事业成败。

1954年，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课题。把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落到实处，取得实际的成效，根本问题是要从党建抓起。

高举科学理性的大旗，科学地开展无神论宣传和教育，是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文明人文理性基因的历史使然，更是建党百年史的一贯传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得到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复强调和不断丰富发展，但一段时期内相关政策落实情况并不理想。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有必要根据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家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重新给无神论事业把握方向，制定出新的战略战术，并坚持贯彻下去。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始，就一直在研究和思考如何处理他们创立的新世界观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他们一方面反复强调要充分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另一方面严格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界线。不仅如此，工人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还肩负着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科学世界观和无神论，把信仰（道德、良知）从宗教中解救出来的历史使命。早在科学世界观创立过程中的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神圣家族》首次提出要把宗教信仰当做个人的私事，他们写道：

当国家摆脱了国教，而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则让宗教自由行事时，国家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当作公事而当作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1

1847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合写的马克思主义光辉文宪《共产党宣言》中，严厉批判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主张。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财产，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2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流行于英、法、德等西欧国家，这些思想家中，如法国的圣西门、德国的魏特林等主张将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他们不愿直面资产阶级私有制对社会现实的决定作用，而是意图用基督教的伦理去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从而改变人类社会，使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充满爱。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基督教为开端的，以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慈善三原则充分实现而告终；宣扬人们放弃追求物质和肉体的欲望，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的贪欲。他们的设想是美好的，包含着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根本上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反映了早期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遗产，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

马克思主义最早专门论述党建与宗教信仰自由关系的文献则是1875年马克思写成的《哥达纲领批判》，他指出：

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可以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良知）自由”不外是容忍各种可能的基于宗教的良知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良知自由从与宗教的纠缠中摆脱出来。但是人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3

这里他充分肯定资产阶级民主派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它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对神权的垄断，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争得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文化铺垫。但资产阶级政党主张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是容忍公民信仰不同的宗教和教派的自由，及奉行该宗教或教派倡导的道德准则，即良知自由。但是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人党，他们主张的良知自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用宗教信仰来支持道德说教的历史窠臼中，而应使良知自由摆脱与宗教的纠缠。因为以宗教教义为支撑的资产阶级道德，归根结底是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准绳，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作辩护的道德体系。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宗教道德说教“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丛林法则中，资本的本能就是增殖、积聚和集中，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们主张的自由就变成了资本增殖的自由；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彼此，就是平等。但这种历史的进步意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爬上资本主义金字塔尖的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就会利用各种手段，想方设法地限制后起的竞争者向上攀爬。说到底，一切为了私利。资本主义把人与人的关系物化成了物与物的关系，为了私利，他们可以放下任何伦理、道德、博爱和家庭关系温情脉脉的装饰品。

资产阶级为了蒙蔽无产阶级的斗志，他们利用掌握、操控的宣传媒体和教会等意识形态机器，进行麻醉式教化和宣传，使无产阶级丧失斗志，变得温顺纯良，满足于现状，或将希望寄托于来世天堂，使他们的孩子仅受可为合格劳动力的教育。1839年3－4月刚刚踏入社会不久的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杂志上连载了《乌培河谷来信》，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描绘，用亲身经历鞭挞了资产阶级宗教道德的虚伪。他写道：“不言而喻，既然虔诚主义在一个地区这样流行，那末这种虔诚主义精神就必然会散布到一切领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断送它们。”在这位青年人看来，虔诚主义既得不到理性的支持，也与圣经精神相矛盾。“简直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会相信这些和理性、圣经根本矛盾的东西。”他批评虔诚主义者不学无术又专横霸道：“他们不学无术，连圣经是用哪种文字——中文、犹太文还是希腊文——写的，都未必知道，但他们又不管什么场合，总是拿某个永远被认为是正教传教士的话来胡乱判断一切。”资本家们极力支持虔诚主义，并不出于真诚的信仰而是出于贪得无厌的私欲，其虚伪的面目令人厌恶：“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据说还是为了工人不致酗酒，但在选举传教士的时候，他们总是抢先收买自己的人。”“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虔诚派教徒的灵魂还不致因为一个儿童如何衰弱而下地狱，假如这个灵魂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没有事了。”1

二战结束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也随之大幅提升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19世纪德国工业区乌培河谷的工人们的生存惨状不常见到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进入了高福利社会。宗教在欧洲发达国家出现了普遍的世俗化趋势。出于对文化传统的认同，大多数民众虽然仍然声称自己信仰某个宗教或教派，但出席礼拜人数比例非常低，教堂常常门可罗雀，不少教堂关闭。

不过，发达国家阶层壁垒和阶级对立并未减小。以美国为例，不同阶层之间界线分明，缺少交集，形成了所谓的“折叠社会”。贫困代际传递，普罗大众的子女由于没有财力供子女进入精英学校，只得接受不鼓励上进的“快乐教育”，以免有太多社会底层的人爬上来争夺优质资源，过上优裕的生活.而资产阶级精英们自己内心可太明白他们想要什么了。与此相应，美国宗教在战后的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地保持了持续繁荣的状况，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的约20年时间里，福音派得到利益集团的支持，政客们为了选票也不忘记打宗教牌，曾经盛极一时，但终归难以避免走向世俗化之路。

因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同时批判了拉萨尔派放弃无神论世界观的机会主义主张。他批判当时欧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将道德与宗教捆绑的现象，主张“人们”要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致力于使道德摆脱与宗教的纠缠，实现真正的良知自由。其方式、方法当然是通过对科学无神论的学术研究、理论建设、宣传教育，润物细无声地达到使广大人民群众实现阶级自觉的目的。

列宁在领导苏联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面对着与欧洲国家有巨大差异的国情，需要处理的问题更复杂具体得多，他对无产阶级如何处理宗教信仰自由这个问题展开了更加系统的论述，为此写了《社会主义与宗教》《论工人党对宗教的态度》《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经典文宪。列宁指出，宗教信仰对国家来说是公民的私事，但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则不是私事；宗教信仰自由不适用于工人党党员。针对俄国的国情，他甚至主张可以将赞成党纲的祭司（东正教神甫）吸收到党内来，但要用科学世界观来教育他们，决不允许他们在党内传教，或反对党纲。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列宁教导说：

在宗教政策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俄共）的任务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把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和助长群众愚昧的宗教宣传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彻底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避免加剧宗教狂。1

简言之，工人党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的同时，要把坚持不懈地向人民群众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使他们从宗教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伤害他们的宗教感情，因为搞不好反而会激起宗教狂热。这把包含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原则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