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中国特色政党关系的生成与发展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下，中国人民走过了漫长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历程，逐步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关系。中国特色政党关系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际，在党和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形成是理论、历史与实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新时代下，面对市场经济发展、法治化完善、党的自身建设等发展新要求，中国特色政党关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探析中国特色政党关系的生成与发展逻辑，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关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党关系;生成;发展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1—0067—06

[作者简介]张延丽，女，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党政治。

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执政与参政，通力合作、互相监督，以协商合作为主导的中国特色亲密友党关系。尽管与其他民主党派在阶级基础、政党纲领、发展历史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它们却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组织原则、活动准则，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    中国特色政党关系能够广泛、真实、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下，继续坚持与完善协商合作型政党关系，是发展新型政党制度的应有之义，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

一、中国特色政党关系生成之因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历程中的历史教训与经验总结，有着深厚的理论、历史与实践渊源，是扎根中国大地，适合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

（一）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其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中国特色政党关系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主张无产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进步党派在革命和政权中建立合作关系。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一大之后就逐步意识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性，积极寻求与群众以及各党派的合作。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提议就明确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任务、策略原则与政策方法，建议联合国民党等革命团体。1923年党的三大正式确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可见，积极寻求同进步党派的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就具有的理念。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政党关系中必须坚持领导地位。诞生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曾由于放弃革命领导权而在反革命政变中丧失反制手段，处于被动地位。随着革命斗争经验的积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加趋于理性与科学。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开展与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人民群众合作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对于领导权的掌握。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以至后期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国共产党都不曾放弃领导权，始终牢牢掌握自身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的主动性。

（二）历史借鉴：挫折教训的经验总结

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双方都曾有过独立抗争的尝试与设想，但基本以遭受重大挫折而告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历史上的种种教训促使双方意识到寻找同盟者，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挫折。受共产国际片面理论以及“唯成分论”影响，中国共产党曾为保持自身纯洁性，强调以工人群体为主要发展对象，以工人运动为主要活动形式。在此背景下召开的党的一大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2]，以此确保党员成分的“唯一性”。受这一观念影响，中国共产党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组织了多次工人运动，试图以单纯罢工抗争形式来对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但大多以失败告终。这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及共产党孤身作战的封闭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逐步体会到要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民主革命运动，仅靠工人阶级单方面力量是不够的，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不断扩大革命队伍。

第二，民主党派第三条道路设想的幻灭。受国内国际形势影响，各民主党派起初既不相信国民党，也畏惧共产党。所以各民主党派最初设想的是不同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三条路线。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畸形社会，在这种环境下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资产阶级必然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就如同毛泽东描述的那样，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3]受自身局限性以及国内外形势多重影响，民主党派第三条道路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李公朴、闻一多等大批民主人士被迫害致死，民主党派被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宣布为“非法团体”，在夹缝中求生存。抗战时期一系列实践表明民主党派不可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遭受的挫折，民主党派第三条道路设想的幻灭均表明孤军奋战不可能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共产党独身革命的艰难性与民主党派领导革命的不现实性为双方合作奠定了基础。

（三）实践总结：团结合作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他们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团结合作，共同抵御敌人，在新中国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的顺利发展证明了双方合作的正确性与有效性，这是理论与现实、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第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有效性。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工人运动的多次失败后充分意识到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开启了第一次合作，成功进行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时期，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包围，中国共产党积极寻求与各阶级、各党派的合作。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民族矛盾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同时帮助受压迫的各民主党派脱离困境，团结全国人民，有效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所有爱国人士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得到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响应，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派关系搭建了平台和载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协”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组织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重视。从民国初期多党竞争型政党关系的失败到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破产，这都充分说明了不论是学习资本主义政党模式，还是搞一党独大都不符合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历史教训为鉴，走上了一条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协商合作之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指出：“一切有意愿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商量工作的态度。”[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表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5]同时，毛泽东在这一讲话中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规范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为多党合作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多党合作思想，将“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更加规范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同时，邓小平还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关系进行了更加科学的概括，指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6]胡锦涛第一次把“政党关系”列为我国社会政治领域的五大关系之一，强调了多党合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新时代下，习近平反复强调发展协商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更加规范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建设与发展。可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之中，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正确的选择。

二、中国特色政党关系面临之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政治秩序、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遭受着未曾面对的挑战。21世纪的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形势与中国实际的发展变化给中国特色政党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带来新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强调要放开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新变化，要求政党关系对此作出适应性发展与调整。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引入为中国注入了活力，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建设逐步走上正轨。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内涌现出许多新兴职业，这使得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巩固与扩大民主党派以及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如何维护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社会共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协商合作型政党关系建设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寻找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建设的平衡点。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奉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会逐渐增加。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加上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最终都会在政治上有所投射。如何在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不压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活力，如何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不减弱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热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党关系面临的一大挑战。

（二）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提出新要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法治依法治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依法治国之“全面”，说明法治建设的范围之大，延伸到政党层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处理也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展开。就目前政党关系角度的法治化来看，仍存在诸多不足：第一，从合作的组织形式——政协来看，缺少法律强制性保障。政协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组织形式。但是，当下国家对于人民政协的规范大多都是一般性规范，通常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目前政协在履职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政协自身没有按制度办事、履职不规范、不讲程序……而恰恰是政协履职所指向的对象‘无法’按照规定的制度与程序办事，因为根本无法可依。”[7]这将导致政协在履职过程中无法可依，降低其对于政策主张的执行力，削弱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热情。第二，从政党关系本身来看，缺乏对协商合作型政党关系本身的规范与保障。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协商大多出现于中共中央、党代会的文件之上，仅停留在政策层面。缺少国家从法律条文上的具体界定，缺少法律上的规范与指导。第三，从政党自身来看，政党内部法治化建设亟需加强。要想以法治化规范政党关系，各政党自身也必须实现法治化。就目前中国共产党内部与各民主党派内部法治化来看，尚未达到全面依法治理。政党内部在法规内容完善、体系化建设、执行力度等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这必然会影响政党关系的法治化。