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及未来展望

[摘要]为了解十八大以来中共党史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未来研究趋向，通过CiteSpace计量软件绘制党史研究相关文献的共现图谱、聚类图谱以及时区图谱，得出新时代以来中共党史领域聚焦于三大研究领域：党内主要领导人重要思想和论述的研究、党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研究、创新党史研究方法论和研究视角的研究。展望未来，中共党史研究逐渐呈现出六个重要趋向：一是新时代党的历史和理论创新将成为未来中共党史的研究重点；二是要增强问题导向意识，推动党史研究理论性和实践性相互耦合；三是深化中共党史跨学科研究；四是推动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创新；五是学界内围绕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研究将会更加常态化；六是创新中共党史研究话语体系，扩大国际传播，增强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聚类分析；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3—0048—11

[作者简介]杨鹏，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现代史；马钧宁，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现代史。

党的百年征程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也是一部充满情怀、理想和奋斗的历史画卷。百年党史中既有跌宕起伏的重大事件，也活跃着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其涉及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而留下的无数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有待探讨，因此需要针对中共党史历程进行认真研究，才能更好地从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通过CiteSpace计量软件1对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相关重要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给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揭示新时代中共党史的研究热点、演变趋势等整体状况，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一、中共党史研究现状分析

文章数据取自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检索主题为 “中共党史研究”，检索时间选定201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为保证文章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剔除原始文献中研究述评、会议综述、篇目索引等非学术性文献后最终选取1553篇文献为研究样本，并转换为适合 CiteSpace 进行数据分析 的Refwork格式，并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绘制高频关键词的共现、聚类、时间线等知识图谱，为洞悉和研究新时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脉络和学术前沿提供信息支撑。

（一）发文量分析

“某一领域研究论文的时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速度。”[1]通过梳理中共党史研究发文量数据，绘制出中共党史研究近十年发文数量趋势图（见图1）。

新时代以来我国学者就中共党史研究有相当数量的学术产出，说明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中共党史研究热度持续稳定。

（二）核心作者分析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能够提供研究领域内的核心作者、作者合作紧密度等信息，从而得知研究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作者图谱显示节点数较多（262个），但连线数量较少（20条）和整体网络密度松散（0.006）（见图2）。

图中显示大部分作者呈点状或者两点一线分布，作者之间合作网络尚未形成体系。可见学界内对中共党史研究学者之间以独立研究为主，学术交流合作程度较低，尚未形成一定范围的研究合力。

在研究作者中欧阳淞发文最多，为33篇。曲青山次之，为29篇。发文量前十的作者后续分别为吴志军、石仲泉、李金铮、武力、金冲及、乔君、孟永、何志明（见表1）。

文献计量学中的普赖斯定律可以得知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该计算公式为：[N=0.749×Nmax]，2根据上表统计最高产作者发文量为33篇，得出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为4篇，因此表1所列作者都是核心作者。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主题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欧阳淞从宏观角度把握党史的基本问题，如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2]、党史资料的征集[3]、如何弘扬党史文化[4]和加强党史工作建设[5]等问题；曲青山侧重于中共重要领导人和重要历史事件的相关研究，如邓小平时代若干史实[6]、习近平总书记中国梦论述[7]、党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用[8]、论伟大抗疫精神[9]等；萧冬连将研究视角放在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如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10]、改革史研究要有反思精神[11]等；吴志军侧重于探讨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现状，如中共党史论点摘编和研究述评；李金铮将新的理念和方法注入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过程，如对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和提升[12]、再一次讨论“新革命史”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13]。总而言之，党史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都留下了学者探索的足迹。

此外，根据文献被引和下载量统计表（见表2），曲青山、刘金海、魏玉栋、李金铮、陈锡文、郭若平、王东昱、陈金龙、高新民、石仲泉、李君如、张放、熊辉、温锐、欧阳淞、黄一兵等一批学者具备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其中曲青山、李君如并列第一，各有 2 篇文献上榜，其中曲青山《关于文化自信的几个问题》被228篇文献引用，下载量高达 9946 次；李君如《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最高被引量达38 篇，下载量达 3221 次，还有一些学者刘金海、魏玉栋等的引用量和下载次数紧随其后，这些学者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学术贡献度高于其他学者，仅仅有3位学者的文献被引量高于100篇，表明更多的学者需要提升学术影响力以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三）研究机构分析

发文作者和发文机构呈双向关联，发文机构的专业性和知名度越高，则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的概率越高，而发文作者依托研究机构发表学术文章从侧面证明研究机构对学者的学术支持度和重视程度，因此分析发文机构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是反映其科研实力的客观指标，并且能够提示是否存在多学科与多中心之间的合作，对学术研究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

通过CiteSpace绘制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见图3），共形成了295个节点，87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 0.002。根据统计最高产发文量为206篇，用普赖斯公式得出核心机构的最低发文量为10篇，因此研究机构发文量（见表3）所列机构皆是党史研究核心机构，尤其是序号为前十的研究机构发文量都在20篇以上。

从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来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发文数量最多（206篇），遥遥领先于其他研究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共党史研究成果斐然，最为突出。位居第二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82篇），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发文量都在30—50篇之间。从研究机构类别和专业来看，党史研究部门和高等院校成为大多数研究成果产出的绝对力量，主要集中于高校历史系，中共党史系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与中共党史的专业定位和研究方向有关。从机构位置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呈现显著的地域集聚性特征，特别是北京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产出的中心城市；仅有的一个也位于上海地区（华东师范大学），这可能与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和上海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密切相关，同时两个城市作为国内“超大城市”，会吸引一批相当数量的党史研究人才，因此研究人员密度相对较高，其次，两地丰富的红色资源也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便利，两地的中共党史研究力量也因此远超国内其他地区。总体而言，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内的研究机构是专门性研究机构和高校，除了专门性研究机构之间因处于同一地域范围内有较为稀疏的合作网络，高校多以单个节点的形式存在，跨区域和跨单位的学术合作较少。

二、中共党史研究热点分析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研究热点就是指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出现数量较多并有一定联系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研究问题” [14]，因此我们依据“Frequency（频次）”2和“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3两项重要指标共同选取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以探索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方向。

据中共党史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4）可知，有365个节点，588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86。节点和字号与词频正相关，连线粗细表示两个关键词间的关系密切程度。整个图谱连线紧密，这说明近十年我国中共党史研究的主题比较集中，主题间关键词的联系度较高。

根据表4可知，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毛泽东（66次）、共产国际（36次）、国民党（23次）、中共（23次）、五四运动（21次）。其中 “毛泽东”是近十年中共党史研究最高频次关键词，达到66次。不难看出中共党史学界对于毛泽东思想及其相关重要论述等研究热度不减。中介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有毛泽东（0.26）、党中央（0.09）、国民党（0.08）共产国际（0.07）抗日战争（0.05）。一般认为，中介中心性大于0.1的关键词在该领域中影响力越大。其中，关键词“毛泽东”中介中心性最高（0.26），说明其在中共党史研究网络中的中介作用最强，是连接其他节点的最重要的纽带。“党中央、国民党、共产国际、抗日战争”的中介作用次之，意味着这些关键词在整个关系网络中发挥着一些联络作用，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热点。上述两项指标中均有出现的关键词同时拥有高频和高中介中心性的特征，因此可以被视作中共党史近十年的热点主题。关键词“研究者”“研究述评”虽然出现频次和中介中心性较高，在查看关键词“Node Details（节点信息）” 后发现范围过于广泛且指向性不明显，不选取二者作为主要热点主题。最终确定如下关键词： 毛泽东、共产国际、国民党、中共、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并以此绘制了2012—2022年中共党史关键词的频次——中介中心性的散点图（见图5）。

根据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出，学界内主要围绕三大研究视域党内主要领导人重要思想和论述的研究；党史内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研究；创新党史研究方法论和研究视角的研究。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6）各个聚类中关键词的数量情况，关键词越多，则表示聚类领域重要程度越高；同时各个关键词在时间轴上的跨度可以显示一个特定聚类的兴起，繁荣以及衰落过程的时间特征（见图7）。图中以“#”标示为代表性聚类词，其周围的点代表以该词为关键的节点，节点越多代表该聚类研究热度越高。

衡量关键词聚类科学化水平的主要数据指标是模块值（Q值）和平均轮廓值（S值），Q值和S值分别对应聚类划分水平和同质程度，聚类结果是否可信的标准是Q≥0.3，S≥0.5，绘制的科学图谱中Slice Length=1，N=365，E=568，Density=0.0086，Q=0.6297，S=0.864，均远远高于上述标准，因此关键词聚类的效果和结果具备高可信程度。从图6可以看到列出了10个聚类：#0抗日战争、#1研究者、#2李大钊、#3毛泽东、#4党史工作、#5革命史、#6党中央、#7国共合作、#8中苏关系、#9知青运动。

由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结果可知，近几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热门领域有：一是对党内重要领导人思想的研究和阐述。涉及的关键词聚类有“毛泽东”“李大钊”，聚类“党中央”下的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邓小平”等。研究党内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思想对于面对国内外百年未有变局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对中共党史人物思想理论研究从未停止，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二是对党史重大事件的挖掘和解读。该研究方向旨在挖掘中共在各个历史阶段所承担的角色，分析其背后的历史作用并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以此更好地指导实践。如“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知青运动”等聚类结果。三是对党史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改进和创新。聚类“党史工作”“革命史”则显示了党史研究的重要特征，革命史的概念在十八大以前就已经提出，十八大以后开始被学者们关注并深入研究，研究革命史的前提要将研究史实和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结合，创新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去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